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论习近平与习近平时代
目录
1、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
2、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一至之十）
3、习习清风待近平
4、论习近平时代及其历史地位
5、论习近平的危难处境以及化解的途径和方法
6、论习近平时代的未来
7、习近平时代与共产党的方向
8、习近平三年执政纵横谈
9、 习近平与马英九——哥俩好
10、论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主题与政策导向
11、论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12、习近平——站在制定正确政策与开辟伟大时代之间
13、论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形成与现实考验
14、再论习近平时代与中国出路
15、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习近平的抉择
16、习近平的突破口与习近平时代的成型
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此刻，中国大陆社会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处，前面要么是坦途，要么是悬崖。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抉择能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成熟后，中华民族已经契合于全球化的人类文明洪流，进行了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能够站在邓小平肩头并且超越邓小平的政治领袖。
在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辛亥革命、国共内战、改革开放三次重大的社会转折。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走到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大陆社会必须进行并且实现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升华。而且，这次转折的意义、复杂性和难度不亚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重大转折。
只有充分把握全球化的实质，以及全球化的国际局面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联系，才能够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找到正确的方法、开辟崭新的途径。习近平主席应该成为一个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的民族领袖，这需要如下的三个条件：一是他的个人勇气、信念和目标；二是拥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团队；三是综合性的社会因素和趋势。习近平主席成就伟大政治领袖所需要的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他选择正确的行动即可。
中国社会的现实形势已经不容许我们继续迷失在盲目而愚昧的政治纷争中，也不容中华民族继续迷失和徘徊在低级的权力争斗中。
总体上说，中华民族仍然是一个十分容易被公权力所引导的民族。只要我们的社会具备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的带领、引导和推动，中华民族就很容易持续地走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需要牢牢抓住并且做好如下三项工作：
一、在价值体系方面，发动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
1、为全社会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这是社会文明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社会文明运动的目的是树立全民族的以文明委核心理念的价值观，从而矫正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价值观。
进行一场覆盖全国的社会文明教育和普及运动，是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3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提升全民族文明程度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以及更长远未来发展之路的需要。
2、通过社会文明运动，推进中华民族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历史上，我们这个以汉族人口为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在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和不完整性，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并且通过著作翻译、教育交流和科技成果的引进，从西方引入了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一系列优秀的社会价值。
可以肯定，21世纪的三大科学领域是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中华民族只有在这三大科学领域方面有所突破，才有可能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属于本民族的独立贡献。
因此，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是21世纪目前进行社会文明运动的第二个主要内容。
3、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文明发展时代。这是进行社会文明运动的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在目前关头，中国大陆社会在理论上的一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是：必须对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全面而正确的总结。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跨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改革开放时期是开辟中华民族全新文明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 的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为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需要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一方面，必须对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全面而客观的历史习性总结，这需要申明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质以及影响；另一方面，必须懂得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发展方向、前进步骤和正确方法，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赢得一种美好的未来。
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结束。
二、在制度体系方面，进行一场旨在社会幸福为目的的公平制度发明。
从21世纪的现在开始，中国大陆社会必须进行一场自觉地设计和确立公平制度的工作。并且在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创新整个国家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20世纪政党政治制度、政府职能、司法制度等一系列关键性的制度建设方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设计与发展。这就要求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同时对于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和自身政党的历史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放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念。
中国大陆社会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具体任务如下：1、重新设计和分配全国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政协四大机关的职能。2、有序推进和完善基层选举，从而以此确立起适合中国大陆社会的选举制度框架。选举必须成为中国一切政治活动的起点。3、依靠宪法，划定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等国家机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责任。4、建立公平的政党制度，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各个政党，放置在是法律中的平等的政治活动主体的地位。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政党法》。中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基础必须重新构建。5、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合理的、正确的、快速的解决民生问题。
21世纪中国必须走自己独创的人类政治文明之路。21世纪初的公平制度建设是整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然后，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科学技能都将得到最迅速的提高和改善，再造文明中国的理想即可实现。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在现行的国家体制内进行一次平稳的职能转型和制度框架的调整，是代价最小的转型渠道。中国大陆社会政治进步的参照物不是前苏联，而是台湾。
三、在产业体系方面，为中国大陆社会制定完备的21世纪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1、 企业制度的再整合与修正。
21世纪中国必将是一个属于企业家的世纪。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严重缺乏企业精神的民族，但是，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中，却具有着鲜明的产业思想。比如《易经》中明确表达了“开物成务”、“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的价值观。只是在经历了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大致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致使中国的文化形态严重萎缩，最终形成了“官本位”的文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把中华民族的企业精神重新焕发出来。而且，在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在企业制度的设计方面已经奠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和规章程序。但是，就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而言，企业制度的建设仍然严重滞后于现实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在企业制度的设计上，中国大陆社会的各级政府必须自觉地适应市场化的趋势，政府本身必须充当经济健康发展的助力因素，而不是为经济发展添加障碍。
2、打造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传统产业模式。
人类社会的产业分工无非包括吃、穿、住、行四大领域，人类社会的产业分工也是在人类生命的需求基础上展开的。
自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金融业、电信业、房产业和汽车业四大行业，是深刻影响中国大陆社会生活和产业结构的领域。在金融业方面，自从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后，到1984年中国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的母体里分离出来，中国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它既办理个人储蓄，又为有国营的工商部门提供贷款服务。自从邓小平发出“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指示后，首先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重建，到1986年又恢复交通银行，各类信用机构的大量涌现以及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成立，使得金融业迅速形成一股重要的产业力量，并且，金融业充当了利用电子化办公的急先锋。在电信业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电信局是电话业务的唯一管理部门，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也只有固定电话业务，而且设备极其落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动电话的引入，迅速改变了电信业的格局，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可谓铺天盖地。同时，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成为深刻影响社会行为和消费形态的渠道。同时，房产业和汽车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方式。总之，上述的四大行业是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兴起并且最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面貌的产业领域。
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初，中国就意识到必须避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然而，在许多方面，意识到问题却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比如在环境污染上，由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尚极其落后，因此，中国制造业也就成为破坏自然环境和污染的源头因素。
超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形成的产业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承担的任务最为艰巨。中国必须在如下的方面有所作为：重新确定产业进步的动力机制，建设以科学发现、技术应用和知识传播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形态；设计和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交换机制，以及设计并建立新型的社会货币分配机制；着力发展符合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产业领域，这必将是21世纪产业发展的根基与核心内容。
3、制定比较系统的的着眼于21世纪百年的产业发展规划。
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规模，才是这个国家的最真实、最基础的因素。在21世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必须在产业分工以及产业技术方面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国家，才能够充当世界大国和强国，也才能够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
现行的国际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模式，是由首先起自英国的工业革命造就的，工业革命首先发源于18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50—60年代成熟于美国，其间大致走过了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中国在最近的200年时间里，对于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几乎没有做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科技发明、制度创新和文化升华的重大事件。
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在宋代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涌现出工业和商业等崭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然而，中华民族何其不幸，这种崭新的社会发展动力，由于北方蒙古族的崛起并且大规模南侵而中断，在元明清的三个朝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了衰败，直至20世纪初发生辛亥革命，才在形式上终结了以家族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
社会的产业体系基于人类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理需要。人类的四大产业系统包括：（1）、食品行业；（2）、服装行业；（3）、住宅行业；（4）、交通行业。这是涵盖人类社会吃、穿、住、行所有领域的四个基本方面。这四大产业分工领域是人类社会的外在形态，而实质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来自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系统。
不仅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农业体系，而且全人类也需要一种具有高度科技水平的农业体系。人类的产业革命必将回归农业领域，农业仍然将是人类生存的最基础的产业领域。在21世纪，人类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且根本改变现行的形成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模式。
目前，人类社会的服务业在互联网的引领下，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类的商品流通和交换方式已经与互联网出现之前存在极大的不同，而且，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使得人类初步看到21世纪产业结构的基本轮廓。
在21世纪，中国必须在各种传统产业方面超越工业发达国家，同时创造出高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和社会分工领域。
总之，中国大陆社会的内政问题纷纭复杂而又千头万绪，然而，最重要的工作无非是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公平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的形成三个方面。中国大陆社会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措施，都必须着力于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因此，习近平主席必须自觉地抓住社会建设的这三个主要方面，从而开辟出一个真正属于习近平的时代。
在外交方面，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将主导整个21世纪美国的外交。因此，中国应该把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视为美国21世纪的长远外交指导原则和思想。同时，中国必须巧妙地通过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发展自己，而不是形成与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抗。
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拥有13人口的国家，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事业。13亿人民迫切需要一大批伟大政治家的引领、教导和推动。21世纪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同时，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
继承邓小平，超越邓小平——这是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一代中共政治家必须完成的使命。否则，中国大陆社会必将陷入深重的政治动荡，从而有可能丧失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再也不能失去21世纪百年的发展机会，如果21世纪中国大陆仍然作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展示给世界，那么，中华民族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可自拔。无疑，中国属于一个古老的国家，即所谓的“老大帝国”，但是，中国又属于一个新兴的国家，这个国家以在1949年10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命名，一直到1980年通过改革开放才走向新生并且真正的换发了生机。
21世纪百年中国，将是一个全面的、综合型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世纪。文明是21世纪人类社会运动的核心理念与基本要求。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壮丽和引人入胜的部分。
我们的时代需要并且呼唤伟大政治家的出现，全体中国人民也期待着习近平主席充当伟大政治家的代表人物。这当然取决于习近平主席的个人性格魅力、品德修养以及思想高度，希望习近平主席成为开辟中华民族社会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领袖。
21世纪中华民族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需要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的共同奋斗。
徐国进
2013年8月31日
附文：关于上书和对策
在百度上查关于“上书”的解释，大致包括如下的几层意思——1.向君主进呈书面意见。2.指给地位高的人写信。3.旧时塾师向学生讲授新课。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次上书活动当属1895年5月初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而此时，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正等待发榜。举人们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1897年冬天，严复创建《国闻报》，到1897年底，各地已有33个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建立，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1898年1月康有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而就在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的30多年前的1868年，日本开始进行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工业强国之路。到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形成高潮。由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实现了平稳的转型。
其实，在公车上书之前的1894年6月，孙中山先生便有《上李鸿章书》，其中讲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显然，在“洋务运动”大致进行了30年的1894年，孙中山先生把“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作为国家富强的“四大纲领”。
现在，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结束，大致进行了150年时间，商品、货币均得普遍的引入和借鉴，唯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大陆仍然排斥于千里之外。
在中国，从中国文字被广泛使用起，对策文几乎就成为一种主导型的文体，并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在内容上都存在着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论述，这其实就是一种对策文体。因此，在中国，对策文作为一种文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到秦汉时代，对策文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体。
对策无非是通常所说的出谋划策。在中国古代，臣子向君王提出解决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叫作“对策”。
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对策范例：
1、秦代的李斯（约前280年－前208年）的《谏逐客书》。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郑国间谍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谏逐客书》中有言——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文章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当然，李斯也是“焚书坑儒”的一个主要的责任人。
2、汉代初年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的“独尊儒术”对策。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写《举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
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对策文包括：晁错《贤良文学对策》，董仲舒《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三篇，公孙弘《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魏相《贤良对策》，杜钦《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谷永《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复对》，杜邺《元寿元年举方正直言对》，申屠刚《举贤良方正对策》。在东汉时期，著名的对策文包括：马融《阳嘉二年举敦朴对策》，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李固《举敦朴士对策》、《对策后复对》，养奋《举贤良方正对策》，张衡《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皇甫规《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刘淑《延熹八年日蚀举贤良方正对策》，刘瑜《延熹八年举贤良方正上书陈事》，荀爽《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陈便宜》。其中，西汉八人十二策，东汉九人十一策，共十七人二十三策。
3、东汉末年诸葛亮（181－234）的《隆中对》。《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是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标题是由后人添加的。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建议下，三次到隆中（今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拜访诸葛亮，直到第三次方得见。《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这便是著名的“隆中对”，或称“草庐对”，当时诸葛亮只有26岁。此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成为刘备的军师（后为丞相），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的“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刘备若干年行动的纲领。
到中国南朝时期，刘勰（约公元465——520）撰写了一部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该书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在《文心雕龙》的“议对第二十四”中，就对策文进行如下的论述——“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之造士，选事考言”。
现在，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也已经不再需要所谓的上书、劝谏或者对策。政治家本身就是站立于时代潮头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时代的本质以及发展方向无不有着明确的分析、认知和把握。但是，政治家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智囊。
我写这篇《上书对策习近平主席》，当然首先是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也怀着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一种由衷的期许。
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治家的责任最大，因为他们是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一群人。我希望中国大陆社会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政治家群体，并且在他们的引领和推动下，使得中国在21世纪里获得社会发展的成功，并且使得中华民族在21世纪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
徐国进
2013年8月31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伟大政治家，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放开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跨在中华民族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
现在，开创出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肩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之后，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自觉开创出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即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显然，这要比中国在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更艰巨、更复杂、更伟大。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因为价值、制度和产业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三种主导性的和支撑性的力量。第一、在价值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确立起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从而培育起整个社会成员的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才是中华民族社会对全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一个支点。第二、在制度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完成一场旨在建立公平制度为目的的制度升华。由此奠定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在产业方面，21世纪中国必须坚实地走在产业革命之路上，依靠科学、教育、文化、技术等领域里的不断发明和创造，推动整个社会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
从21世纪的现在开始，中国必须修好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价值体系以文明为核心、制度体系以公平为根本、产业体系以创新需求为导向。
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21世纪初的一次最关键的历史抉择。开创一个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的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从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必须有充分的智慧正确地选择未来。
徐国进
2013年10月10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二)
“中国梦”是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提出的，其主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历史关头，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行走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是主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是对“政治挂帅”的全面性的超越，同时，也比以往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崭新社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素质。
只有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性质，并且正确评价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功绩和局限性，才能够为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开辟正确的方向，并且提出和执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习近平应该把中国社会带上一条整体性发展的道路，整体性发展不再是以某个或者某种单一的社会领域为“中心”，而是中国社会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当然，由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的社会在发展程度的方面天然堤存在着巨大而明显的差别，因此，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上不同的水平和质量，但是，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发展必须彻底摆脱“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传统方式。发展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综合型的，但是，发展本身却是整体性的和共同性的。
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进步完成后，中国社会必须走上一条整体性的发展道路。
时值现在，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转变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主要因素。这些社会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是人类在21世纪的三大主要科技领域，中华民族需要在此三大科学领域中有所突破，由此才能够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人类在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便充当着世界趋势的领导力量，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左右在美国完成，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到目前为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充当世界局势的领导者。
人类产业革命的发展没有止境。在21世纪，人类产业革命的任务有必要再次回归到农业领域。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仍然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传统产业，而且是一个在工业革命后便被忽视了的产业。然而，吃饭问题却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重要的问题。可以预见，农业科技革命将是人类在21世纪进行产业革命的一条最重要的战线。中国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当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必须牢固而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发展的崭新的动力。中国需要制定面向13亿人口的、完整的智力开发计划。由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是面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现实的选择，中国农村社会的城镇化道路，大致仍然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必须找到一条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中国从现在起，必须彻底终结起自“洋务运动”的那种处处向西方学习的心态，也必须克服20世纪里的“赶超西方国家”的心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调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思路和政策导向。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必将为全人类开辟出一条不同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社会进步之路。
在中华民族整体性大发展的时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社会的核心价值。
徐国进
2014-3-15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三）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与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任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领导人，他们的主要使命是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趋势不发生逆转、并且沿着改革开放的线路走下去即可。而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所面临的任务，则不仅仅要维持改革开放的局面和成果，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起自1980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从而为中国社会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和发展模式的使命。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是：带领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时为中国开辟出一个整体性的、协调式发展的新时代，并且以此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奠定价值、制度和产业三个方面的基础。因此，习近平时代注定是一个攸关中华民族能不能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的重要关头。
全心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当然是习近平时代最重要的关注点。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最需要的是正确的建设方法，在20世纪，从根本上说，中国不是失败在意识形态的选择、不是失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而是失败在始终缺乏正确而持续的社会建设方法上。
中国社会走到目前，客观上要求必须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自觉而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理论和实践的方面来说，一方面，需要从理论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时期；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制定出一整套实现发展模式根本转型的政策措施。
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必然是一种为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独立贡献的发展。因此，21世纪的中国社会形态，必然要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从而为全人类的社会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文明发展的标杆。
激发起13亿人劳动、创造、发明的热情，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真正内在动力。人类进步最需要正确的智慧和保证文明因素成长的社会制度。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具有崭新的文明素质的政治领导人。“反腐”只能是净化政治环境的一个具体的工作方面，不是涉及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的战略问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与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和公平制度体系的设计紧密联系起来。否则，就将成为一种“雨过地皮干”的表面文章。
中国需要准确对21世纪社会发展的目标进行定位，并且，需要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和结果。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最需要正确的方法。
徐国进
2014年3月20日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四）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需要面向21世纪长远未来，制定出适合中国社会运动特点的产业发展规划。
生活在太平洋西岸、喜马拉雅山西麓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成熟的农业文明的民族。大自然的地质裂变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民以食为天”。公元10—13世纪的是宋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最高峰，然而，自此之后，由于北方蒙古族的兴起和大规模南侵，导致中国没有能够发生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中华民族社会从哪个时期起，便逐步落后于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的政策史上，没有制定完整而具体的产业发展规划的传统。可以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进行产业发展规划的第一人。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以其无比的智慧和远大的目光，开始谋划中国的产业发展未来，然而，20世纪的中国内部，始终处于一种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状态下，孙中山先生的宏愿始终没有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而在20世纪初的条件下，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还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显然，制定一整套的涉及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规划，也是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在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走过了30多年的关头，我们已经具备设计和制定21世纪产业形态发展规划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基础。如果中国不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制定出一整套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规划，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就将仍然是盲目的和处于自然状态下，也就无从超越西方工业国家的前提。
其实，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是从企业体制的改革开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即是中国社会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由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里，中国社会严重缺乏系统的、精致的产业发展规划，不仅使得在经济增长方面造成严重的浪费，也使得经济质量的提升陷入一种困境之中，这也是经济增长丧失动力的根源之一。
不容置疑，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最剧烈的产业分工时期，当然，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产业分工的有机构成还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
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规律，将从实质上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的轨迹。
经过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的产业构成，呈现一种层次分明的共同发展的态势。目前，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在生产方式上、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上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形成中国经济形态的巨大差异化和不平衡性，中国社会的不同产业处于各自的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是，却是呈现出一种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状态下。集多种产业在不同的劳动技术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是21世纪中国社会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各种差异巨大的产业体系的共同发展，是影响未来中国社会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牢牢抓住这个社会产业发展的规律，并且因势利导地推动各个不同产业领域的共同发展，制定出一整套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的产业规划，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需要。
因此，制定一个完备而可行的21世纪的产业发展规划，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具体任务。而且可以预计，在21世纪，人类的产业技术革新的方向，必然回归到农业产业领域上来。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开辟，一项前提性的工作，即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抓住中国社会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制定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1）、符合健康标准的粮食与食品产业；（2）、多样化的服装产业；（3）、适合居住和方便环保的住宅产业；（4）、轻型与快捷的交通运输业；（5）、建立起强大的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并且把教育、文化、科技等知识领域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动力加以发展。
社会的产业分工形态，基于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需求逻辑上展开。
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在产业革新的所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飞跃，才能够把本民族的文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上、才能够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基于工业革命的社会模式、才能够对全人类的幸福做出独特的贡献。
21世纪，是中华民族站在全球化的发展高度，进行自身社会全面的产业革命和升华的世纪。中国如果在这个基础性的社会领域做不出超越其他国家的成就，就无从获得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条件。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一项必须的工作即是，在现有的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上，制定出完整的面向21世纪的产业发展规划。
徐国进
2014年3月27日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五）
开展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是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现实要求。
文明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最高概念。中华民族在3000年前就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理想。天下文明——这句话语一经说出，即为人类生活确定了一个最高阶层的概念和价值。她不仅高于中华民族后来形成于公元前6—3世纪“诸子百家”的所有词汇，而且高于发源于13—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概念。
目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文明的谈论，处于一种庸俗的情景中，而哲学或者学术话语中对于“文明”概念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误导，并且不得要领。比如，“不同文明”或者“文明不同”、“文明冲突”等等，即是现有人类语言中对文明问题误解的典型表现，以及按着不同民族或者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形态等等为依据划分文明的类型，也都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握人类文明的实质的表现。
人类生命一经诞生在地球上，地球上便拥有了一种独具文明属性的生命体。对于人类而言，不存在不同的文明，恰恰相反，人类文明的属性可以穿越时空，永远是一致的、相同的。对于人类的各个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而言，只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因地域不同产生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因肤色不同而造成的外形的差别，等等，然而，地球上的人类，在其拥有的文明的实质上是相同的。
文明首先是蕴涵于人类生命之中的一切美好的品质和正确的智慧。劳动是社会文明发生和形成的基石。然而，人类的劳动是基于自然界赋予的客观物质环境之中的劳动，劳动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最基础的社会活动。劳动具有个体和群体的两种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当人类把自身的劳动赋予知识的因素之时，我们便开始了不同与地球上其它生物体的独有的劳动过程。知识体系充当着一切民族社会全部文明体系的支柱，我们通常把知识体系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文学、艺术、法律等等众多部门。劳动是在创造需求的不同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现劳动文明需要教育、科学、技术、信息等知识充当动力。所以，人类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仅仅是生产、消费、分配等问题，而是一种以提高劳动者综合智能的问题。
良好的社会价值、政治制度和产业机制，属于一切能够把人类生命中蕴含的美好品格和智慧焕发出来的价值、制度和产业。在人类的生活中，一个人或者作为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其文明程度首先是由这个社会的总体发展程度决定的。
人类文明具有一致的、相同的属性。对于人类来说，文明是不分地域、种族、国家的通性。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则是人类达成幸福目的的唯一通途和方法。在社会活动中，一切偏离文明的言论和行动，其结果都会偏离人类的幸福，甚至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不幸。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里，无论从中国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覆盖全民的社会文明运动。在20世纪里，虽然中华民族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从整体上说，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质量和高度以及社会建设的方式方法、理论思维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错误。21世纪必然是中华民族全新的社会文明体系的确立和形成世纪。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充分的物质保证和思想前提。但是，由于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因此，同样为我们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可绕过的社会问题。而欲要顺利化解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都需要制定和运用具体的文明方法进行解决。
文明运动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和具体实践，因为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里完成。社会文明运动必须从一开始就面向民众，以激发13亿人的劳动、创造和发明的热情和智慧。
目前，中国面临着的问题，比开创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关头更为复杂，当然，这个历史关头要比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更加伟大。
总之，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需要开展一场普及性的、全民性的社会文明运动。
徐国进
2014年4月2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六）
文明盛世是13亿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梦想和奋斗目标。13亿人的文明事业注定是21世纪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引人入胜和波澜壮阔的事业。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的到来，取决于13亿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发明力，取决于全体人民的良心、良知和良能。
习近平时代即是整个30多年改革放开时期的继续，又必然是一个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时代的开端。
改革开放时期是21世纪中国社会向前的基础和背景，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之上，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必须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长远未来的运动规律有着正确的认识，在准确抓住社会问题的实质的前提下，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法；其次，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必须具备文明的价值观，并且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从而设计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体制框架；第三，最基础的工作，是重建出一个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第四，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视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因素加以利用，并且制定出符合这些领域自身发展的政策；第五，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充当中国文明进步的引领力量。如此，才能够凝集起中华民族的社会共识，使得中国牢固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就会成为一种空谈，其它一切也都会成为泡影。必须要知道，从整体上说，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还相当落后，并且，中国近30多年的社会发展处于一种极其落后的水平上。而且，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相当脆弱，如果发生普遍的社会危机，就有可能将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全球化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正迎合了全球化的发端和成熟的全过程。全球化的局面是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结果，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的硅谷，因此，美国是全球化局面的开创力量。人类的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成熟于美国，工业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走过了大致190年的历程。
在人类的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当中华民族走到20世纪80年代之时，第一次自信地进行改革开放之时，在短短的30多年间，便接纳了世界上主要的科技发展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充当了世界上最广阔的新兴市场，而且成长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中国21世纪的社会发展站在全球化基础上。因此，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必须抛弃和克服19世纪末叶的“学习型”的心态、也必须抛弃和克服20世纪中叶的“赶超型”心理。只有走上社会发明的自主性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够脚踏实地并且日新月异。
开辟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是习近平时代的综合性使命。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即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志士仁人们所怀抱的“盛世之梦”。盛世梦想，自古以来便是全体中国人的一种期许，当然，盛世之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有着不同的内容。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盛世之梦，必须是文明的盛世之梦。
为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盛世奠基，是习近平时代的最重要的使命。这需要中国的新一代政治家，具有对中国全部历史的科学认知能力、懂得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并且，怀抱对中华民族长远未来的清晰蓝图。政治家对于21世纪中国发展的责任最大，因为政治家的手中掌握着社会的公权力。伟大政治家属于哪些能够掌握社会运动规律并且按着符合文明的标准解决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的政治家，属于哪些心系民族未来并且为人民群众树立崇高道德形象的政治家，属于哪些懂得权力的本质并且给予社会进步动力的政治家。
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就是打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盛世。
徐国进
2014年4月9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七）
中国20世纪百年里，世纪之初屹立着孙中山，世纪之末屹立着邓小平，孙中山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两座丰碑。孙中山先生在政治制度上终结了自秦朝开始的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专制，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他是肇造民国的政治领袖；邓小平先生则在1980年代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他是中国第一位公开向贫穷宣战的政治家。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然而，正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时代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时值目前，中国社会积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矛盾和问题于一身，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超越改革开放时期，以改革开放时期为一个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从而踏上一个新的征程。
中共18大3中全会提出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一个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政府机构。习近平亲自出任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意味着习近平个人已将目前中国大陆社会最难推进的工作和深化改革的历史责任一肩挑起，显然，习近平个人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现实和未来所担负的责任最重。
我认为，深改小组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在于扮演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库的角色，同时，要为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绘制清晰的蓝图、制定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其中，思想库的角色最为重要，因为“深改小组”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够得到预期的成效。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中，事实上，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断裂，由于中华民族的语言体系的自身特点，在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没有能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是中国没有能够走好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树立起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的任务，就显得异常重要。只有文明的价值体系，才是真理与科学所需要的价值体系。而中华民族的先贤，在大致3000年前的《易》中，即提出了“天下文明”的美好价值。
然而，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不管有文字记载还是没有文字记载，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种十全十美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中始终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战争、欺诈、压迫和不平。然而，经过20世纪百年，我们也看到，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和规模正在处于加快中，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全球化的洗礼，人类的文明正在处于快速的升华中。
习近平执政的关头，正处于中国在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的有一次重要的转型关头，可以说，这次转型要比中国在1980年代由“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更艰巨、更复杂、更伟大，必将深刻影响到21世纪中国的百年历史进程。在目前这个关头，中华民族必须赢得走好21世纪百年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已经再也输不起21世纪的百年时光，如果中华民族在21世纪再次遭受内乱的挫折和蹂躏，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将无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以一个成功的民族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魅力、智慧、品格，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不仅肩负着必须正确解决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的全部矛盾和问题的社会责任，更肩负着为中国21世纪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使命。责任和使命如此分明地摆在面前，而且，困难和阻力同样是如此的巨大，因此，习近平必须具备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可以说，勇气比智慧更加重要。
习近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就站在21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一个关键点上，面对着这样的历史性的抉择，欲要使中华民族坚实而恒久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树立文明的价值和选择正确的方法。在人类的一切社会事务中，只有文明的方法才有可能达成普遍的社会幸福的目的，而一切偏离文明的方法，则只能给我们的民族社会带来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不幸。
最关键的是，选择和运用提纲挈领的正确方法。
徐国进
2014年4月14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八）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升华、组织更新和职能再造。
对20世纪百年历史的正确认识、对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准确定位以及完整的国家战略制定，都是开创习近平时代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新、组织自新和职能自新，客观上构成开辟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来，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不断积累，并且存在存在着许多政策性的或者处理上的失败，尤其是公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牟利和腐败现象，严重而普遍的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认识到，她需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那么，如何健全政党执政党制度基础，就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
政党的组织改革和理论升华的任务刻不容缓。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危机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特别是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后，就为执政党提出了这样的严峻的课题。2012年的薄熙来案件以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而踢爆，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意义，可以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相类比。经过了近两年的延烧，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抉择。
中国在21世纪，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支政治力量的推动、领导和指引。不错，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中国社会中一支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因为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这是目前的一种现实，也是中国政治政策的社会结果。21世纪中华民族所需要的一批伟大政治家群体，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诞生出来，这也将被今后的社会发展所证明。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必须确立起核心的理论价值，当然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科学精神，更需要扬弃和超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中，一切政党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中的提出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她对于中华民族承担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责任又是什么？她究竟需要制定和运用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提出和集中全党智慧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调整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调整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职能，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习近平个人的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可以肯定，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政治人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够做到稳妥、安全和代价最小。现行的政治框架中，包括中共党委、政协、人大、政府在内的“四大班子”组成，政治改革就是要合理设计这些政治结构的职能。
中国在周朝之前的尧舜禹的“禅让制”，虽有文字的记载，都是基于传说的基础上，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禅让制作为中国政治上的一种特有的权力转移制度的确存在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自从周朝开始，便是“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固定化、系统化、价值化和法制化，直至1911年以辛亥革命为标志被推翻，20世纪是中国政治由“家天下”转型为“党天下”的世纪，政党制度的严重缺陷是导致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21世纪的中国政治注定是由“党天下”转型为“民天下”的世纪。
事实上，所谓的“一党制”或者“多党制”，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政治制度的成败，在于一个合理而稳固的法律框架，以及在这种框架之下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国是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的家族皇权专制政体的国家，这种体制从以开始就不赋予民众选举的权利，社会成员就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不能通过选举选择官员。不具体基层民主经验和公平法治的传统，是中国在20世纪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种以“一党制”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是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
徐国进
2014年4月20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九)
展望未来10年，习近平将成为中国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明确而可以预见。而且，未来10年注定将是对中华民族整个21世纪百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年代。
在这个历史时刻，习近平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在未来10年里的成功，取决于习近平宏大的国际视野、制定正确政策的能力以及对中国现实事务本质的准确把握程度。就目前来说，“反腐败”理当是一桩重要工作，但是， 就中国大陆社会的内部情况而言，无论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看，必须把“反腐败”的着眼点引向整体性的社会文明的轨道上。客观地说，中国大陆的公权力腐败皆来自于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不合理，或者，一项合理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严谨的监督机制，而不不主要的来自于个人因素。固然，就我们社会中普遍人们的心态而言，每当有“贪官”落马便是一阵阵的欢呼雀跃，然而，反腐败的根本却是需要政体和国体的合理的设计。试图不涉及或者绕开政体和国体的合理设计而取得“反腐”的成效，只会是缘木求鱼。
在习近平从执政伊始，已经没有改革开放的“老本”可吃，相反，积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却暴露无遗，而且，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和处理不好，中华民族就将面临着丧失21世纪百年发展机会的危机。一方面，960万平方公里的自然环境因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和经济的粗放增长方式而遭受到普遍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已经再也承受不起掠夺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就社会领域而言，由于制度性的不公平而导致的分配差距和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公权力的严重贪腐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普遍性的道德堕落等等问题，都极大地阻碍着我们社会的顺利进步和健康发展。
肇造一个伟大的时代，一方面迫切需要核心的价值工具和理论体系支撑；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具体的正确决策和政策执行。中国未来10年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为13亿人口的国家找到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的社会模式，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走上持续的、整体性的、综合型的内部协调发展之路。因此，习近平必须带领我们的国家开创出一种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模式，才能够赢得一个预期的美好未来。当然，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进步而言，仅仅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远远不够，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发明力和想象力。
中国需要一个符合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治机制，并且迫切需要一大批深通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政治家群体。中国不缺政党或者政府机构，相反，那些林林总总、层层叠叠的各类机构已经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屏障，最为重要的，是一切国家机器必须具备的良好的职能并且按着这些职能行事。
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开发民智。13亿人民的劳动热情、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致力于科学技术发明的意志，才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永恒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在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社会仍然是百业待举。而一个拥有13以人口的国家，在社会产业技术的革新方面，理当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展望习近平的执政未来，全体中国人民应该持有一份乐观的心理。然而，中华民族欲要持久而坚实地行走在人类文明道路上，尚有许许多多的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中华民族需要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智慧。
当下，中国的产业基础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极其脆弱、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还极其不成熟，加之相当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的幼稚、肤浅和对立。而且，在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下，国际上的战争因素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这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使得中国大陆社会的未来处于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状态下。中国需要懂得，在我们国家的整个产业技术方面还不能引领世界潮流的情况下，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因此，在外交方面，中国需要致力于推动亚洲成为一个团结的大洲，中国在亚洲寻求战略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同美国的关系。在整个21世纪里，中国必须以谨慎的合作姿态保持与美国的国家竞争态势，从而保证有利于亚洲局势的稳定与和平。
习近平一代政治家，肩负着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责任，不论在他们执政期间中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头脑中都必须存有一副中国未来的清晰的蓝图，并且掌握实现这张蓝图的正确方法。
徐国进
2014年4月24日
开创一个伟大的习近平时代(之十结束语)
盛世梦——这是自古以来尤其是20世纪里几代志士仁人们的共同梦想。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典型的表达了古代圣贤对于社会生活的美好期许。
回顾全部中国历史，可以说，公元10—13世纪的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中华民族的不幸在于，就在公元13世纪，当着宋代的商业与科学出现新文明的曙光之际，却因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族的大规模南侵而中断。而在西方，大致正是从13世纪起，欧洲各国却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地处世界东方的中国——这个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却开始了她的逐渐沉沦的历史退化过程，直至1840年，西方国家为了开辟国际市场，用炮舰强行冲开了腐朽不堪的中国的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的70年间，是中国社会农耕体系的全面崩溃时期。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艰难探索的世纪。但从整体上说，20世纪的中国始终以一个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存在。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世袭专制的政体和国体后，中国内部的政党力量迅速兴起，然而，主要的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上了一条依靠武装力量为生存基础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良好的基层民主经验和法治传统的农业国家崩溃后的必然结果。直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成功的开端。
时值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自从1980年算起，已经进行了35个年头，然而整个中国却没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社会氛围，相反，我们的民族恰似背负着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凝重心态。
站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中国必须认真梳理、设计和确立起一种符合自身社会持续的文明进步的制度体系。这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最为迫切的一项具体的使命。
在中国的国家内部，由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权力产生制度，因此，也从来没有基于文明施政的统治者和基于实现文明的反抗者。在统治者和反抗者的对立关系中，我们的民族社会，从统治者方面而言，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伟大的公平制度的设计者，从基层民众的方面而言，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反抗者。我们社会的统治者和反抗者都无一例外地崇尚暴力、主张暴力、使用暴力。此刻，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今日中国，必须彻底结束这样的社会机制。
我有一个中国的盛世梦。历史上，中国史书中曾经热情讴歌过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满清的康乾盛世等等。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盛世都是被统治者御用的史学家们吹捧出来的，在我的心中，属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盛世尚未到来，或者，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属于中华民族的盛世正在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在我的理想中，属于中华民族的盛世，就是要为全人类找到并且树立起一种崭新的社会模式。目前人类的社会模式，仍然以工业革命形成的范式为主导，这种模式即是西方为代表的社会体系。而中华民族需要通过21世纪或者更长久的努力，建筑起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社会模式。这才会以来属于中国的盛世。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文明诉求与标准时一致的和相通的。人类文明不分地域、种族和国家。固然，人类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并且隶属于不同的国家，而且，不同地域和国家的人们，其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是，这些都不是人类文明的不同，恰恰相反，人类文明的实质是无差别的属性。
反求诸己、自强不息——这才是21世纪中华民族社会进步所真正需要的品格。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极大地接纳了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并且把自身社会放置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但是，真正属于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却依然寥寥无几，在改革放开时期的今天，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实现整体性的社会文明升华。
希望这个能够在习近平一代政治家的领导和推动下，使得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发生一场普遍的飞跃。
徐国进
2014年4月25日
习习清风待近平
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习近平接手了中国最高权力。他在2012年11月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总书记，在2013年3月第12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自2012年11月到现在的大致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习近平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已经把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事业的重任一肩扛起。在习近平的肩头，负载着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责任。
我们看到雷霆万钧的“反腐败”斗争的开展，从2012年7月薄熙来被依法处理，到2014年7月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中国的反腐斗争有进一步深入的势头，一方面，这是基层群众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共产党政权的不二选择。
薄熙来、周永康事件与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事件相比，虽有某些历史的相似之处，但是，时隔近40年的时间，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周永康事件与“四人帮”事件有着许多不同：1、“四人帮”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联盟，而周永康却是代表着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商业利益的联盟；2、1976年之时，“文革”运动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而在2014年之际，改革开放仍然是中国前进的旗帜和动力；3、“四人帮”是毛泽东“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而周永康的“权力贪腐”群体，在很多程度上则是许多现实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不当的产物。
2012年以来的“反腐”斗争，必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命运发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反腐”应该成为“创制”的前奏曲，否则，反腐就会雨过地皮干，等风头一过，各种腐败现象便重新兴风作浪。无论如何，以处理周永康事件为标志，将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而带领中国走出并且超越邓小平开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才是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和确立崇高历史地位的关键，也是历史赋予习近平的使命，同时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需要正确的政策方法，而正确的政策又需要公平的制度体系的保障。因此，设计一整套公平的、具有恒久稳定性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大陆社会超越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总之，在2014年这个关头，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终结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在实践上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着的最重要的任务。
可以说，在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肩头，负载着1949年10月以来共产党政权的全部包袱。习近平背负着60多年来诸多沉重的“负资产”，他必须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方能使得中国卸下沉重的历史负担。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树立起文明的历史观；二是需要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正确解决和处理一系列攸关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现实问题。
在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面临着比1976年那次转折更复杂的局面。因此，反腐败只是一场战役、一种战术和一个方法，而不能够充当整体性的国家战略。在“反腐”取得重大成效之后，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应该立即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涉及中国长治久安的总体战略部署上来。习近平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治国安民的良策。
“反腐”斗争必须充当中国社会公平制度设计和确立的前凑，才能够真正赢得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反腐”斗争的下一步重心工作，即是推动崭新的制度体系的设计和确立。习近平需要通过“反腐”斗争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崇高的威信，然而，最关键的，是在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威信之后的正确行动——这才是习近平赢得长久的历史声誉和地位的关键。不过，习近平肩头的历史包袱，不会因一场严厉的“反腐”斗争而卸下。这是习近平面临着的最艰难的课题和历史悖论。
所以，在2012年开始的“反腐”斗争之后，习近平必须把中华民族引向以产业升级为轴心的科技发明之路。在21世纪，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科技发明、知识创新和价值传播，才能够走在全人类进步的前列。中国只有依靠超越西方工业革命形成的社会模式而引领全人类的文明潮流。从18世纪到1914年“一战”开始，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是英国，从1914年到现在，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是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美国继续领导世界100年。 对于中国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面对西方都是一种学习、模仿和赶超的心态，我要说，从21世世纪第二个年代起，中国需要从文化心理、理论形态方面首先走出这样的固有心态的影响。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牢牢掌控住中国航船的正确方向。他们面临的大课题是：树立文明的价值体系、设计公平的制度体系以及开创富有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中国必须建筑起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三个支柱——文明价值、公平制度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这才是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
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产业发展，必然需要一场全面性的农业革命，具体地说，即是农业科技革命。可以说，直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仍未发生，或者，真正带有实质性影响的农业革命正在发生但却极不成熟。因此，人类的产业革命需要重新回归到农业领域，而且，在21世纪，普遍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产业革命，注定在农业领域里出现。
回顾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史，18世纪70年代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得以真正走向成熟。工业革命的从发端到成熟，大致经历了190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工业革命奠定的。从18世纪到现在，工业革命是造就社会模式的基本力量，工业革命首先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所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并且使得货币充当了第一资本的角色，由此支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工业革命走向成熟后，在美国发生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从而引领人类实现了全球化。美国是全球化国际局面的开辟国和潮流的引领国。中国是全球化国际局面的收益国，自1980年代起，中国伴随着人类全球化的趋势，走过了30多年的时间，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深刻而全面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行列中，在21世纪，中华民族应该充当完成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从而走向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前列。
发达工业国的成熟产业向中国的移植，或者中国国内的一些成熟产业的建设与发展，都只是中国国内20世纪百年产业发展缺陷的一种补充。而决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的战略需要，中国不可能通过接纳发达工业国的成熟产业而成为生产力领先的国家，中国只有通过自身的知识创新能力，才能够成为经济强国和人类文明的引领力量。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方面，我们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当然，中国的工业化大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比之欧洲国家的18世纪60—70年代的情况，具有不同的属性。
农业科技革命应该首先发源于中国，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即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而且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各种现实的社会因素都要求中国必须充当21世界人类农业革命的领航者。
习近平必须深通21世纪中国社会产业发展规律及其对策。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对国际上先进的高新科技革命成果的适应力和应用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知识体系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的建设必须自觉底纳入到统一的国际分工的潮流中，依据全新的产业标准和战略安排自身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决不是在所有的产业领域都从头做起，如果那样，我们就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一直跟在他国的后面拾人牙慧。
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生命本身的实质性的文明升华，仍然有待时日，并且将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期间仍将有可能经受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战争的局面。可以肯定在21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即将终结，或者说，经过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洗礼，两大社会制度阵营的对抗已经终结。但是，在21世纪上半页，由于人类社会运动的巨大惯性特点的制约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人类尚不能立即找到和建立起超越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模式，这既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可困境，也是人类面临着的一项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人类各国尚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崭新的社会模式，原有的国际格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将仍然是困扰人类前进的障碍。
在20世纪，中华民族拥有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前者是孙中山先生，他不仅是终结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专制制度的伟大代表人物，也是为中国设计公平制度的第一人，后者是推动中国大陆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先生。习近平理当是这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希望21世纪的习近平，成为超越孙中山和邓小平的政治领袖。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接受人类文明并不难，我相信，习近平能够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走向价值文明、制度文明和产业文明的标志性的伟大人物。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智慧、崇高追求、远大目光、博大胸怀，都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社会21世纪的发展进程。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的作为，关系着中华民族是否能够赢得21世纪百年未来，关系着中国社会的“万世太平”。责任就是如此重大。
习近平的艰难和风险显而易见。对于习近平的未来考验，注定是2017年香港的“普选”问题。这不仅一道中国内政的大砍，也是面对世界的一次严峻挑战。从现在到2017年，仅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国内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不可能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获得解决，并且，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且，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依靠政治强人解决问题的时代。这些都是习近平无法绕过的障碍，在这样如此严峻的考验下，所谓的国内外的“反共（敌对势力）”势力也会自觉地联合起来推波助澜。希望习近平不被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压垮，并且，能够在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国际关系上，不仅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并且，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赢得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架在中华民族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历史地说，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肇造崭新文明的开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后，其社会运动的方式和形态，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的社会质变。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的过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国家中的一员。
中华民族崭新文明的形成，需要许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的促成。概括地说，即包括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树立、以追求公平为目的制度体系的确立，和赋予持续发展活力的产业体系的形成。
在21世纪以及更长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站在西方国家发展的成果之上，走出一条从来未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
中华民族从21世纪开始，需要创建出一种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之上的社会知识体系。这是一项对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带有根本性和前提性的问题。把创建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的任务，当成一向基础性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在21世纪现在起必须着手去做的工作。而中华民族在吸纳全人类科技成果基础上的崭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人类文明最前列的奋斗过程。一旦中国在社会的知识体系方面整体性和尖端性的领域超越了西方，中国也便在“自强不息”实现了崭新社会模式的确立。在现有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创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文明所需的崭新的知识体系，需要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我认为，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亟需完成的任务如下：
第一：制定一个完整而可行的知识体系的创新战略。由此，推动中国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从而，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最具有知识创造和更新能力的民族。
第二：确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文明和幸福——必须成为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高举的旗帜。这也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以及更加长远的未来的不二价值。习近平应该选择这样的价值理念，并且在这样的价值指引下把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三：精心设计和部署21世纪中国的产业发展步骤。这需要把农业科技革命当成一个重点，21世纪人类的产业革命领域，将以回归农业革命的路径得以完成。
第四、设计崭新的社会分配制度。这是实现中国先贤“天下大同”理想的一个根基。
第五、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在政治上，保证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实现平稳地转型。这需要重新设计、调整和安排中共党委、政协、人大、政府四大国家机构的职能和相互关系。
在21世纪，中国必须拥有核心的国家战略，然后，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都全力服务于和自觉支持这个核心战略目的的达成。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通过21世纪百年的努力而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伟大民族，中国才能够经过21世纪百年的奋斗而成就为一个伟大国家。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动力，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外在力量的帮助，而必须是发端与自身社会的伟大想象力、发明力和创造力。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已经站在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崭新起点上。
让我们缅怀和继承邓小平！
让我们期待和支持习近平！
徐国进
2014-8-21
论习近平时代及其历史地位
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与政策选择
三、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确立
在2012年中共18大召开到现在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两年时间是习近平时代开启的一个序幕，现在，序幕已经拉开。
在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系列暴力革命、军阀混战和政治运动，到最后阶段才开始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已经不容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再次失败，因此，中国必须首先赢得20年代的成功，由此，我们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代先祖，并且无愧于后人子孙。
毫无疑问，21世纪的20年代是中华民族走好21世纪百年的极其关键的十年。中国社会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升华关头，前面要么是悬崖，要么是坦途。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21世纪第二个年代注定是属于习近平的时代。在我们期待中国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刻，让我们从理论上认识这个时代的实质、意义和结果。
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农业国家，汉民族深得大自然的厚爱，赐予了我们亚洲大陆最适宜耕种的良田沃土。黄河、长江水质优良、源源不断滋润着中华大地。然而，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中国又是一个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家。之于其中的原因，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都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论述。
20世纪百年，对于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历时弥久的“大变局”，整个百年时光都处于急剧变革的过程中。然而，总的说来，20世纪中国切始终以一种失败国家的形象而存在于世人的心中。直到1980年，中国才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领袖的推动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的一种必然的矫正。
1978年12月中共的11届3中全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标志。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着邓小平的说法，真正干起来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时代的发端。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自主自觉的姿态、大踏步地行走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上。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发展成果，要远远超过以往的3000年。
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成就包括：1、快速把中国的工业化推向成熟；2、使得社会的商业文明基本形成；3、健全了市场运行的法规和制度体系；4、全面接受并且运用了全球化的科技成果；5、为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正像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时代必然存在明显的缺点一样。在改革开放时期里，也存在着因粗放增长导致的环境污染、大量的局部政策的失误、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和贫富差别的扩大、权力层面的普遍贪腐、普遍的社会道德的沦丧等等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足以威胁到我们社会的稳定和运行安全。
显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18大以来，公开转变了以GDP指标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功效的政策方法，并且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引向更加良好的路径上。
站在目前的历史关头，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中国应该从理论上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并且给予这个伟大时代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是与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即是邓小平。我把邓小平称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民族英雄”，邓小平的确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他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是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位公开向贫穷宣战的政治领袖。当然，邓小平仍然是距离我们时代太近的政治家，甚至我们仍然生活在他所开辟的时代里，虽然我们正在走出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对于邓小平的认识，肯定会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个不要紧，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坚定而稳健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决不是要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的脚步。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民族永远需要的品格。在中华民族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洗礼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的品格已经深深植根在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骨子里。
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开辟出一个超越“经济中心”的全面的、整体性的、均衡型的崭新时代，这是历史对于中华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要求。推动和引导中国走出并且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担负的历史责任。
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带领中国走出“改革开放时期”，而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历史时期，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为迫切的政治任务。因此，全面总结30多年来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即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飞架在中国的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这个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永远是一个史诗般的瑰丽时代。
二、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与政策选择
经过2012年中共18大以来的两年历程，以及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取得的成果，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时代已经成型并且成行。习近平时代的开辟，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要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更具有伟大的意义。当然，也要比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加具有社会风险。从旗帜鲜明、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到“依法治国”，这意味着习近平时代的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习近平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而且，即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议程将包括，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中央全会。理当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明确标杆。我认为，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应该给予政协向各级政府推荐行政一把手候选人的权利，让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程序和制度下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摆设的角色。这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改革的最小代价的途径。政协组织中聚集了我们社会中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政治人才的总量上仅次于中国共产党。政协作用的发挥，即是赋予它的向各级政府推荐行政领导候选人的权力，同时，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中，合理地制定各级政府官员的编制，并且设计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产生程序。
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在建国100年的2049年，走到国际社会上生产力发展的引领者的角色，发挥世界生生产力的引领力量，到2049年还有35年，大致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时间相同。“两个一百年”是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两个一百年”作为奋斗目标铸就“中国梦”。“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分别是：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一举击碎的国外流言》，一是新华网北京1月9日电（唐斓）发表的《习近平眼中的民生短板有哪些？》。两篇文章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比较生动地追述了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来的理念、政策与成就。
记得在2014年9月大学毕业30周年的时刻，与同学们谈论时局时，我明确地说：“我真为习近平捏着一把汗，因为局面太过险恶”。我们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总喜欢谈论政治，当然，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缺点和落后的表现。
让我们简单回顾1976—1979年的三年中国。有人曾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形容哪时的中国。其时，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中国向何处去？1949年10月之后的政治运动全盘失败。
哲学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来临之前的一支报春的燕子，这以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为标志，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复出后，形成了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改革群体迅速形成。
在具体的政策上：平反冤假错案、农村和农业领域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教育上的恢复高考、科技大会的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制定、文化上一系列开明政策的实施，等等，终于促成了今天我们叫做“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上的反思、探索和争论，在进入21世纪后便开始了。
毫无疑问，2012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在这一年，习近平一代接过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而胡温两位领导人义无反顾地清除薄熙来，这是为中国社会清除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隐患。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明确表现了他的“文革余孽”的嘴脸。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以“极左”观念为指导，而且在经济生活上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在此之后，从共产党的体制内清除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的贪腐分子。
毋庸置疑，对于共产党组织的自身改造——这是习近平必须面对和勇于进行的工作。否则，习近平同样会被陈旧落后的体制所拖累，并且一事无成。然而，即使是伟大的政治领袖，在很大情况下也不得不向一系列传统的习惯势力而做出妥协和让步。在现有的机构与新设立的工作小组之间找到政策的平衡，并且使之有效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这是一个难点。
无论是面对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现实问题，还是面对21世纪中国的长远发展，我们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已经严重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立即进行一场重新设计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领域的相互关系架构，由此确立良好的职能，并且在促进中华民族文明方面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在上层建筑方面面临的改革任务，甚至比经济改革方面的任务更加迫切。而且，如果不进行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不仅难以为继，而且30多年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存在着毁于一旦的危机。
在现有的国家机构的组建上，包括执政党、政府、人大三大系统，“政治协商会议”没有在中国大陆中出现，但是，同时并列为中国社会领导机构。通常，上述四者被称之为“四大班子”。而重新设计和调整它们的职能与相互关系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否则，一方面，整个国家机器处于空转的状态，另一方面，还严重制约社会本身的进步。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的观念中，政府应该是一种促进劳动者社会解放的工作机构。在21世纪，这种对于政府作用的认识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而对于中国，如何把整个国家机器打造成为一种有效地实现劳动者解放的工作机构，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
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和公平制度体系的确立——此两项是最为紧迫的现实任务。
在价值体系的建设方面，树立以文明、幸福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在文明价值的引领下，创建21世纪中国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体系发端与欧洲17—18世纪。而中华民族对此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创新人类知识体系的世纪，这是中国崛起的不二法门。如果在这点上跛足，中华民族就不会充当引领世界文明的领先力量。
在经济政策上，大力扭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确立以科技发明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形态。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中，形成“政府—大学与科研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促进力量。强化中国社会内在的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这是一项基础性也是核心性的政策方向。
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这是21世纪百年赋予中国的历史使命。
美国的硅谷是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摇篮，在中国，必须打造出一大批依托于中心城市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为主力军的科学技术的研发基地，从而推动和引导中国经济基础和产业构成的整体升级。
显然，在习近平的头脑中，一系列有关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包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带一路、“四个全面”、精准扶贫、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等等。然而，这一系列概念与重要讲话精神仍然需要以全社会的共识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个人而言，习近平迫切需要准确而谨慎地培育和选拔出一支优秀的思想家团队，由此充当提出政策、制定政策的智囊团队。而共产党内部，已经严重缺乏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从现实的意义上说，这是严重影响到共产党良好发展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导致一系列理论与宣传同普通民众的意识和价值取向“两张皮”；另一方面，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乏准确性。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智者和勇者，然而，中华民族严重缺乏关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正确的方法。开辟一个伟大时代，最关键的是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的选择和采取文明的方法。
伟大时代的开辟需要一系列正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外在社会环境看，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走向崭新历史时代的客观条件，因此，习近平也就具备了成就一个开辟崭新历史时代的外在社会基础。在21世纪，希望习近平一代领导人能够为中华民族奠定“万世太平”的制度框架，并且，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和智慧，开辟出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伟大时代。
一个壮丽辉煌的习近平时代正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展开，全体中国人民期待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时代和激情如火的时代。
徐国进
2016/1/10
论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形成与现实考验
自2012年中共18大之后的三年多来，就中国政治的实际局面而言，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进入2016年，人民日报 1月18日发表——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治国理政新实践）。 同时，2016年新年伊始，湖北、安徽、天津、四川、陕西等几个地方领导人公开使用“习近平领导核心”的话语，表示“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1月27日，中办主任栗战书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强化核心意识”，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事实上，18大之后的3年来，是习近平领导核心的快速形成期。这三年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的策略明确而具体，外交工作更具有“覆盖全球”之势，尤其是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对于公权力腐败的打击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书·舜典》中，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记载。孔子也讲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话。通过2012年以来的3年时间，我们可以得出——习近平治国、三年有成的结论。
无论从21世纪中国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眼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局面判断，习近平一代领导人肩负的最主要的任务和重大的历史使命是——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重塑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因此，在理论上对于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是中华民族走好21百年的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因此，习近平如何带领中国顺利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而为中华民族社会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才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面临着的真正考验和严峻使命。
从中国社会运动与发展的现实逻辑而言，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客观的要求必须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方式，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都迫切需要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和实际困境。
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多方面和全局性的。包括经济领域里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假冒伪劣商品的大量存在，社会道德上的普遍堕落，公权力的严重腐败，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并且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治理。由于许多具体领域里的改革存在着明显地失败和失误，使得人民群众已经普遍地认为自己并没有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好处，因而把诸多不满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直接针对执政党本身。而如何有效化解人民群众的普遍的不满情绪，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拥有极高的劳动热情，这是现实政策面对的最为坚困的问题。
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社会文明升华的运动。社会文明运动首先是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形态，在政治上建立起公平的制度体系，同时在创建起富于发明活力的产业体系。此三者不仅是引导中国社会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有效方法，也是整个21世纪中国顺利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因素。一个数学公理叫做“三点一面”，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三者犹如社会前进的三个支柱，缺一不可。中华民族欲要走好21世纪百年，必须从现在起就自觉地修好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
在21世纪，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善于运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工具造福于人民的国家。显然，对于人民幸福而言，权力和金钱仅仅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只要运用的正确，两者就能够充当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有益的工具，反之，则会社会发展造成危害。因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重新设计社会的公权力产生制度，也需要设计有益于促进社会进步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再造社会的经济制度。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客观上意味着中国不仅必然面对着世界上最繁重的社会发展任务，而且对于全人类承担着重大的国际责任。
中国在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场诸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飞跃和大成就。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中华民族在社会进步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至远远超过以往的3000年。在过去几千的历史上，中国的普通百姓的渴望，也就是能够吃饱穿暖，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的全部追求。而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满足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而且全面融入到全球化的国际潮流中，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建设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必须要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从而设计和制定正确的路径。在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形态基本具备雏形的关头，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在我看来，政治制度的创新是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直面的严峻任务。而这项任务又是触动中国最敏感神经的任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够保证21世纪中国的良好发展。
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具备开辟崭新历史时代的政治智慧。而这种政治智慧既要充分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必须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在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源头中，《周易》明确提出了——天下文明的主张和美好理想，之后的《礼记》中具体化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美好规划和愿望。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固然是经济运动的一种自然形态。然而，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却是对于习近平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这也同时构成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场重大的挑战。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央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对策。据报，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9日下午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讲道——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还是第一次遭遇目前的经济困局，如何在经济增速下滑中制定正确的政策应对国内外复杂的局面，更加考验习近平的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关头处，实现由“经济中心”向社会的综合型、全方位的发展局面的转型，这是一场比1978—1980年那场转型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工作。我的观点依然是：超越邓小平、才能够成就习近平。
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给予中华民族无比丰富的经验教训。我相信，站在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将能够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国社会的整体平衡，并且谨慎的选择和制定逐步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方法。
我希望，习近平不仅要成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要成为引领中华民族文明升华的一代伟大领袖。
徐国进
2016/1/31
再论习近平时代与中国出路
从中国社会面临的发展阶段判断，习近平一代领导人站在终结与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要比1976年10月以“粉粹四人帮”的转折更加艰巨和复杂，对于中国的21世纪而言也更加重要。毫无疑问，这个关头是决定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如果仍然进退失据、毫无章法、取舍难分的话，整个中国社会必将遭受严重的创伤。
回顾历史，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国人民大致经过了三年左右的痛苦的回顾、反思与探索，到1979年底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上，终于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政策原则，一场比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的大时代由此兴起。中国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迎合了全球化的趋势，并且与全球化同步行进。21世纪必将是人类的全球化局面的纵深发展的世纪。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与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
中国政治形态运作的一个核心优势在于：只要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正确，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就能够快速跟进，并且由此换发出强大的的发展能力和创造力。这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优势，然而，宏观决策的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理论和文明价值观的指导。
习近平自2012年中共18大接手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在三年多来的执政上，建树卓著，从雷霆万钧的反腐斗争中可以得到明证。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展开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惩治贪腐的斗争，这在整个中共的建政史上也前所未有。
习近平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家。我相信，习近平具有办好中国事情的坚韧不拔的勇气、信心和愿望。然而，在意识形态以及理论方面，却依然陷入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而如果在理论上继续目前的局面，整个中国将由可能陷入彷徨、徘徊、争议不断和具足不前的境况中。因此，做为习近平个人，需要一整套高超的形象设计、智囊机构、政策顾问、实行执行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思想家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政治家如果缺乏了思想家的支撑，政治家便会沦为一个简单的权力者的空壳。
目前看来，在许多重大的个人形象设计、演讲稿的拟定，都表现着严重缺乏合格的政治顾问与严谨的思想导师。习近平团队在理论表达、演讲技巧与实际政策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缺陷。从而严重影响到习近平个人在民众中的形象。近来的一些事件的发生，使得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的确，在目前状态和条件下，中共意识形态如何走向自新，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运用科学理论以及对时代生活实质的分析能力、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能力、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与掌控能力，此三者，是一个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必备的素质。
习近平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因此，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开辟出一个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阶段。——何如继承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成果？并且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这才是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在中国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成定局，但是，这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固有表现，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和方法加以解决。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困境向着社会政治领域的传导，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经济困难不能够快速和有效的加以解决，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
中国和中华民族，再也不能丧失21世纪百年时光了。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在21世纪百年的努力而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我们这群世世代代生活在地球东方的黄种人，将会自甘落后和沉沦。眼下，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政治家们，又在以全民普选的方式进行竞选、辩论和争锋。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在20世纪百年以来，美国至今是首屈一指的国家，但是，只有中国是一个存在于美国争雄的国家，这一点美国也公开认同。但是，中国圣者的智慧是“自强不息”、“不争无不争”。13亿人的中国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够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在中国这个严峻的转折与升华关头，我向习近平提出一些政治建议：
1、完整而系统地对改革开放时期做出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性决议。实事求是地说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取得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时指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的缺点，由此在理论上为整个国家指明进步的方向。终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中国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的、协调性的发展新时代。
2、树立以文明、幸福为核心的价值概念，并且联合我们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发起一场社会文明运动。习近平本人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在中央党校做一场务虚性的理论讲话，阐明一种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与完善。事实上，社会主义理论与理想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与制度的追求，是同一切人类文明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理论体系。
3、清晰阐述所要采取的现实政策，谨慎而稳妥地规划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入手，推动基层社会的公平，并且在地方自治形态上走向成熟。中国大陆高层政治框架急需重新设计与职能创新。
4、外交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可以预见的是，朝鲜的作为终会导致美国下定对其进行一次军事打击的决心，从而消灭朝鲜的金氏政权。韩国是否具备在金氏政权覆灭后接管朝鲜的能力，这应该是美国与韩国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如果美韩军事打击朝鲜，将会极大地改变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外交上，南海问题与朝核问题是两个棘手而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5、在军事上，强调以和平为目的的中国军事发展的方向。
21世纪是人类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纪，这个世纪注定会成为人类全部发展史上的重要的枢纽型世纪。由于以电子科技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生的产业影响力，人类在21世纪产业分工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会远远高于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以及再造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是贯穿整个21世纪社会进程的主线。
固然，一个崭新历史时代的开辟需要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共振与协作才能够被打造出来，其中思想文化的开放与升华、科技成果的革新和运用、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21世纪中国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此五位一体的社会群体，将始终发挥中流砥柱般的引导作用。
中国在伟大起来之前，首先需要一批伟大政治家。——这是中国和中华民族成就伟大的前提。正所谓“英雄造时势”。
中国大陆的人民，理当对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充满期待与支持。
徐国进
2016/3/15
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习近平的抉择
毫无疑问，试图用简短的文字概括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以及基本趋势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但是，欲要从理论上分辨出中国的前途与未来面貌，就必须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实质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答。
我认为，中国面临着的实质问题是，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中心”的思维范式以及政策导向，从而引领整个社会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当然，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一个时期。在中国的这30多年的发展阶段里，其创造的社会财富量要远远超过以往3000年的总和。不用说，任何否定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功绩的观点和立场，都注定是站在一种狭隘立场上的偏见的结论。但是，任何伟大的历史时期，都同样会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
习近平站在必须终结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转折关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升华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决不能再继续沿用“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思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所有文明因素的相互协作与积极配合。
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习近平有可能被现行体制所击垮。习近平要么被迫迎合或者适应目前中国的这种陈旧的体制，要么就奋力的主动为创建崭新的体制奠基，别无他途。从习近平执政三年来的结果看，在一些政策与策略的选择上，试图“左右逢源”的效果往往南辕北辙，甚至会严重影响自身的社会形象。而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屋建瓴的能力与智慧至关重要。我的判断是：在习近平的政治团队中，尚严重缺乏优秀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高超的处理具体事务的操盘手、高明的形象设计师以及通晓国内外局势的政策顾问。
开辟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至少需要三种要素的协同共振：第一，准确选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政策；第二，明确而能够被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价值导向；第三，描绘一个清晰可辨的未来蓝图以及指明走向美好未来的方法。
鉴于最近三年多来的中国社会的种种表现，我对习近平的政治建议如下：
第一，集中共产党全体成员的智慧，对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从而在理论上引导中国走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奠定开辟崭新社会发展时期的思想前提。
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明确表达一种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世界观。从而引导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导向，由此为中华民族确立持之以恒的价值体系。人类文明是相同的、一致的，文明只有发展阶段与程度的不同，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第三，以产业创新与制度设计为突破口的具体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因此，正确的教育政策、科技政策与文化政策，此三者，才是赢得中国社会美好未来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国需要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创新。
第四，在外交上，需要把谨慎地维持、修好、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这才是21世纪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基础。
第五，在内政方面，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与权限，中央政府应该集中处理外交、国防与货币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而一系列具体的民生问题应该交由地方政府切实的负起责任。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基层自治的机制，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起码的活力和创造力。
中华民族曾经饱尝20世纪百年的形形色色的苦难，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最后终于在1980年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文革”结束后的正确抉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第一次全方位地换发出惊人的发展力和创造力，从而在30多年里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社会成就。但是，爆炸般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了不可持续性，并且导致了社会分配领域里的严重不公平、权力的普遍贪腐以及社会成员的道德沦丧等等事实。
站在20世纪百年历史的荒野上，中华民族理当拥有21世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分智慧。眼下，中国正处于一种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起点上。中国再也不能重复20世纪的种种错误，中国必须赢得21世纪文明发展的成功。
徐国进
2016/3/30
习近平的突破口与习近平时代的成型
习近平是艰难的。习近平面临的中国问题，积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和邓小平时代“经济中心”60多年的全部问题于一体，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彼此交织并且相互矛盾，共同构成中国现实的一幅幅社会画面。
面对起自1980年代中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社会问题，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必须找到并且找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方法。否则，21世纪中国社会将有可能再次遭遇重大的反复和挫折。中华民族是一个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丧失21世纪发展的机会的民族，中华民族必须迎来一个创新和发展的全新的世纪。
眼下，总有一些人声称“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论调。但是，我认为，“十字路口”的观点已经不适合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更无益于对于现实决策的选择。中华民族必须坚定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走社会文明之路——这才是中国的唯一道路选择。
我认为，目前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有两个：一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超越资与社、左和右，确立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观；二是在现实政策的选择上，着力于公平制度的设计与创新。此两点，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着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的突破口。
同时，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应该把国内的诸多社会民生事务的处理权向下移，让省、时、县等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对本地区的民生负起责任，一方面减轻中央政府的决策压力，一方面使得中央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进行中国的外交、国防与货币政策三个主要领域的建树上。
习近平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的全面升华，需要开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既不是“政治挂帅”，也不是“经济中心”，而是社会生活中一切文明的因素和力量的共同成长、协作发展的时代。
因此，习近平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者、一个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事业的继承者、一个中国社会全面文明升华时代的开拓者、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丰富者。而改革开放的真正继承者、发展者和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开拓者的角色最为重要。
习近平需要高举起社会文明和人民幸福的两面大旗。由此，便能够不断激发和唤起全体中国民众的劳动、发明和创造热情。
从目前的状态看，习近平亟需有效地组建如下两个团队：一是组建起一支严谨而系统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团队；二是组建起一支能够提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和执行团队。
历史已经把中国的权杖交到习近平的手中，而如何运用这柄权杖造福于中华民族，这不仅需要习近平个人的正确的智慧，更需要全体中国社会成员的正确的智慧。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百年的挫折太多、失败尤甚，所以，中华民族必须赢得21—22世纪的两个世纪的发展鸿运，实现中华民族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和实质飞跃。并且，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独特成果。
我衷心希望，一个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习近平时代由此成行和成型。
徐国进 201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