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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8月，48岁的郭文贵已经在海外漂泊半年多时间了。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第四次出国流亡。
根据财新记者的调查，郭文贵的第一次流亡在1999年前后。很多跟他有过接触的人说，那一次是为了躲债，他惟一的弟弟还被债主追杀砍死。但或许郭文贵还有更鲜为人知的理由。
第二次确实是为了躲债。2005年，郭文贵正处人生低谷，分别位于奥运村和亚运村区域的两个金光闪闪的地产项目因缺钱而濒临易手绝境。他花光了所有借款，在一位帮他筹钱的朋友被警方逮捕后，郭文贵选择逃离。好在第二年，郭文贵就开始了否极泰来的转折，一次至关重要的结盟让他从此无役不胜。
到了第三次出国避祸，就只是策略性的了。越多的胜利也意味着越多的敌人——包括昔日的朋友。2012年，敌人一起涌来，郭文贵暂避锋芒，之后大杀四方，将敌人送进了监狱和更漫长的流亡之路。
这一年年底的十八大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让郭文贵如鱼得水的昔日游戏规则。但即使身在海外，郭文贵并未收手，太多的胜利蒙蔽了郭文贵，也蒙蔽了他围猎的那些掌握国家安全和政法力量的盟友们。
2014年12月19日凌晨，七八名外省警察突袭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博雅国际酒店。与郭文贵反目成仇争夺方正证券的前北大方正CEO李友仓皇逃走。同为枭雄的李友反戈一击，在末路逃亡中写信举报。2015年1月7日，郭文贵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落马。
一个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不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结逼迫商业对手就范，为其失败的资本运作输血的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结交市委书记
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农家孩子出身，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个，郭文贵行七，只是初中毕业。据传其父早年曾“闯过关东”，后携妻子返乡，所以郭文贵也能讲一口东北话。
河南省会郑州是郭文贵起家之地，这里既是郭氏打通政商关系的演练场，也是郭文贵日后发迹的大本营。可能是为了凸显与郑州的特殊关系，郭文贵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此外，郭文贵还有香港身份和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获得证实的香港身份名为郭浩云。不过相关公司中的简历上显示，郭浩云（郭文贵）出生于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为黑龙江政府职员；1989年-1992年，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郑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
以此推算，郭文贵在20岁左右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到河南郑州进入商界。林药联营公司与大老板家具厂，均不必细考。郭文贵真正的起家，始于1993年9月，香港女商人夏平以香港爱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的名义，与郭文贵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达置业），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经过一系列安排，整个公司主要归属郭文贵，更由其掌控。
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背景，裕达置业成立第二年，就拿下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至1999年建成的裕达国贸大厦，紧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是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郭文贵也因此被河南政商两界认识。
结交权贵与郭文贵的早期创业相依相伴。早在1995年，裕达国贸大厦开工前后，时年27岁的郭文贵已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的座上宾。1999年大厦建成后，郭-王利益链也臻于完善——这年11月，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裕达置业，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被任命为公司董事。而香港兆泽的老板郭浩云，正是郭文贵香港身份证上的新名字。
王有杰认为郭文贵“讲义气、可以信任”，还曾通过儿子王锴，将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转移至裕达置业存放。据称，当时是因为王家发生了“盗窃案”。
2005年，已转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有杰被中央纪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王有杰的判决书显示，其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期间，与郑州多位房地产商交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揽工程、收购国有资产、征用土地、工程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不过，“积极配合调查”的郭文贵，并未在王有杰案中受到指控。
无米之炊
终究是财务上缺乏底气，裕达国贸大厦的建设对郭文贵并不容易。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远超这一预算，总投资达26亿元。裕达国贸大厦建成后，郭文贵并未结清各种债务。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超过14亿元。
仅工程款一项，就使郭文贵陷入诉讼泥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下称中建二局）于1995年承建裕达国贸大厦，1997年6月大厦完工，总造价为2.4612亿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达方面仅支付了8975万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达置业拖欠工程款纠纷起诉至河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裕达置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2002年8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裕达公司于终审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垫支的材料款等合计3129万元。
郭文贵的开发资金主要来自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在工程建设中，他还将楼层分层抵押换取贷款。他一度已经陷入债务危机，靠工行郑州分行给他发放新贷款救了一命。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曾累计以裕达国贸大厦66676.04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获取中国工商银行28笔贷款，合计5.88亿元，这一房产面积接近裕达国贸大厦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此外，郭文贵还进行民间借贷，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债主追债中身死。
事实上，郭文贵的第一桶金从何而来也并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郭文贵早期曾有6000万美元是截胡了菲律宾政府追缴的贪污高官赃款，此事一度东窗事发。“当时郭文贵跑到美国躲起来，都想把裕达大厦给卖了，还在纽约见了买家，但最后没有谈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不过这一说法无法获得证实。
摩根中心大翻转
2002年左右，郭文贵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在此之前，郭文贵已有踏足首都的铺垫。1998年，他就与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演员、山东同乡朱时茂合资成立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摩根投资）。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的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成立。
在郑州官司缠身的郭文贵，在京城再次展现了“拿地才能”。他控制的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拿到了朝阳区大屯乡的两个地块，分别开始建设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商业地产项目。
其中，摩根中心为朝阳区大屯乡的一块狭长地块，马路对面就是奥林匹克公园，距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仅180米，距2008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也仅有500米，处于黄金地段。在郭文贵入手之前，该地块曾经过了多次转让，甚至出现过“一地两卖”的纠纷，是北京开发商争夺的重点。
据2006年《商务周刊》杂志的报道，2002年，摩根投资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接盘该地块，并与北京市国土局分别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签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摩根投资获得该地块共需出资约3.6亿元，核算下来，每建筑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投资当时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让金，计5400万元，剩余85%的出让金须在180天内缴纳。
按照最初的规划，摩根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6730平方米，其规划的北京摩根中心A楼为高档办公楼，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地上39层，是北京亚奥区域的最高建筑；B楼为19层超五星级酒店，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内设200余套豪华客房及总统套房；C楼为三幢高19层的公寓，定位为176套顶级公寓，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建设过程很不顺利。2003年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之后，摩根中心的白色长条造型和3倍于“水立方”的体量被认为“十分刺眼”。北京市规委提出修改设计规划，摩根投资多次修改方案后才得以通过。
但设计更改后，原建筑面积在42.67万平方米的基础上缩减了1万平方米。摩根投资据此向国土局要求降低大约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却未获答复。此事随后被搁置。
资金并不丰厚的摩根投资，与建筑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团也争执不断，致使工程开工不久，即于2003年11月一度停工。这个“北京第一烂尾楼”，更引来多方觊觎。
2004年， 国土资源部下发有关“停止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规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的协议出让问题处理完毕，从当年8月31日起，将收回开发企业手中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史称“831大限”。文件颁布后，摩根投资先后派人、发函与北京市国土局协商，愿意按照原来合同交纳全部土地出让金。这一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摩根投资与施工单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纠纷。
一年后的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以未在约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价款为由，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此时，摩根中心项目的公寓和酒店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资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此案被舆论称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摩根投资最终败诉。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国土局联手其他部门，亦取消摩根中心的立项、规划、建设和施工等许可证，摩根投资失去了对摩根中心的开发权。
据称，期间摩根投资为挽回局面曾多方努力，郭文贵也找到当时主管城市规划、土地审批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刘志华态度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信息显示，招标底价为9.91亿元，包括地价和地上建筑价值。最终，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将其收入囊中，并更名为“辉煌中心”。
但仅半个月后，风云突变。2006年6月9日，刘志华被中央纪委“双规”。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在首都机场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不久，北京奥运工程副总指挥金焱也被“双规”。
人们很快得知，刘志华落马是摩根投资被逼到墙角后导演的一幕复仇剧。郭文贵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及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扳倒”这位主抓“一号工程”奥运会建设的副市长的，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
尽管属于“自卫反击”，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见识了郭文贵一剑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刘志华被偷拍，即为郭文贵动用特殊手段所为。这盘录像带经由相关部门特殊渠道，直接递进中南海，高层领导震怒，当天晚上即召开会议，责成中央纪委火速查办刘志华。调查结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标，实际在刘志华的操纵下，变成刘的一名情妇借首创集团旗号对摩根中心项目的豪夺。
事态再度逆转。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将摩根中心地块再次收回的决定，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组成的投标联盟放弃摩根中心地块。随后，郭文贵以3.6亿元原价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权，仅补缴了85%的土地出让金。
收复失地
2006年摩根中心的失而复得，显然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郭文贵在商场上气势凌厉，继续令人吃惊地收复失地。
其中之一就是金泉广场。金泉广场是郭文贵与摩根中心同步操作的另一个北京项目。郭文贵早在2002年1月8日就获得了该地块，项目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周边商业氛围尚未形成，商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也导致计划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写字楼、公寓无力开发。2004年底，整个工程处于停滞。
2005年秋，已经因摩根项目不堪重负的郭文贵，决定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引进央企保利集团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北京保利）。当年10月，就在北京国土局宣布收回摩根项目的阴影下，摩根投资与北京保利签订协议，由后者入主金泉广场。
按协议，北京保利为郭文贵提供8亿元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金泉广场的后续开发，3亿元提供给摩根投资。作为交换，郭文贵将自己控制的政泉置业两家股东所持合计80%政泉置业股权转让给北京保利，并承诺北京保利可从金泉项目销售中获得不低于27%的回报。
北京保利入主金泉广场之后的2006年4月，项目开始预售，价格大涨，且销售相当顺利。然而，郭文贵后悔了。在当年摩根中心凯旋之后，他也向北京保利提出回购金泉广场项目。这当然遭到了拒绝。2007年5月10日，郭文贵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保利，要求回购其持有的政泉置业80%股权，诉讼标金额为4000万元。
此后的内情无从知晓，但郭文贵与北京保利的纠纷以和解结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广场项目，在政泉置业的股权也如约退回原股东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北京保利对政泉置业的8亿元投资款及相应收益合计人民币13.71亿元，由郭文贵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投资）承担，盘古投资以其拥有的盘古大观（即原摩根中心）A座写字楼整栋房产预售给北京保利进行抵付。
此时的郭文贵已经不仅能在北京妙手翻盘，在河南，他也获得机会轻松处置当年欠下的巨债隐患。
2005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余额。其中裕达置业的28笔贷款共计6.01亿元的债务本息（含5.88亿元的贷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作为“可疑类资产”剥离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发布公告，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裕达置业债权本息合计7.17亿元，以2.7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但无人问津。
郭文贵最终还是保住了自己的资产。若干年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和敌人曲龙，在一份致有关部门的狱中揭发材料中，曾提及郭文贵如何逃废这笔债务：“后经过领导批示，转为不良资产，郭文贵以1亿元的价格，从资产公司回购债权。”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认识郭文贵的人士均曾听他谈及此事，但未能联系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核实。
对郭文贵来说，2006年确实是一个转运年。在那之前，和中国大地上遍布的官商勾结故事一样，郭文贵在郑州与当时的市委书记王有杰关系密切，但还没有让他达到无往不胜的程度；作为一个外乡人，郭文贵在北京拿到了两个地处黄金地段的开发项目，却难逃“怀璧其罪”的劫数。但之后的郭文贵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他不仅在摩根中心事件中显示了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也逐步认识了一些新的“贵人”，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关系，其中就包括2006年升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马建。
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正是从2006年打开。郭文贵裹挟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介入财富争夺。
华泰争夺战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登堂入室，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利用强力国家机器“借刀杀人”的场景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 ）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集团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权和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三季度，股市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之中。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2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询问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表感谢，同意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股票套现加现金资产约4亿元，还有一些其他债权和固定资产；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合伙人反目
不过，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此事件后来经历了更多的曲折，郭文贵与多年的商业伙伴曲龙反目成仇。
据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账上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这套安排中的两人，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曲龙，与郭文贵曾经“不分彼此的兄弟”。
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前后，郭文贵到国外避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欠下曲龙巨额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待曲龙取保后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以后均分公司利润，因此合作继续了下去”。
郭文贵在2006年6月扳倒刘志华后，自觉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便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的归属，或是二人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不过，直至2009年12月，曲龙的中垠公司还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据此可推知两人决裂当在此后的2010年。这一年，曲龙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轿车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曲龙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对手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大利亚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事后看，这只是郭文贵的避其锋芒之策。他与马建建立的联盟已经围猎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以至于郭文贵可以身在国外，遥控指挥对敌人的剿杀。
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向财新记者讲述了他的调查所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到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又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案件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赵云安被再次抓获时，正在河北保定服刑的曲龙也通过司法途径押解至河南。但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有高层赶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将其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就谢建升一案询问焦作市公安局，该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目前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拿下民族证券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现金流更为充裕的金融机构。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业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这一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的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后来，身陷囹圄的曲龙曾再度写出举报信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曲龙在这一举报信中还表示，他向安全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之后，“郭文贵却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这一不合常规的情况，令我极端震惊。”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财新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称郭文贵的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致命的合并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制了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但民族证券仍属业内小券商，现金流有限。政泉的债务危机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舒缓，尽管曾开出了高达约25%的投资回报率，并提供地产项目的抵押，却少有金融机构敢与之合作。
2013年春，急需盘活资产的郭文贵与同由河南起家的李友决定，开展另一单更为重大的资本运作：将民族证券与李友执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证券（ 601901.SH ）合并。
2014年7月21日，合并方案获得证监会批准，8月初合并正式完成，合并后的方正证券第一大股东北大方正只有30%的股权，第二大股东政泉控股占股21.86%，以2014年12月方正证券的股价估计，郭文贵的持股市值达到200亿元。
李友上世纪90年代曾经在河南省审计部门工作，彼时即与在河南做地产项目并屡屡拖欠银行贷款的郭文贵相识，并曾替郭介绍过工行的关系，也因此觉得自己与“只会盖房子的郭老七”不乏交情。两人几乎同时到北京发展，李友完成了从资本高手到成功企业家的蜕变，郭文贵则因刘志华等案，在商界人人敬而远之，惯以特殊身份与背景恐吓对手或利益相争的合作伙伴 ，动辄翻脸，动用“手段”达到目的。精明的李友选择与郭文贵合作，原本就是各有所图，同床异梦，详情则需等李友、马建案情公布才能捋清。
一位与郭文贵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在重组民族证券过程中，郭文贵与李友一度好得蜜里调油，郭文贵将马建介绍给李友，三个人常常聚会。2013年5月，郭文贵无钱增资民族证券，通过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东亚信托融资，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增资，抵押物是郭文贵政泉控股的地产项目及民族证券股权。2013年10月，方正东亚信托向上海银行北京分行转让了这笔49亿元、利率13%、为期两年的债权。
此外，政泉控股还在平安信托、中诚信托各有25亿元的债务，而信托公司背后又是一些商业银行。根据方正集团向北大校方汇报的情况，政泉控股在方正的债务是80亿元，实际抵押给方正集团的资产加股票约250亿元。
两家证券公司在法律上合并完成后，政泉控股即提出要在方正证券董事会中占据5席，并要求六大部门中的三个总经理职位，方正方面一口回绝：“四个董事席位可以给你，经营权就别想了。”遭到回绝的政泉控股此时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股票和资产基本都被抵押给了方正，还失去了对昔日钱袋子民族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翻脸，对李友说：“这是你下套让我钻。”
此后双方决裂，开始陷入由暗到明的口水仗乃至公开举报，政泉方面曾提出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被质押的部分股票和资产，但方正集团不配合。对于郭文贵和李友的合作，一位知情人的评价是：“刺猬和刺猬怎么可能交朋友？”早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重组前，有熟悉郭文贵的人士断言，郭文贵肯定会把李友赶走并控制公司，“李友根本不是郭文贵的对手”。
但李友并未束手就擒。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2014年12月19日凌晨逃离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带走期间，李友曾给有关部门写信，举报郭文贵和马建。“李友把钱直接打到马建家人的账户上，证据确凿。马建被查之后，他家人也有被带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报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的消息。消息人士称，马建最迟在1月7日就被带走。
财新记者获悉，继马建之后，其弟弟马龙、前任秘书亦被调查，马龙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别墅，6名情妇和两个私生子，其中两名情妇亦为安全系统官员。在马建落马前后，安全部还有至少两名局级干部被带走。据称，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亲自掌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授权。在郭文贵、马建的内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的利器。该处有多名干部遭到调查。
魔鬼盟约
郭文贵所围猎的官员中，包括一些“与安全部门有关系”的特殊人员，这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为其商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
有举报称，郭文贵长期以来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达国贸酒店、北京盘古七星酒店接触领导官员，利用酒店内的高档娱乐设施、奢侈品和色情从业者进行拉拢腐蚀，并用隐秘的音像设备摄录领导干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挟。
郭文贵喜欢四合院，经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四合院，装修豪华，石材专门从意大利进口。一份评估资料显示，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2010年时的评估价值为7亿元。院子平时戒备森严，有20多个保镖，出入车辆都是防弹车。郭文贵在此招待高层级的显贵。
很多人还被他请去参观盘古大观顶层的空中四合院。盘古大观公寓、酒店和商业三座楼的顶部，都加建了两层坡屋顶复合式四合院，共12组。
北京市规划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些四合院是未经规划许可而擅自修建的违章建筑，共增加违法建筑面积11297.62平方米，但经事后“运作”，也未让拆除。坊间传言，多位与郭文贵熟悉的领导、商人在盘古大观拥有可鸟瞰奥运村的空中四合院。据悉，某官员的女婿、一位投资界的知名人士就买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过户。
多位接近郭文贵的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郭文贵总是笑脸迎人，但城府太深，乍见之下往往给人留下友善的好印象，下手却十分老辣无情。
“圆脸、大耳朵，很有佛相，也经常对人说自己信佛，还说会气功。”一位与郭文贵有过商业合作的“老江湖”称，“但他说的话不可信，连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编出不同的地方来。”
“老江湖”的说法还包括：郭文贵经常给人偷录，所以也防范别人偷录自己；很少离开自己的盘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参加公开活动，也提前通知不允许拍照，加之搞定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大佬，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极少能搜索到他的信息，更难找到他的照片。
郭文贵不是不知道“魔鬼盟约”的险恶。在2006年“初尝禁果”反败为胜后，一位记者曾经采访过郭文贵，郭文贵称，自己去中纪委，兜里随时揣着准备自杀的毒药。当时他曾慨叹：“做记者还可以凭良心，商人就像坐台小姐。永远不要经商。”
但他自己已经走得越来越远。
如果从河南裕达国贸大厦算起，郭文贵在20年间构建了数百亿元的庞大资产，虽然这些资产缺乏流动性和足够的现金收益。他在2014年的胡润百富中国富豪榜中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58亿元身家）飙升至第74位。
目前，郭文贵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这会是他最后一次流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