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战争已经根本改变全球化及21世纪历史走向
目前，人类正在经历大瘟疫的浩劫与俄乌战争带来的严重的国际冲击。这两个事件以及结果，势必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态势，并且影响到21世纪人类历史运动的方向。
回顾20世纪百年，国际格局同样由一系列大事件造成。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再到1937—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主导了20世界上半叶的人类命运。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造就的国际机制下，基本维持了70多年世界范围的和平大局。可以说，自1945—2020年75年的国际形势，是人类在二战后设计的国际框架下的一个难能稳定的大格局中的发展与进步时期。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发生在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为人类带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共享的全球化。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一小步。可以预见，到21世纪末页，人类社会必将建立在崭新的能源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能源取之不尽的阳光为核心要素，产业技术以更高的科技形态而体现。
同时，联合国体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相应的主导功能。应该说，联合国体系的创建，是20世纪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治理观念与实践方面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22年里，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大事件同时发生在美国，并且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现在，全人类正在经历2019年底开始蔓延的“新冠肺炎”与进行中的俄乌战争的冲击，这一系列事件共同影响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并且昭示着21世纪的未来命运。
目前，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一个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公共问题仍然是防疫。
可以说，大瘟疫对中国与世界格局以及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不亚于一场世界战争。尤其是，大瘟疫对于世界经济具有全面程度的杀伤力，其影响范围涉及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而言，大瘟疫直接社会结果是经济的大萎缩、大萧条与大停滞。美国与欧盟仍然是国际上最重要与最具有实力的经济共同体。可以预见，当瘟疫与战争过后，必将仍然充当世界经济的最核心的引擎与动力。
在中国，大瘟疫爆发后自2019年春节期间武汉封城至现在，疫情在客观上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其严重的内伤。这种内伤甚至是要比伤筋动骨式的外在损失更加严重。大瘟疫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并且导致一种断崖式的“硬着陆”的局面。这是中国大陆经济自1980年代以来经历的最为艰困的关头，包括大量失业劳动力、产业链的断裂、消费萎缩与供应不畅，等等。
中国经济问题与困境必然向政治领域传导。所以，另外一个并发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大瘟疫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带来严重而普遍的冲击，并且成为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的诱因和先导。一方面，大瘟疫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具有毁灭性、整体性和长久性；另一方面，防疫政策本身的诸多问题不仅对治疗疾病无意，而且严重危机到社会稳定。
中国大陆的防疫现状再次说明：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基层自治体制。良好的基层自治不仅对于社会的文明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增强全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的一个关键点。
地方自治的思想与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时期被孙中山先生在理论上系统的阐述过。1916年8月孙中山在杭州省议会讲演时称：“若地方自治已发达，则政治即可完善，而国家即可巩固。”孙中山主张以县作为最基本的自治单位，《建国大纲》中也规定“县为自治的单位”。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县自治说是孙中山地方自治说的一个突破。他主张必须强调县的地位，以县为自治单位，县长民选，县民意机关制定地方法规。在一省内，县自治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省亦可自定宪法，但不能与国宪相抵触。孙中山认为以一县为自治单位的原因在于“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有知津涯”。他认为从与民众利益的关切度，从实施的可行性来看，县自治也是最适当的。
本来，中国大陆面临着“经济中心”政策施行40年后的一场最关键的转折关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同时，也在国际上遭受来自美国的关税与贸易制裁，许许多多的重要的国内和国外力量的挤压，使得中国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大陆亟需崭新的政治思维、发展战略与行动方案。
至此，俄乌战争已经进行40多天。俄乌战争如果继续升级，有可能演变成为21世纪一场世界大战，既包括美欧各国直接参与其中的战争。如果美欧参战，会直接导致一场核武为主要进攻武器的战争。这是目前尚无法预估全人类的生命损失的战争。而核战之后的地球生态，更是无法想象和形容。
俄罗斯国内如果没有迫使普京下台的政治力量，战争则无法终止，因此，俄乌战争势必转化为一场历时数年的战争。即使在俄罗斯军队退出乌克兰之后，两国之间的零星战争仍将持续存在。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各国便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与武器支援，并且，使用最先进的武器迅速把乌克兰武装起来。美国和北约虽然没有派士兵直接参战，然而，直接支援乌克兰和从经济上严厉制裁俄罗斯，对于是另一种形式的参战。美国不仅向乌克兰提供空中防御系统、海岸防御系统、远程火炮等重型武器，而且，美国的先进的科技企业保证了战争中乌克兰的通讯系统的正常使用。
正是因为美国与北约集团对于乌克兰的直接的军事武器支援，因此，俄乌战争极有可能引发以美欧为一方与俄中为一方国际力量的全面战争。
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是俄乌战争在不引发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结束，那么，未来10—20年的世界格局，将主要集中并且表现在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民主政体国家与因各种复杂的现实利益（包括意识形态的属性）为一方的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家的直接经济、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二是，如果俄乌战争由于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参与而爆发世界大战，那么，战争应该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结束，由此，俄罗斯的国家形态将会经历巨大的改变，甚至于传统意义上的俄国是否存在都有可能经受考验，同时，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必将得到实质性的转型，中华民国（台湾的政治范式）必将充当21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主导形态。当然，中国大陆即使以台湾为榜样，也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艰难的重建过程，至少需要20年左右。
战争的结果应该是：在美欧主导下，设计一种拥有超越国家主权性质的“世界政府”体制。职能主要如下：1、统一管理现有的分散的主权国家管辖下的核武器；2、全球性的防御与抗击自然灾害；3、对于世界性的环境治理与各种人道灾难的管理。世界政府的职能应该集中在上述三个基本的方面。
无论从长远的观点，还是战争结束的事实结果判断，俄罗斯从战争发动的那一刻起便已经失败。
显然，核能与核武都具有双面性。核电厂的危害，在俄乌战争过程中再次显露出来。在21世纪，人类能够自由地把阳光转化为动力和能源的时代，到21世纪末页终会实现。
起自19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技术主导的全球化态势，经历大致40年的过程。现在看，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信息共享的技术虽然极大的改善了人类各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并没有成为改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决定因素。俄乌战争再次证明，当某个主权国家尤其的一个大国，如果在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方面不具备人类文明的实质要求的情况下，便会试图采取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战争仍然是人类不能避免的一个具体问题。
在大瘟疫和战争结束后，人类必将在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重新探寻和思索，人类的精神必将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挣脱出来，最大的可能是：人类精神回归到佛教和基督教的最美好的追求上来。从而人类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充当实证宗教揭示的基本原理的手段和途径，并且，人类的科学也会得到一场巨大的升华。尤其是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把人类社会建筑在崭新的能源基础至上。
在大瘟疫和俄乌战争结束后的未来10年至20年里，国际格局与世界治理机制将面临一场较之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巨变和再造。包括联合国体系的一系列重大改变、国家阵营的明确的划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变、产业技术的关键性升级以及供应链的重组等等，都是直接影响21世纪未来走向的实质性因素。
对于全人类，最重要的尽快终结大瘟疫的蔓延与终止俄乌战争战争，回归到正常的劳动、创造、发明的轨道上。
徐国进
2022年4月9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