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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张宏良先生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提出了现在中国存在所谓中央集权、买办精英与民间左派这三种势力并存的观点，正像有人说，现在张先生终于将自己和以胡锦涛为首的当权派的“第一种势力”分开了，这种分开是形势所迫，还是张先生自我改变了认识的结果，这里暂且不提，我在这里首先只是想说，这里的这个所谓的三种势力并存的观点，完全是虚构的，它表明了像张先生及其这样的一些人在共产党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对现政权所作所为的失望，以及仍对其恋恋不舍若即若离的态度，而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正像我所说的那样，一切支持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所有制的文革左派、包括张先生这样一些人在内，有着共同的自己的政治派别的局限性。
首先，张先生在过去的那么长时间里，即不提这个根本制度的要害问题，也始终不愿意想到党的总书记的问题，相反，而是尽一切可能回避有关这方面的考虑和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从而对一些实际所表现、暴露的尖锐问题和现象进行必要的质疑和指责。中共的总书记是一些什么人，并不是一个可以依靠写在纸上的共产党党章中写明的党性来保证的，相反，应该是由其本人实际行为来决定的，首先说中共的第三任总书记江泽民，此人是一个典型的留学苏联的亲苏派，在留学苏联期间曾被苏联克格勃组织裹挟加入其中，成为派往中国的间谍，在一上台初始就不仅把中国自清朝以来被沙俄占领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俄罗斯，是一个当代史上的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且其个人的精神健康也是有问题的，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或认为应该对一个因健康问题而个人行为存在一些问题的人给予任何歧视，但对于管理国家这样的具有重大责任和个人能力要求较高的问题来说，让一个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担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除非现在的有关这方面的医学规律全部改写，否则就只有鬼才能在那里依旧放心坐得下！可是，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恰恰就是左派们捧得最踏实的一个，丝毫没有对其行为有任何怀疑和哪怕给予一点最起码的审视态度，即使第四任总书记胡锦涛，实际上也好不了哪去，这个在共产中国首开在街上指挥武警挥舞大棒镇压维权群众的现任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也继续了江的卖国行径，不仅把中东路事件中被前苏联这个共产党国家侵占的黑瞎子岛割让给了俄国一大半，而且还为了自己的党国奥运风光的面子，尝试把钓鱼岛也让给日本，如果不是广大网民冒着触犯中共法律乃至被非法监禁的危险及时迅速地制止了这一行径，说不上现在的有关钓鱼岛主权方面的事务已经属于“那边”的事情了。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关这些问题也曾见过像张先生这样的左派做过一些事情，发表过一些观点，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联名向党提出罢免自己领导人的要求，左派们平时敢骂的，基本上也就是华、胡（耀邦）、赵这三人，而对另三位毛、江、胡（锦涛）则就讳莫如深了。事实上，就连张宏良等人万分崇敬的祖皇毛泽东也是如此，文革左派们常常赞赏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官员廉洁，实际上，这是和毛时代的社会贫穷的状况分不开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必然形成广大的中下级官员的普遍廉洁状况，而这种广大的中下级官员的普遍廉洁状况，又形成整个官僚阶级廉洁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这并不妨碍以毛为首的最高层官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那一次次的政治斗争，虽说有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原因和官僚之间的具体矛盾造成的结果，但是其中的草菅人命行为，又何尝不是最高官员们滥用职权的表现和结果呢？！今天的官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可以说是毛时代的高层官员恣意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直接向下层的推广，这本身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共产党特权制度保护下的官员特权随着这种经济上的进步而进一步发展的直接结果，和过去相比，只是现在的官员人人恣意腐败，人人得以随心所欲滥用职权而已。只是，左派们批评改革以后的官员腐败，但对始祖毛皇的个人所作所为及整个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却讳莫如深，这是一种公正和完整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吗？张先生们平时十分厌恶和痛恨作为当今世界主流观念的普世价值观，但是，对普世价值观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观念，张先生们自己却不会拿来应用，自己丝毫也不敢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置于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考虑问题，对待党的最高领导人，张先生们的做法也就是接受现成的党的高层所作的结论所决定的事实，其个人的能力和所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党说谁不正确谁就是不正确的，如果这些个人是按他们的政治对手邓小平的决定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则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实际上也就是只敢于谩骂那些受过党的纪律处分而下台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在职的或被党按现在的结论认为是正确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即使有了问题或者自己也像其他人一样明明看到了问题也只能束手无策，只能企盼着“党”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于很多实际问题，实际上也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党的总书记身上，而不管这个总书记在事实上或实际上究竟干了些什么，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于是对总书记就采取政治的或事实上盲视态度，在这一点上，张先生及其一类人不如黎阳先生，尽管黎阳这个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也和张宏良们别无二致，但是他总还是能想到以坏的想法来看待在职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并对一些现象进行尖锐的批评指责，而不是像张宏良们只知一味肯定，或进行蜻蜓点水式的就表不就里的对其不伤形象大雅的小议小论或者小谴小责，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有着起码的做人尊严的铮铮傲骨气概。尽管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我对于他的这种人品还是持肯定和欣赏态度的。可以说，中共之所以有今天，不仅在于有那些贪污腐化的权贵们的对社会民众的无尽掠夺、压榨和残酷镇压，也有张先生和类似张先生的这种人的以不触及其制度的要害本质为宗旨的“小骂”而在事实上帮其“大忙”的助长或掩护其贪腐的那些为其高层领导人乃至整个制度掩饰、遮羞所造就出来的结果，一个根本原因，是有着像张先生的这样一批人，将党的利益置于民众甚至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不惜以一切方式对民众进行欺骗宣传和对发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错误乃至根本罪行熟视无睹、从而在实际或事实上丧失或放弃自己对社会所应尽的责任的结果，这种做法，既无助于限制中共对社会民众的掠夺和镇压，也不能根本有效阻止中共统治的腐朽和没落，——相反，在这种对中共集权统治行纵容和姑息的社会环境状况下，这种危机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情。
由于中共长期实行的错误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对人民的暴敛，加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共自身终于自尝恶果，社会经济最终由于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打击而全面彻底崩溃，社会矛盾和人民抗暴斗争也日益发展，面对中共统治岌岌可危的状况，共产党统治集团极力挣扎，力图避免自己最终彻底覆亡的命运，同时，其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由于这种新的社会形势也发生重组和一些变化，作为文革左派的代表共产党传统所有制的残余势力自然也不例外，而以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参与到其中来，以便挽救即将到来的中共统治的最后崩溃命运，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也就迫使作为维护共产党政权中坚力量的文革左派张宏良等人不得不去先去暂时抛开一下过去的力挺毛泽东的做法，转而直接支持以胡锦涛为首的当权派势力，因此，张宏良先生及其周围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种势力论”，力图借此旗号将自己打扮成政治上的新生力量，从而挽回中共统治行将覆灭的命运，这本身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继续从事自己从前的挽救中共统治的那套做法的延续，可谓换汤不换药。这实际是张先生这样一些人看到共产党统治岌岌可危，同时也是出于部分的对现政权过去的所作所为失望，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独立”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种伪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出来加大自身力度继续维护共产党统治的一套新作法。将胡锦涛及其身边的中央高层官僚集团从整个权贵阶级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势力，这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有为其粉饰、阿谀、装潢和开脱罪责及继续为民众制造类似自己从前所制造的无数次被事实证明失败了的不负责任的幻想之嫌。中国社会的现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基本阶层或政治势力，一派就是共产党的官僚权贵集团，而另一派则是六·四以后发展壮大起来的体制外的民主派，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共产党体制内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不同的是，他们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民主改革，一方面又不愿触动或马上触动共产党的官僚特权的根本制度，幻想能以一种中共能够接受的方式改革现有制度的弊端，并通过和平的渐进方式逐步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所谓文化革命的残余势力——文革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只能算是勉强的，因为它不仅是这个制度本身的政治附庸，而且也没有什么民间力量或阶层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基础存在，因此可以把它作为理论上的政治势力看待，这使它既不同于权贵集团，也不同于民主派和自由的中间派，实际上官方的当权派也并不看好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所有的这些的理论和主张都会直接威胁到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就会出现所谓的中共当局能够容忍自由派的某些人去批评共产党甚至开列出结束共产党统治的时间表，却不能容忍左派对自己所做的一点建议的现象，套用马克思从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在个人既得利益和阶级长远利益的较量面前，这些当权的共产党官僚，也是同样没有经过片刻的犹豫就把自己变成了坚定的维护个人既得利益者。所以说实际上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制度或官方当权派把持的政权的政治弃儿，不过，从它的政治主张异于其它势力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把它作为现今中国的第四种势力，而至于他们所说的买办精英势力，则是共产党制度的特殊产物，或许说他们是官僚权贵阶级另一方面性质的体现更为恰当一些，这种性质源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身的乌托邦性质和由此带来的制度结构功能上的缺陷及由这种乌托邦性质而形成的专制的后果。
由于共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只是一种乌托邦制度，对于解决实际的国计民生问题是完全不可用的，不仅无法使其发挥出正常的制度的那种作用，而且也对社会本身的正常存在和发展也具有极大的破坏和限制作用，由于现实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要求的基础上又人为地加上了一系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因此，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发展造成诸多的麻烦和不必要的限制，从而限制乃至阻碍破坏社会经济文化的本来发展，造成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萎缩、不足和落后，另一方面，它的在此基础上（即乌托邦制度）形成的专制，也限制了科学文化的可能发展，因此，这一切，使它的对外的技术乃至资本的依赖成为绝对的必要，这是由于这种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使它的经济必然只能是依靠外来经济扶持的依赖技术、资本引进和产品出口的双重依赖型经济，从而也就成为依附于外国经济的严重缺乏自身独立性的买办型经济，即大量地引进和使用外来的资金和技术进行生产，而同时又大量地出口廉价商品为外国提供满足消费需要的这样一种经济，因此，在这种经济关系中，所谓的买办阶层或买办势力从而买办现象的存在也就是不可不避免的了，由于这种买办经济和这种制度存在这样紧密的依赖关系，因此，在它的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进行彻底清除的，换言之，它的存在必然这个制度的始终。因此，它不同于西方国家中的特别是演变后的俄罗斯的那种买办势力。
因此，中国现在的制度绝不是或绝不同于当今的俄罗斯的制度，反过来说，现在在俄罗斯所能实现的目标，在前苏联时期则是同样所实现不了的，这不仅是因为俄国本身现在有了一个经过一系列演化过程情况发生了不同于从前的某些变化，而且还有根本制度的问题。和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权贵阶级，是一个直接资产阶级化了的共产党制度下的特权阶级，即它们本身拥有个人的资本，而在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样的阶级只是在国家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才逐步形成的，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由于共产主义制度和观念的限制和对其发展的妨碍，形成的只是不完整的、乃至扭曲的发展形态，他们有资产者的财富，却无资产者的视野和魄力，他们的个人财富，首先不仅是依靠贪污受贿或不正当的官场、权钱交易甚至是直接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明火执仗的抢劫获得的，而且保护这些财富的方式，也是直接借助于国家官僚机构或各级政府的权力对社会的极端强化控制来实现的，一句话，就是依靠专制政府的特权对社会民众的镇压对这个阶级本身利益的保护来实现的，这使他们处于和社会民众的极端尖锐对立的地位上，一方面要不断地构筑强大的特权利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借助这种特权不断进行新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这种做法，既损害了社会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它和共产党政权的乌托邦性专制控制结合在一起，又妨碍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由于这种阶级自身和制度上的原因，使他们既没有维持和保障国内和平的能力，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具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般资产阶级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因而必然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软弱妥协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在承认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财产分配数量的不平均的自然分布状况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有产者阶级的过度发展，以使社会各阶层广大民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比较均衡地享有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同时，由于这种制度下的资产者从而国家经济，对外的依赖性不是很强的，因而具有比较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从而能够真正地起到有效地维持本国社会的和平和有能力保障对外关系上的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鉴于以上方面的原因，由于中共现在的制度和俄罗斯的制度根本不同，因此，在它的现在这一制度基础上谈论实现俄国式的目标，以为可以以俄国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那么，中共会不会想到主动以俄为“榜样”，在中国自己建立一个类似现在的俄国的那样的具有专制色彩的制度呢？根据我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同时也结合其他一些人士对这个同样问题的看法，认为中共在自己面临深重的制度危机而过去的应付镇压欺骗方法基本失效，本身实在走投无路而国内抗暴力量还未兴起到一定规模、不能作为有效的整体行动从而达到足以推翻自己的情况下，在一定的适合条件下（当然，现在的国外、国内形势已使这种长期打算的可能大大失去了），也可能自己想到走这条道路，这种条件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枝独大的局面尚未根本破坏，缺乏其他的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竞争者，因而民众方面也是除了依靠共产党的合法政权解决问题找不到别的出路的情况下才是最有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经济上没有遭到根本破坏，因而政权能够支撑和延续的客观物质条件方面还是具备的也才是可行的。但是，在保留中共的一党专制和乌托邦制度的前提下，对此前景所做的最好估计，中共在对外的国家力量和诉诸自己的要求方面也不会达到现在的俄国的水平，相反，在对内更加专制的同时，对外却会会更加软弱，甚至比现在更加像清朝，这是因为现今中共的高层黑幕实在太多，因而他们现在所想到的也只会是令自己如何平安度过自己晚年这段岁月，而不受到人民和社会的追究，因此，他们必将更加关心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并会进一步加大力度维持这种稳定的局面，这样做也只是为了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使制度尽可能地在时间上得到延长，因而不会把更多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虑或关心社会的如何发展和民生这些方面的问题上，更不会给民众自由以供其方便地揭露自己（当然，在职的和上一代的领导人在这段期间内都会将自己的子女前往国外，以供自己将来的可能的迫不得已的逃亡生活的需要和为自己子孙后代的生活安排退路），但是即使这样，仍不排除在将来实在顶不住的情况下，最后彻底扒去共产党专制的外衣，而换上另一种专制的面具进行统治，直至最后在社会民众的反抗和迫不得已的客观形势要求下，实现类似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止，我估计，如果这种打算成功的话，共产党会考虑再将自己的统治由他们的子女延续一两代人的时间，然后再以后通过政权的交替形式逐步实现或许诺一些可能的类似西方式的“民主化”措施，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让出或部分让出乃至最终取代共产党的现在这种绝对独裁的权力，而在此期间所完成的事情，是现在的中共高层的贪官污吏们及其子女“成功”（需加引号的成功）地躲过了社会民众对其所作的法律追究，继续到外国过着自己的优越生活，不用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其也是一种极其下流无耻的行径，不过，如果把它放在实际的社会现实当中，结合现实的各种实际社会因素和状况及这些状况和因素的可能的变化来看，它更像是中共高层那一小撮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最尽自己人意的梦寐，通往这条道路的前景看似不远，仿佛垂手可得，实际上却是像海市蜃楼那样，飘忽而不可至，事实上，由于现在形势的发展，这条道路已经被基本堵死，可以预料，在国内经济创面扩大，社会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如果再有一次大规模的民众反抗风暴的打击，中共的统治就可能被彻底打垮，从而其统治就可能走向最后覆亡的结局。所以，这种所谓的俄国式的普京执政前景，由中共自己来实行，不过是他们的为了自己家族利益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骗人伎俩，而且在实际上其本身目标即无法实现，最后也必将由于各种实际社会条件和状况的变化而落空。张宏良先生等一些人这个时候站出来，鼓吹这种观点，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绝对的空想，也是一种甘为专制集团以自己政治招牌做胡传魁式的那种“挡风墙”的愚己做法，因此，奉劝张先生以及一些人，不要再继续制造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梦想以蛊惑民众，误导国家、民众和社会的前程。即使一旦真的这种情况出现，对中国也绝不是好事，到那时，只要张先生等这样一些人还有一点起码的爱国之心，望着自己眼前的实际现实状况，必将令自己痛感悔之晚矣。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解决，只能是实现彻底的民主化，而不能也不会有其它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
另一方面，就国家本身来说，俄国不是中国，俄国的利益也不是中国的利益，把俄国的利益当作中国的利益，片面美化俄国的成功，并把俄国的成功当作中国本国成功一样专为其叫好，从而鼓吹和一厢情愿地以为中俄两国利益不分，这是重复那种在共产主义苏联时代国内的亲苏派把中国的国家利益置于服从和适应、满足俄国利益需要范围的之内的做法（亲苏派的统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要从江泽民一例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历史上还有王明、高岗这样的人，可以说，这种人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没有自己的民族观念，除了自己身上的肤色以外，一切都被苏联同化了），处处照搬俄国的方式，甚至又来一次什么以俄为师，是完全不正确的，也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误导，因而也是完全不允许的，也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