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片天空下的英雄 暨“中国自由文化奖”活动杂感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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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原本想倾尽精力写下十篇文章，一一深刻而详细地提议“中 │ │ 国自由文化奖”之十个奖项。看来，至少今天的时间不允 │ │ 许，我唯有写下此文，仿如序，或仿如记。 │ │ ──作者按 │ └────────────────────────────┘ 年轻、酷、英气，超越年龄、超越党派，从来都是一个人做事，关注 底层、活跃、迅速、高产、不要命、媒体布得广、领域进得宽，没有 自己的完整思路、点到为止、干实事、什么都涉猎、什么都在做、什 么都在管……，这是人们对我留下的印象。从文章来看，又是这样 的：整齐、洋洋洒洒、老道、真性情、由点及面、夹叙夹议。另外一 点，是电台媒体的参与──这方面的锻炼已经比文字表达又更深一层 ──，到现在为止，除了主讲26集之外，另有70集左右是专访或受 访。然而，假如我抽离我自身来观察这样一个人，我会明显感到：没 有深入，没有思想框架，没有行动组织，没有完全豁得出去的洒脱， 仍然有妥协，仍然有策略。而在品格方面，也会明显感到：过于执 着，放不下自己，矛盾，悲观，容易感情用事，惰性。最致命的就是 惰性，当走到一定的高度就会突然产生迷茫，这种迷茫是致命的，不 知何去何从，而且很容易自弃。 还有一些，是更值得深思的。一是信仰问题，我有敬畏之心，但没有 “向上攀登寻找神”的勇气。二是单独维权问题，性格里有孤僻的一 面，有过于特立独行的一面，不习惯组织式的行动，灵魂分散，无法 集中力量。三是自身资源问题，经常发生本领恐慌的情况，当无力解 决之时最容易产生前面所说的堕性与自弃。从文章来看，问题也不 少。第一，关注现象性的问题明显偏多，无法抽离现象，这跟调查起 家的源起相关。第二，有的明显缺乏文学气息，白描手段、直言直语 太多；有的又太过于诗化，甚至丧失理性。第三，不着边际，亦即同 样一个问题铺散得太广，过于行云流水，而就问题的重点本身却缺乏 深入的解剖，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整体，就会发现巨大的漏洞，这些漏洞全是由紊 乱、杂乱、缺乏系统研究所导致的弊病，以至于有些随心所欲：情绪 成为纯情绪，资料成为死资料，现象成为现象，理论成为理论，无法 有机结合。四年半了，我落笔300余万字。以现在看过去，都如浮云 尘烟；以现在看将来，路途更为遥远。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时 势逼迫，人已经站立在这个点上，不能退缩，没有易辙，更无法逃 避。我已越来越不满意于我的所有过去，眼中比先前更加虚无和微 渺。现在我想做的，就是让自己暂时停下来，不用任何资料，不用任 何数据，把我的感悟非常感性地一一具上，谈谈眼中之中国自由文 化，谈谈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时代究竟要经历怎样的锐变才可脱胎换 骨。 我的一生经历了几次非常重要的启蒙。学生时代总是充斥着饥饿、贫 穷和由其产生的志向，自小学阶段就有自学的习惯，小学自学初中， 初中自学高中，高中自学大学的中文、历史和法学。不同于纯粹“文 人”之处在于，我崇尚实证，崇尚推敲和分析，崇尚调查和总结，所 以我学生时代的强项并不特别在于文、史、政，而是数、理、化和英 语──我曾连续五届担任英语科代表，亦曾参与过几次全国性的理科 竞赛。在这样的锻炼里，即使在“从文”方面自小特立独行，但仍然 没有荒废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追逐。直到我遇到一个“怪人”，我的 人生才发生了转折。这个“怪人”叫卢伟，一个深层次地解读中国传 统文化的嗜书如命者。 16岁那年，我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诗歌、小说、杂文、散文编成《杨银 波文集》。那时我还没有接触互联网，全是手写，然后以信封投寄的 方式寄向为数不多的一些媒体。同时，也接触了太多太杂的摇滚乐， 当时特别欣赏唐朝乐队、Metallica和Nirvana。就在这一年，我获得 重点高中最高荣誉“金太阳奖”，并同时认识一起获此奖项的学长张 波──现在已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三年。我与张波相见恨晚，遂结拜 为兄弟，向其师芦伟请教。长此以往，形成一个奇怪的习惯，猛力啃 读历史类、思想类、政治类的书报杂志。一年下来，几乎达到每周两 本书的阅读速度，如饥似渴，不可释手。 那时能看到的最具胆魄的一些书籍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 构》、李敖的《惊世新千年》与《李敖大全集》、龙应台的《野火 集》与《百年思索》、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酱缸文化》、王 小波的《黄金时代》与《我的精神家园》、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余杰的《火与冰》。其间，参杂过 深读《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和《财经》最具力量的一批深度 报道。国外作品除阅读一些名著之外，没有再更深地涉及过，孟德斯 鸠《论法的精神》、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除外。我认 为，我今天的“工作狂”倾向全是拜当年所赐，那时不仅阅速度惊 人、阅读范围极杂，而且创作的速度也不亚于今天。我能享有的权 利，是可以不必听课、交作业，只是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唯一 一桌，间或到图书馆、书店或山坡，这对于同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 学生制度。 初中时，我曾参加过“晨羲文学社”和美术学习班；高中亦如此，参 加过“晨风文学社”，接受过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樊一峣的乡土文学 启蒙。这所有的学生时代启蒙，其实全然不在体制教育之内，而是眼 中始终深望外边。城市里的旧书摊已经逛尽，图书馆的书看得两眼麻 木，即使今天我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图书馆，也仍然怀念当初那段嗜 书如命的少年时代，那一个意气风发、激情洋溢、另类疯狂的时代。 我已感觉所掌握的一切越来越逼迫我必须跳跃出来，重新思考我的人 生，即使可能背负沉重的责任和难以承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此 后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再留恋于将总是名列榜首或前矛的成绩单寄给 在广东农场当农民工的父母，心中只思考着一件事：独立。 从休学到回乡调查，从家乡到湖南常德师范学院法学系，从湖南到广 东长期调查，从个体维权到推动基层罢免与民主选举，然后再从广东 到重庆的“当代上山下乡”，我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也承载了 太多的收获。网络时代的来临，境外媒体的接纳，独立中文笔会的感 召，同道之士的感应，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行走的是一条真正 独立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 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走这条路，但毕竟逝者已矣，总感到还有大把 的希望。一个社会底层出身的青年，从不放弃胸中的理想，始终为之 拼搏，愿意付出一切，这条路不可能从此断绝。 让我真正走向职业化写作道路的第一件事，是《关天茶舍》的“斗志 （杨银波）事件”。那是一次对广东农场积累了三个月的调查，非常 成功，为几百名民工遭遇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维护了权益，并最终导 致该农场倒台。也是在这段时间之前，通过《大地网》，我认识了我 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师──余樟法，也就是著名的政论家兼 诗人东海一枭。余樟法即使在今天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种惊人的 文字爆发力，狂傲不驯的性情风度，深刻厚重的文化功底，以及涉入 甚多禁区的无畏胆魄，让我迫不及待地日日阅读不止。他真正吸引我 的，是思想的高度，永无停息的坚持，独立超然、力求真实、捍卫尊 严的品格。我的一生，阅读作品无数，网络时代更是挖掘得更深、更 广、更复杂。当时的《大参考》与《民主通讯》，我一期都没放弃 过。许多政治论坛、学者专著、作家专栏，以及大陆门户网站的“深 度新闻”，到今天还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 “现代化学者”郑贻春的创造式表达，又成为我人生观望的第二道高 峰。他所站立的政治高度，已经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开导，思想上的启 蒙，更是对于权力结构的深入解剖，以及详细地设计未来的中国道 路，有步骤，有明细。郑贻春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诗人，真正的“语 不惊人死不休”，是那种近乎于原子弹爆炸的猛烈，对特权专制予以 极强的抨击，绝非“瓦解”那么策略化。与余樟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郑贻春同时还是英语教授，他的信息来源除了类似我、余樟法所能掌 握的之外，还有第一时间的英文媒体，这一点又和海外的职业作家曹 长青等人类似。郑贻春和余樟法并非一类人，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所 致力的方向并不相同。郑贻春类似于做规划，做“一人抵挡千军万 马”之人，颇似当年的章太炎、孙文，接近于革命；余樟法类似于做 启蒙、做寻根，做“开风气之先”之人，颇似孟轲、梁启超，接近于 改良。但又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因为这当中实在有太多的交叉，太 多的同类项。 我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真正的民间”，最初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文 字，只要落在了互联网上，我一篇都没有错过。要说卖命，坐牢前的 郑贻春比我还要卖命，他已经不用自己写，只须站立于一处，一篇演 讲式的文章就是近万字，轻而易举。如此下去，日产数万字已不是问 题。思维已经远远超越了打字的速度，思想已经飞奔到另外一个时代 来看当道。但从可读性而言，郑贻春的作品远不及余樟法。余樟法毕 竟是一个就思想而言极善于准确表达和艺术表达的人，而且接触面涉 及三教九流，哪里都登得上台面，即使是小学生、初中生也能看懂其 文字，这跟李敖的写作纯属同一种受众定向。但余樟法又高于李敖， 其原因是余樟法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想，不是附庸者，不是纵横家， 不是朝秦暮楚。从他近段时间的“仁本、民本、人本”思想来看，更 不是国学、西学这么简单的划分与坚持，而是抽离出传统与当代、东 方与西方共有的许多价值，独成一派，很不容易。 郑贻春当然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一点和杨春光类似。他们同样在共产 党体制之下历经了太多的政治运动，语言表达有一定的“红式风 格”，只不过把针对的对象重新倒过去，变成专制者而已。他们在传 统文化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就当前世界主流价 值的认识却非常清醒，堪称中国先行觉悟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从 接触面来讲，郑贻春比余樟法所接触的人更为“危险”，也就是一大 批真正从事于重建中国的反对党式的人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 贻春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纲领性和战略性，其思想不是作为思想家的思 想，而是作为政治家的思想，这一点与余樟法有着最具本质的区别。 在时代人物的对比中，我们才可能看到差距，看到其不同的方向。 被称为“西方观察中国的窗口”的刘晓波，跟郑贻春的轨迹类似，有 跟郑贻春一样的“红式风格”问题，但其语言极其工整、简练，框架 严密，逻辑清晰，其路径介于学术、政治、社会、哲学、信仰等多个 方面，比郑贻春的道路走得更宽。而且，在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刘晓 波的整合能力特别强，换成武术界的话说，全是套路，非即兴发挥。 他始终能够将同样一个问题、事件、现象、理论，换化成一个尽力给 你全面解读的套路文体，这一点是“作家”出身的很多人都无法做到 的，也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所在。还有一些人，可以作为方 向性的代表。如辛灏年，曾经是小说家，介入过体制，后来写出《谁 是新中国》，又以雄辩的风格演讲不断，创办《黄花岗》季刊杂志， 内容沉重厚实。这样一个人，走这样一条道路，其风格、其理论、其 影响，颇似孙文后人。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的文字，耳朵也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在电 台，余樟法犹如老者谦谦，诗风道骨；郑贻春幽默大胆，浩然正气； 杨春光痛苦绝望，忧愁悲悯；刘晓波准确凝练，厚实深邃；辛灏年盘 踞高处，指点江山。还有一些人，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在其领域和领 域之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民主论 坛》主编洪哲胜，对新闻自由推动已久的张伟国、曹长青，以及吴 思、任不寐、龙应台，还有法学界的张思之、高智晟、袁红冰、莫少 平，经济学界的何清涟、郎咸平、杨小凯，更有从事维权的杨茂东 （郭飞熊）、杨同彦（杨天水）、丁子霖，还有类似周立太、曾飞洋 这样“杀出一条血路”的维权律师和ＮＧＯ代表，等等。他们是时代 的英雄，却又不唯独是领域之内从事，而是高瞻远瞩，自成一路，走 得远得很。 体制内人物最终走向民间的，其影响力也不可小窥。他们都是国家遭 遇重大灾难的牺牲品，却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利用自己剩下不多的 人生，发出高水准的声音。比如已经去世的林牧、刘宾雁，还有健在 的俞梅荪、鲍彤。另有那些无论是声音还是文字抑或其它，都是那么 精彩和睿智的人，比如北明、张敏等人。可以说，自由亚洲电台的主 持人没有一个是简简单单的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 由，是凭借优良的信息来源优势，为中国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真相和觉 悟。同样的道理，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的栏目主持人杨 宪宏，乃是继洪哲胜之后，在经手媒体方面，与大陆民间力量加强互 动，推动大陆民主与自由的功臣。其眼光，已经比台湾太多弱智媒体 超越了不知多少倍。诗歌方面，更有黄翔、傅正明、张嘉谚等一批力 透纸背的先锋诗人，他们是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以一 般文体所不能叙述和映照的那种承载，写出了如此多的疯狂之诗。 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真正的英雄一直都陷于边缘的境地；但 这又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因为至少陷于边缘的这些人还没有丧失正义 与良知，他们一直在都挣扎着，努力地活着──即使死了，也仍然活 着。“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十个奖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是 太难评、太难颁了。一方面，已经腾空出世的，却仅仅是一个小得不 能再小的群体，太多的高手和没来得及影响民众的计划都埋伏在民 间；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顽固并愈发虚无的民 族，太多的精髓毁灭殆尽，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建设，历经太多的灾难 之后的“灾民心理”与“潜规则逻辑”几乎投射到了任何人的心灵之 中。立于当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寻找到各个领域的最高颠锋，比如法 学，并不是说高智晟的智识已经可成一代宗师，而是其精神、其品 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职业道德所限，走得更宽、更深，且是 屈指可数的其中最显眼的一个人。 四年半以来，从言论到维权，从媒体到社会，从执政党与反对党，从 中国大陆到香港、台湾和海外，我见识了太多的高手。然而，真正抽 离出名气、抽离出荣誉，同时对比其思想境界，我却只能在那可以列 出近千人姓名的高手名单之中，提出一个实际上非常普通的人，这个 人叫章天亮，是《大纪元》专栏作家、新唐人电视台编辑。他的作品 《出尘》与他的深度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文系列比较起来，已经差 了一大截。这些散文，如《中国古代文化漫谈》系列、《回归》系 列、《绝境中的希望》系列等数百篇文章，读起来就有这样的感觉： 道理涵盖宇宙极微极洪的奥秘，是一种突然开启而来的智慧，将文化 之博大精深解读得极其直白。章天亮并不是文人出身，相反却是学理 工的，但他的文章极其深邃、沧桑、悠远，对于已经遗失太多文化内 涵的中国人而言，章天亮的所言所思乃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于维 权，他的思索亦颇悠远： “维权的长度就是指维护自己的权利，宽度就是指推己及人，那 么高度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帮助中国重建信仰，帮助中国重建一 个道德体系。” 值得留意的是，章天亮乃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这激起了我最为 持久的深思：为什么这个群体恰恰能够领略到最深刻的、失传已久 的、原滋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的深思，还来自于《九评共产 党》和《江泽民其人其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居然能够跃到这 么高的视野，对那么宏大的历史作如此深入而细致的痛陈与解剖？当 年读曾铮的《静水流深》，其最振聋发聩之力的一段话是： “我不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写出这部史诗留与未来的人类；如果 有，一定要大文豪，用大气派、大胸襟、大手笔，跳出寰宇之 外，一眼看穿六合八荒、过去未来，才能再现这部历史之万 一。” 尤其在《九评共产党》里，我已经领教了何为文豪、气派、胸襟、手 笔，所以要说“文化成就”，已经延伸的我不知道，但极力保存的我 却知道，这群人就是直到现在还被恶意栽赃、陷害、污蔑、压迫的群 体──法轮功群体，他们之成就之一，乃是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极力保存，使之未遭一概泯灭与彻底摧毁。 路走得越遥远，繁星之下的自己就变得越发渺小，且微不足道。在这 片天空下，实在是见识了太多的各路英雄，我懂得了何谓“天下之至 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何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为百谷王”。中国人啊，乃有无穷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影响 力！这是一条极其遥远的道路，有人已经走到了世外，有人还陷于世 内，有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有人还仅仅只是人。小说、诗 歌、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政论、人权、新闻自由、文化成 就，这是十个领域，但在我看来却只有一个领域，那就是人，是这个 一撇一捺的“人”。人所涉及到的领域，又何止十个？谁能对人的潜 能挖掘到迄今为止最大的极限──大多数人一生只发挥了2%～3%的潜能，爱因斯坦只发挥了12%──，那么这个人就是人类之子。这样的 人，以整个人类的幸福、权利和自由为其一生奋斗之目标，坚持不 懈，从不妥协，他们在极力避免远离文明的社会和人世的产生，在极 力阻止残酷统治下的人间地狱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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