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三）

叶剑英的初婚为包办婚姻，他的原配没有诞下子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叶剑英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冯华。冯华生于何年何月，是何处人，有何经历，工作于何单位，与叶如何相识，一概不详；叶的妻子冯华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为叶诞下一子一女，这就是今人对冯华的全部了解。

1924年初，时任粤军参谋长叶剑英与冯华在广州结婚。同年12月20日（一说11月份某日），冯华在梅县生下了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

1927年12月中，中共发动的广州暴动失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曾宪植随团长叶剑英从广州逃至香港。12月底，曾宪植、叶剑英在香港结婚（一说二人28年春结婚），曾成为叶的第三任妻子，曾时年17岁（一说18岁），叶30岁。

叶、曾结婚时，冯华正有孕在身。1928年，冯华在香港生下了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叶楚梅的出生月份未向外界公布。叶楚梅的丈夫是邹家华（邹韬奋之子，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总理）。

生下叶楚梅后，冯华便仿佛人间蒸发，再无任何音讯，再没有任何资料、任何毫末点滴传之于世。

曾宪植生于1910年1月23日，湖南湘乡县荷叶镇（今属双峰县）人，是曾国藩弟弟，湘军九帅曾国荃的嫡玄孙女。

1928年夏，曾宪植在组织安排下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时就读于华南大学。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学习。

1929年5月，就读华南大学的曾宪植，因参加反政府游行示威、张贴标语而被捕，获释后曾宪植被安排赴日本留学。

1930年底，叶剑英自苏联回国；1931年初，曾宪植自日本回国。叶、曾在上海重逢。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安排他们前往中共苏区（江西瑞金一带）工作。二人由上海先至香港。据说，由于担心曾宪植相貌出众，不易化妆通过国民政府封锁线，所以曾留在了香港，而叶剑英则在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护送下，通过中共地下“红色交通线”，于1932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叶剑英遇到了一位故人、同学和老部下，工农红军大学党委委员，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编剧、导演，危拱之。

1932年冬，危拱之当时的爱人（一说恋人）郭化若（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代总参谋长）被打成了“托派”（托洛斯基）分子。危拱之没有紧跟组织，拒绝了政治保卫局布置的监视任务，还为郭化若仗义执言，被隔离审查。12月，危拱之被苏区中央局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但被允许留在红军大学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危拱之，1905年生，原名危玉辰，出身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危拱之和曾宪植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同学，她们同是广州暴动时叶剑英的教导团部下；危拱之还是叶剑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参加长征，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兵（多为各级首长夫人）之一，也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被开除党籍者。在过草地时，她生病发烧，双脚淌着脓水，仍顽强地拄着木棍追赶队伍。蔡畅（李富春夫人）曾回忆说：“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

到达陕北后，朱瑞（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时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于1935年底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1936年春，陕北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

1936年6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危拱之与张闻天、陆定一合写了歌曲《团结地久天长》。

1936年9月，在剿共中不断损兵折将，唯恐实力不保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签订了所谓“抗日救国协定”；在此之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与中共达成了类似的协议。中共，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结成了互通情报，互助协作的西北“铁三角”。

1936年7月，为联合、统战东北军，时任中共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带队访问安塞（时为东北军驻地），危拱之率抗日人民剧社随同出访，并为安塞一带的东北军部队演出20多天。

在安塞期间，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略经犹豫后，但32岁的危拱之成为40岁叶剑英的第四任妻子（一说结婚时间是1937年，地点是延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危拱之以红军联络处会计的身份抵达西安，协助叶剑英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工作。据说，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奉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叶剑英，已在张学良官邸潜伏了一个月之久。

叶剑英在西安的活动见报后，叶的第三任妻子，危拱之的同学、战友曾宪植写信与叶剑英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

1937年4月，危拱之随中共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资金。有孕在身的危拱之顺便在上海作了一次身体检查，发现腹部长了一个瘤子（应该是良性），治病期间，危拱之请医生为她打掉了五个月的胎儿。

1937年8月初，叶剑英自西安飞南京，与周恩来、朱德一同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8月22日，国共双方达成改编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还被中共任命为八路军驻京（南京）首席代表。

在南京期间，叶剑英、李克农（时任驻京办事处主任）与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元老何遂交往密切，叶剑英在何遂家认识了经常来此参加青年聚会，谈论时局的女青年吴博。吴博是何遂二子何世平（原名何鹏）的吴淞中学同学。

1937年6月初，曾宪植母亲李氏去世，曾宪植在长沙郊外曾氏墓庐屋守制一个月。此后曾宪植的行踪有二种可能：一是前往武汉，参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筹办；二是可能前往南京，参与《新华日报》筹备。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曾宪植将与叶剑英在南京重逢。
（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是1937年秋于南京开始筹备的，11月下旬淞沪会战即将失利前筹备工作向武汉转移，《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于武汉。）

1937年11月下旬，南京保卫战前夕，叶剑英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人员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抵达武汉，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并。

如果之前曾宪植在南京，则她将随叶剑英同至武汉；如果曾在武汉，那么她将与到来的叶再次聚首。

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爆发。

在之前的5月上旬（一说4月），叶剑英由武汉南下广州、香港、澳门治病，同时进行统战、募捐活动，曾宪植随叶同行。在香港期间，叶剑英在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任值理的镜湖医院做了割瘤手术，术后，叶剑英、曾宪植在柯麟家住了几个月。

10月，曾宪植在香港生下了叶剑英的第二个儿子叶选宁（叶选宁的出生时间还有八月、九月等不同说法）。

叶选宁出生后，叶剑英返回武汉，曾宪植与幼子则留在香港。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为避免遭日军合围，10月25日，国民政府主动弃守武汉。

25日凌晨，周恩来、叶剑英率领最后一批八办工作人员撤离武汉，他们辗转于27日抵达达湖南长沙。

1938年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撤销了王明任书记的中共长江局，39年1月，中共另设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任命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南方局6常委之一，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939年2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成立“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叶剑英被任命为副教育长。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陪同已从新四军出走4个月的叶挺返回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1939年3月中旬，离开皖南云岭返重庆时，周恩来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抽调了两名速记员，其中之一是速记训练班的支部书记吴博。5月初，吴博与另一位速记员方卓芬到达重庆，成为中共南方局重庆红岩机关的机要员。

吴博，上海人，毕业于吴淞中学。本文前面提到过，吴博与何遂二子何世平（原名何鹏）是吴淞中学的同学。

吴博女士是个神秘人物，关于她的信息寥若晨星。吴博可能出生于1923年，或者出生于1918年前后。

吴博很可能还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和张太雷次女张西蕾是女师的同学，吴博可能就是和张西蕾一道，于1938年9月下旬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镇的。

叶剑英在南岳训练班任教期间，还利用各种机会穿梭于桂林、重庆之间，进行统战工作。

1939年6月9日，叶剑英抵达山城重庆，任南方局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开展工作。

1939年夏秋之际，曾宪植将未满周岁的叶选宁送回荷叶（湖南湘乡县荷叶镇，现属双峰县）老家大夫第。另有说法称曾宪植送叶选宁回荷叶曾府的时间是39年春。曾宪植39年冬也曾回过荷叶曾府。可以推测，39年年内，曾宪植曾多次往来于湘乡曾府与外地，湘乡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所在地南岳衡山非常近。

1939年底，曾宪植独自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交通联络工作。

1940年，在周恩来的撮合下，叶剑英与吴博在重庆结婚。时年22岁（也可能年仅17~18岁）的吴博成为43岁的叶剑英的第五任妻子。叶、吴二人结婚的月份秘不外宣。

1940年12月初，皖南事变发生。

1941年1月，中共安排南方局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撤往延安，已怀有身孕的吴博搭乘董必武的小车从重庆来到延安。

41年2月，叶剑英再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从重庆调返延安。曾宪植也同行来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第二分部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敌工部工作。

同年，吴博在延安生下了叶剑英的次女叶向真（即凌子或凌孜，电影《原野》的导演，钢琴家诗昆的前妻）。和吴博的结婚时间一样，叶向真的出生月份也未向外界公布。

1943年7月，已延续了两年多的延安整风又进入了“抢救失足者”（即审查干部，抓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阶段，河南党组织被打为“红旗党”（康生宣布，“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危拱之（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等省委负责人受到刑讯、虐待逼供。7月22日，整风动员会后的一个夜晚，危拱之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虽及时发现获救，但自此精神状况开始出现问题。

危拱之与同遭审查的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在患难中相爱。但是，郭以清的年龄比危拱之小十几岁，党组织没有同意他们的结合。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就调停军事冲突、和平建国等事宜与国民政府会谈，在重庆期间，叶还出席了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曾宪植作为邓颖超的秘书也参加了这次中共代表团，她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负责妇女统战工作。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调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美国政府代表共同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并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出身名门世家，刚刚毕业不久的辅仁大学青年教师王光美，被介绍为中共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兼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著名的美国友人，李敦白，在中国从事革命工作长达34年，入狱时间长达16年。据他回忆，早在1946年夏天，他前往延安前，就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遇到了刚刚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王光美，当时的她年方24岁，是时任军调部中共首席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据其它有关回忆，“王光美在军调部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叶剑英还安排她教军调处的中共人员跳舞，学习使用相机。

“叶剑英还经常向军调部翻译人员王光美询问了解大学校园里的情况，了解北平学生和教授们关心的问题，以及社会动向等，并经过王光美等多方联系，接见了许多教授，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后来，王光美去延安前向他辞行，叶剑英亲切地嘱咐说：‘青年人要有理想，要把学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到解放区去，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知识青年要正确看待工农出身的同志。’”

“叶剑英女儿曾对王光美女儿说，在北平军调部时，叶剑英曾经对王光美很有好感，但考虑到人家是洋学生，看不起自己。。。”

1946年7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8月，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三人委员会”、“军调部”也都随之逐步解散。

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乘一架延安专用的小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王光美认识了刘少奇。据王光美回忆，叶剑英的时任妻子吴博还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结合牵线搭桥。

这应该是指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国军占领延安后的一件事。约在3月下旬，当王光美从延安撤至瓦窑堡时，吴博给她转来了一首刘少奇写的诗，刘在诗中‘鼓励我（指王光美），说我表现比较好’。

变故转瞬又至。

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赴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担任校长兼政委。在这里，叶剑英迅速结识了又一位年青女子-刚刚入校的学员李刚，并成功地与之“建立了感情”。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前，李刚曾就读于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这是刘少奇第六次婚姻。

1948年底，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尚未结束，已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北平第一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到达房山良乡，准备接管北平。在良乡，叶剑英与李刚结婚，李刚成为叶剑英的第六任妻子。此时叶51岁，据说李刚时年22岁。

与叶剑英的婚姻结束后，吴博再未结婚。

没有任何人专门为吴博写过文字，世人对她的了解只有寥落残缺的只鳞片爪。新四军速记班的战友李幼兰（张爱萍的夫人）曾是她的好朋友，八办的同事方卓芬（丈夫许涤新，当时的《新华日报》党总支书记，后来的社科院副院长）和她一同从皖南到重庆，她在吴淞中学有不少同学，但这些人都从不开口谈吴博，至多是顺道一语带过。

保持沉默的，还包括吴博的儿女叶向真，和吴博自己。

仿佛她没有权利为世人留下她的话语，她的事迹，她的作品，她的喜怒哀乐；或者她不需要这样的权利，这位曾经的南方局中共机要员，党性坚定，坚守组织纪律，无论对任何事都会守口如瓶；再或者，有关她的信息曾经存在过，但消失了？

1949年初，由于患上精神分裂症，同时肺结核发展到三期，叶剑英的第四任妻子--危拱之就此离开了工作岗位。

休养期间，由于护工照顾不周，危拱之在上厕所时摔断了大腿。

危拱之，这位过草地时，双脚淌着脓水，仍然拄着木棍，忍着剧痛追赶部队的前黄埔军校女生，在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没有亲情的孤独和病痛中度过着自己的余生。

1952年11月28日，李刚在北京良乡生下了叶剑英的三子叶选廉。

1955年，李刚、叶剑英二人离婚。1961年，李刚为叶剑英生下了三女叶文珊。叶文珊的出生月份、日期亦未向外界公布。

李刚出身于湖南娄底涟源的一个书香门第（涟源在民国时属湘乡县，曾宪植也是湘乡人），父母开明，自小外出求学。中共建政后李刚从事外交工作。著有诗集《学步集》。

李刚出生年份不为人所知。和吴博一样，李刚仿佛也只是一个简笔勾勒的符号，同样没有任何人专门着笔讲述她的故事，包括她的子女，她自己，包括她外交口的同事们，她华北军政大学和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同学们，包括她的姐姐李蓬茵（党史专家，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的夫人），包括她的胞兄，曾经的新华社副社长李普。

李刚和吴博两位女士，做了同一件事：将自己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永远深埋心底。

1973年2月，北京，危拱之在孤独和病痛中悄无声息地死去。

通常的说法是：叶剑英与第六位妻子李刚离婚后，便再没有正式结过婚，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叶帅身边长期的还有过三个女人，主要是照顾叶帅的生活而没有正式身份。

这一“叶剑英六位妻子三位‘忘年红颜’”的说法并不正确。

叶剑英死于1986年10月22日，享年90岁。

叶的养女戴晴曾写道：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30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曾宪植女士1989年10月11日病故；
吴博女士至少2009年仍健在；
李刚女士2018年5月仍健在。

86年叶剑英死时，六位正式妻子：原配、冯华、曾宪植、危拱之、吴博、李刚，仍在世的有曾宪植、吴博、李刚三人，与戴晴的回忆尚差一人。

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儿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道出了答案：叶的最后一任妻子是一个小护士，后来这个小夫人因为吃醋裸体投海未遂，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此前大陆博客文章曾介绍了叶剑英的六任正式妻子（原配姓名不详，后五位有名有姓），其中没有提到这个小护士。

书中说，在主政华南时期，叶剑英娶了一个小护士当老婆。
1956年在北戴河，由于叶和其他小护士睡觉，这个已经成为叶夫人的原来的小护士大哭大闹，脱光衣服要投海自尽，从房子里跑出来奔向大海。警卫发现后就赶紧追。一个前面跑，一个后面追，在浅水处已经追上；警卫膀大腰圆，无论小夫人如何挣扎硬是把个光溜溜的小夫人拖了回来；闹得北戴河沸沸扬扬。

（注：1955年，叶剑英、李刚离婚）

于是说小夫人是精神病，送去医院，再也未能回府。叶剑英从此也再没结婚；但谁都知道，是小护士陪睡，过一阵换一个，护士个个不久照样成家立业，而且有的还经常带着丈夫、孩子回来看看，开生日会等，关系良好。

叶剑英去世后，那个曾被送进精神病院一阵的小夫人还来家里看罗瑞卿夫人，请罗夫人帮她向中央要求恢复她的叶剑英夫人的地位。罗夫人说：“这我可帮不了你。”

另有消息称，叶剑英与“精神病”小护士的婚姻材料，已经通过特别手段，全部销毁了。

由是可知，叶剑英至少有七位正式妻子，三位忘年“红颜知己”。

有说法称，和叶有过关系，但没有“名分”的“忘年知己”，不计其数。

据说，叶剑英的最后一位“忘年知己”是解放军301医院一名20多岁的护士，当这位比叶小近60岁的护士被叶QJ后，护士的父亲，301医院的一位副院长，一度还曾找叶想讨个说法。

据说，叶剑英长子叶选平曾作如下声明：
社会上总有人传说我父亲是“花花元帅”，我们全家对此表示遗憾！但我可以庄严声明：我父亲生前的四任妻子，以及在他鳏居时的孤寂岁月中比较深入地介入了他的感情生活的另外三位女性，尽管在我父亲去世时都在世，但均未参加我父亲的葬礼，这并不是我们做子女的意见，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们这些子女，至今仍同这七位女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官方说法是：叶剑英病逝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参加追悼会的亲属名单，在聂荣臻的力主下，叶剑英的7位健在的遗孀均未参加，这就免去了很多麻烦，聂确实是个“厚道人”。

以下摘选自《戚本禹回忆录》：叶剑英。。。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 1957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那些头顶着无数闪耀头衔，号称要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伟大人物们，不会把他们的女人排除在人类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