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是革命烈士夏明翰写于1928年3月20日的就义诗。
夏明翰五弟，名叫夏明震，1907年生。
夏明震的妻子，是本节的主人公曾志。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
曾志祖父“本是个赳赳武夫，后来做起了悬壶济世的营生”。曾志父亲毕业于法政学院，母亲是个农村妇女。
四岁那年，曾志淹死了一只老母鸡，被母亲痛打；在祖母的支持下，曾志保住了自己的天足。
1924年秋，曾志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曾志“对看小说和体育运动最感兴趣”，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等活动。
1926年8月，曾昭学考入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 “为什么要改名？”曾志答道：“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曾志渴望当兵，从小立志成为巾帼英雄。踏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曾志换上了灰军装，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当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职务的毛泽东被任命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26年10月，曾志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信坚决解除了在家乡的包办婚姻。
1927年春，曾志从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以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身份派到湖南郴州，在时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领导下工作（一说曾志担任了郴县县委秘书长）。
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会议，开得很晚。。。曾志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躺在她的床上，原来是夏明震。曾志把他推醒，问，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夏明震说住的地方远，外面戒严回不去了。。。
曾志见夏明震是合衣而睡，便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
曾志回忆说，“我所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其实是（中共）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湘南特委）组织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第二天，有人拿此事开曾志玩笑。随后，妇女主任龙淑来做曾志的工作。龙淑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舆论对你不利。
曾志回忆，“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虽然和衣而睡，却弄假成真，那时我才十六岁。”
这是曾志的第一次婚姻。
曾志说，“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夏明震。。。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
曾志坦言，“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上面引号中的内容摘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07）一书。
简单介绍一下此书。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自传。在这本书里，曾志追忆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自己的婚姻家庭，自己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自己亲历的中国革命与我党历史上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这是一部极难得的回忆录和历史作品，书中血火交融的革命斗争与荡气回肠的儿女情长交相辉映，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美丽动人、百折不挠的女革命家传奇的一生。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起义，夏明震在彬县响应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组建了一只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湘南起义后，夏明震任郴州（郴县、宜章、资兴、汝城四县）特委书记，第七师党代表。
湘南暴动后，蒋介石调集了7个师的兵力前来“会剿”。
为了击败敌人进攻，湘南特委决定实施焦土政策，坚壁清野，提出了“焚烧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烧湘粤大道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沿途两侧15公里（一说5公里）内民房”等应对措施。后来，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左倾”的，这些错误措施及工农暴动采取的“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等血腥革命手段激怒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
1928年3月21日，彬县举行“动员大会”，在会议现场，动员烧房的一方与反对烧房的一方由争执演变为惨烈流血冲突，夏明震等中共干部被愤怒的群众杀死。此事被称为彬州“返白暴乱”或“反白事件”。
在冲突激化前，曾志赶往附近红军驻地求援，因而幸免于难。
“反白事件”第二天，湘南特委决定，由陈毅接任郴县县委书记，由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接任第七师党代表，二人率领部队前往郴州平叛。
反革命暴乱平定后，曾志找到了夏明震的遗体：“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苍天，我克制住感情，没流一滴泪。”
其后，熟悉当地工作的曾志被调到第七师政治部，成为新任党代表蔡协民的得力助手。
关于这段时间曾志与蔡协民的交往，“井冈山红色文化教育学院”有一篇文章写道，
革命斗争中的频繁接触，使曾志觉得与蔡协民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愉快，即使工作再紧张都不感到疲倦，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很难说清是两个人的气质相近？还是志趣相投？她喜欢与蔡协民说话，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对事情的看法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地；
曾志还注意到，蔡协民待人热忱，说话办事果断利落，跟什么样的人都合得来；
在蔡协民这一面，曾志那优雅的气质强烈地吸引着他。她的外貌是典型潇湘女子的秀眉丽目，师范毕业生的文化底蕴，使这种清雅的仪容更具一种超群的气度，构成了出类拔萃的新型女性形象；
才情横溢的蔡协民，在第一次见到曾志时，心中就涌动着说不出口的兴奋。
曾志回忆录中说，“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
在第七师师长邓允庭与妻子陈香梅的撮合下，1928年4月的一天，曾志与蔡协民在第七师师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曾志与蔡协民之恋在第七师及红军中传为美谈，被誉为井岗梁祝（井岗山的红色军中梁祝）。
对此次结婚，曾志认为，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里还讲什么‘三从四德’。。。”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婚后，曾志、蔡协民沉浸在充实的革命生活和恩爱的二人世界之中。
一天，屋外有个洪亮的声音大喊“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未及屋内人反应，一人跨门而入。来人身材高挑，气度不凡，对着床沿上相依而坐的曾志和蔡协民道：“嗬！金屋藏娇么。老蔡，好福气哟！”
蔡协民忙拉曾志起身，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彬州暴乱过去半年多后，1928年秋，曾志在大井村产下了一个男孩（石来发）。出生后的第26天，孩子被送给了王佐部下的一位连长石礼保和其妻子赖风娥。
1929年春夏之交，朱德、毛泽东就红军领导权，领导方式爆发“朱毛之争”。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当选的是陈毅。激愤之下，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
（龙岩会议时毛虽落选前委书记，但仍当选前委委员；半年后，12月底的古田会议上，毛又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红四军朱毛之争时，曾志倾向于毛泽东，而蔡协民则被毛批评为中间派。后来，毛对蔡协民越来越看不顺眼，直至发展到不愿见蔡协民，毛泽东曾扬言，“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朱德掌握红四军领导权后，倾向毛泽东的曾志，和“中间派”蔡协民夫妇被派往福建工作。
伴随工作的调整，曾志与蔡协民的感情也发生着变化。曾志需要的是强硬的男子汉，但她发现，蔡协民的感情其实很脆弱，曾志说，蔡协民“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会）难过得流泪。”
1930年10月的一天，曾志在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谈工作，突然，一个男子闯了起来。看到秀发垂肩的曾志，该男子又猛然呆立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
来人是年方22岁的省军委主任，特务队队长陶铸。陶铸数月前曾策划、组织并亲自带队实施了“厦门大劫狱”，威震福建。
（1930年5月，陶铸率12人突击厦门监狱，以零伤亡代价救出了狱中40余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守军死伤20余人，此事震惊全国，被称为“厦门大劫狱”）
女革命者遇到了心中期待良久的男子汉。
陶铸（1908年－1969年），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共建政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此后，曾志与丈夫的关系继续恶化。回忆录中说，“搬到鼓浪屿福州路一二七号后，我同蔡协民经常吵架。”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小铁牛”。
1932年1月，蔡协民、曾志夫妇被（再次）调往厦门，蔡协民任厦门市巡视员，曾志担任市委秘书长。二人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在组织掩护下，来到厦门。
刚刚抵达，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便到访，并带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要把他们的孩子“小铁牛”带走送人，以换取组织经费。
曾志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一月，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将孩子‘ 送’给别人，（已）预收了一百大洋。”
“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我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发呆地望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抱着铁牛坐着，蔡协民立於一旁，照完相后，我给小铁牛喂了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
“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书记也不敢告诉我，其实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时很难受，暗暗地流泪。”
（当时厦门流行麻疹、天花，两个月就断奶的小铁牛被送给中医叶廷环后，在其家被病孩感染，不幸亡故。）
1932年5月，蔡协民调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6月下旬，蔡协民指挥车本保卫战，战斗失利，部队损失过半，蔡被认为犯了“左倾”错误。
32年l0月下旬，蔡协民又被扣上“社会民主党分子”的帽子，遭到批判。厦门市委要求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则被调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
对此，曾志回忆道，“一九三二年秋，中央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线，肃清影响。。。”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
“临分别前，我（向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曾志回忆录中有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对二人感情的总结：“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
到达福州后，曾志与陶铸为革命工作而“假扮夫妻”，组建了“家庭”，感情日加炽烈。
曾志说，“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蔡协民前往上海申诉。接过一次头后，党组织就不再理睬蔡协民。蔡协民花光了盘缠，意识到自己被中央甩了。1933年初，蔡协民穷困潦倒地回到福州，但福州的党组织也不接纳他。蔡协民只好在码头扛包，在建筑工地做苦工，在石场打石头，以此为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倒霉的蔡协民在此前后患上了肺结核，经常咯血。
得知蔡协民回到福州，临近分娩的曾志看望了蔡协民。
怀孕期间，陶铸对曾志照顾无微不至。
不久，曾志的第三个孩子（蔡春华）出生。出生第13天，孩子又一次送人，送给一户盐商（一说送给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曾志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我和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我临近分娩时，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来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
1933年4月，陶铸被调往上海。启程之前，陶铸和曾志租了一个旅店，在里面度了十天的蜜月。
5月，由于叛徒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
1933年7月，党恢复了蔡协民的组织关系，重新安排他到厦门工作。
1934年4月，蔡协民由厦门前往中央苏区，途中被叛徒出卖被捕，7月在漳州就义。
陶铸赴上海后，曾志前往闽东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斗争，任闽东游击区特委组织部长。在闽东，曾志的惊人胆魄、超凡魅力、卓越才华获得了施展空间，多支地方武装被我党收编，成绩异常瞩目。在此期间，曾志还传下了独闯海岛，招降“海匪”的佳话，本文不作细述。
对曾志的这段经历，常见的评述是：“1932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就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坚强的在闽东一带和叶飞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人间正道是苍桑。事实上，曾志在闽东并非一帆风顺。
在革命生涯中，曾志曾6次蒙受冤屈，6次受到党内严厉“处分”，其中二次就发生在闽东时期。
1934年6月，闽东特委给予曾志党内处分，处分称：“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
处分的原因是曾志与“闽东独立二团”团长任铁峰和政委叶飞交往密切，同时与他们二人谈恋爱。
9月，闽东特委再次给予曾志处分：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4个月。
曾志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但她同时认为：“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曾志说，自己受到处分后，“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
叶飞小女儿叶榛榛在谈及父亲戎马生涯时，并不避讳父亲初时的稚嫩，“中央苏区老红军曾志曾是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军训的女兵，她初次见到领导闽东红军游击队20岁的叶飞，看到他不躲避打来的子弹，就知道他没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看到我父亲）透着坚毅和果敢。”
虽然一度缺乏战斗经验，不辨子弹方向和高低，但叶飞其实非常机灵，绝对是个聪明人，而且运气也极好，虽然一生多次遇险，有一次被暗算身中六枪，但叶飞始终大难不死。
曾志说，“‘北詹’（闽东特委书记詹如柏）原要干掉叶飞，现在却关怀备至。叶飞进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稳政治立场。”
20年后，曾经稚嫩的叶飞，成了解放军的上将，先后担任海军司令员，福建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有人说，残酷的内外斗争是磨炼人才的最好熔炉。
去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长篇军事小说《来复线》。该书作者阎欣宁在接受《厦门日报》记者采访时披露，《来复线》的男女主公原型是叶飞和曾志。阎欣宁表示，曾志的回忆录为其小说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写作素材。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自江西瑞金向西长征。
1935年春，闽东苏区被国民政府军收复。曾志与任铁峰先后奔波于福州、汕头、广州等地躲避追捕。35年底，曾志、任铁峰来到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由敌对改为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抗日。
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戴笠、杜月笙等组织上海抗日别动队（后演变为苏浙别动队和忠义救国军）。在周恩来、张爱萍指示下，任铁峰化名王际光，组织曾经的地下工作者和被释放中共党员加入别动队投入对日作战，任铁峰被任命为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少校副大队长。
8月下旬，任铁峰奉命率三大队在华漕镇驻守苏州河南岸防线狙击日军。9月初，由于所部伤亡过半，任铁峰拒不执行一支队支队长何行健要求其赶赴南翔防线作战的命令，私自解散部队，退出战斗。中共长江局认为任铁峰破坏统一战线，将其开除党籍。
9月底，陶铸被释放出狱，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正从上海前往延安的曾志在到达南京时，得悉了陶铸出狱的消息，遂折往武汉，与陶铸相聚。曾志被组织安排在武汉从事妇女工作。
1938年10月，陶铸被王明调赴宜昌，曾志则前往荆门等地。
1939年12月，曾志被派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初夏，陶铸也来到延安，与曾志再次相聚。
1941年4月4日，30周岁生日那天，曾志在延安产下了女儿陶斯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