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炸红魔，解放一座城
农历新年刚过，关于过年的话题还是一个热点。关于我国“年”的来历，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很久以前，除夕的晚上会出现一个叫做“年”的恶兽，人们就在庭院里燃烧竹节以发出爆裂声吓退它（那时没有火药，烧竹节就是“爆竹”），这个“年”就过去了。《荆楚岁时记》也曾这样记载：正月初一，“爆竹庭前，辟除邪恶”，说的是以爆竹赶走一种叫做“山燥”的恶鬼。因此，不论是“年”还是“山燥”都代表了邪恶的一方，而“辟除邪恶”的人们则代表了正义、善良的一方。自古以来邪不压正，只要人们能认识到邪恶，不被邪恶所蒙蔽，自然就是正义的一方，就会主动地驱除邪恶。
今天，中共的“两会”召开了，在网上（被封网站）看到了这样一个很可笑的新闻：由于前段时间有访民从经过天安门的公交车上向外撒传单，令警察防不胜防，所以加强了戒备——警察在到达天安门的前一个车站上车，严密监视乘客的举动，过去天安门后下车，然后到路对面的车站再上车监视，就这样在两站地之间往返。中共为什么如临大敌、如此让人不可思议？其实，它就像是“山燥”或“年”一样，代表了邪恶的一方，但“一言堂”的统治暂时还让很多人不了解真相，也就认识不到它的邪恶。而撒传单的访民就是促使人们认清邪恶的推手，如果中共不能控制住他们，那邪恶就被曝光了，它就会立马成为过街老鼠而被人人喊打。若如此，中共休矣！
联想到解体中共的军事行动，怎样做才能代价最小、效果最好、且不会留下后遗症？就是让全体人民（包括军人）迅速知道中共的邪恶本质！这个目标实现了，中共必定面临 “墙倒众人推”的局面，也无法组织起对正义之师的反扑——都知道它是臭狗屎了，并且有人挑头反对它，只要不傻谁还会给它卖命？
能迅速让人们看清中共邪恶本质的宣传材料，就是《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两本书。起义后以《九评》来轰炸共产红魔，将会迅速平定一座城市。而且，当今是信息社会，地球尚且是一个“村”，一个国家恐怕就是一条“胡同”了，而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家庭”——谁家出了事，站到房顶上一吆喝整个胡同就都知道了，随后消息会在全村传播。义军控制一座城市后，以《九评》和《解党》两本书做材料，开动全部的宣传机器——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对全城进行地毯式的信息轰炸，不出三天，本城的人民将会痛恨共产党（至少不会再替它说好话）。本城“脱共”后，这个绝对震撼的消息将立刻通过各种方式传遍全国和全世界。这个形势之下，几百万军警就不属于中共了，面对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看到变革希望而觉醒的市民们，中共也会无力镇压。它即刻成为昨日黄花，历史剧变成为现实。
因此，希望军中勇士们能把军事行动的定位主要放在“曝光邪恶”上，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建立制度是之后要做的事。曝光邪恶之所以能使行动的“代价最小、效果最好、且不会留下后遗症”，是因为人心的归正。通过广传《九评》和《解党》及随后的“三退运动”使人们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人们相应地就会成为正的一方。而在一个有正义感的社会里，无论是维护军事成果还是建立新的制度，就都有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人们会意识到：社会变了、学共产党那样做坏事已经不吃香了，今天被耻笑的道德观念也会回到人们的心中。而在一个讲道德、有自律意识的社会里，后面的什么事情会不好做呢？
为什么军中勇士不宜把主要目标放在建立“自由民主”上呢？首先，自由民主是完全西化的概念，人们熟悉它需要一个过程，不如“曝光邪恶”对军变的认同感来得直接；其次，虽然自由民主是好制度，但客观地讲，它隐藏着鼓励人追求私欲的倾向，而这个倾向会对军变后的社会稳定起到消极作用。自由民主一定会实现，但需要人心的归正作为铺垫。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大本营，但它的制度背后是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理念在引导着美国人的价值取向。好的制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缺一不可，而“曝光邪恶”就是把人们拉到正义队伍中来以建立正确价值观的有效手段。
当激动人心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希望能看到首义的城市里所有的电视、电台都在播放《九评》和《解党》，都能听到“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报纸上是整版的报道，而读者则沉醉于其中……这是一个全民激动的时期。这个激动期过后，国家该往何处走、要建立什么制度，都将在平和、理性的探讨中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2008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