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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5号文件,即《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从此以后,两千万“地富分子”结束了30年的“贱民”生涯。我的表哥颜廷勇,便是这两千万分之一,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敢挑战这一制度的普通人之一,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摘帽”决定颁布30年之际,我作为他仅有的从事媒体工作的亲戚,写下这篇文章以为纪念。
我曾几次听母亲说起我的远房表哥颜廷勇的事情。他的小名叫“任子”,大号颜廷勇,属牛,与共和国同龄。如果活着的话,今年正好60岁。我是山东邹平县人,颜廷勇是我二爷爷的外孙。我爷爷兄弟六人,二爷爷有两个女儿,颜廷勇是二女儿的大儿子,家在城关的韩坊村。二爷爷没有儿子,我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由于我这层关系,家族当中,颜家跟我家走动较多。
听母亲说,颜廷勇身强力壮,是典型的“车轴小伙”(山东方言,形容年轻人身体结实)。1974年,我父母盖房子,他曾来帮忙。父母对他评价颇高,说他老实能干。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两年,这个老实的外甥便做了件极不寻常的事。
颜廷勇出生前,我们那儿已开始“划成分”,他家被划成“富农”,颜廷勇天生就成了“富农”子弟。
现在年长些的人,很多人对“成分”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成分决定中国人的命运。成分不好,处处低人一等,不能上学,不能当兵,不能提干。成分不好的人共分为四等,俗称“四类分子”,“富农”是其中之一,与刑事犯罪分子并列。
颜廷勇家吃尽成分的苦头,我听母亲说,村里挖渠时,遇到雨天,道路泥泞,颜廷勇家的房门经常被大队干部摘去,当做车辆通行的垫板。如逢冬天,寒风灌入,一家人苦不堪言。
因为成分不好,颜廷勇的婚事更成为全家人的心病。那时他已经年近三十,在农村早超过结婚的年龄,但一直没有媒婆上门。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一旦戴上“富农”的帽子,除了意味着本家世代不能翻身,亲戚也可能受连累。因此没人愿意跟成分不好的人家结亲,地主、富农子弟,即使是人材出众,也有很多不得不打光棍。颜廷勇是长子,他讨不着媳妇,也连累兄弟没成婚。
在我尚未出生的时候,我的姑妈曾托人捎话,打算将颜廷勇过继给我父亲,更名换姓,认为这样或能摆脱成分的拖累,给他讨一个媳妇。但这一想法被我母亲拒绝,理由是她仅比颜廷勇大五岁,不合适。
母亲跟我提起这件事时说,其实主要担心因此沾上成分的麻烦。
我想,涉及成分的种种歧视和欺侮,肯定对颜廷勇造成了莫大的刺激。否则,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农民,不会有勇气给党中央写信,信的主题是反映成分论的不公。
这种举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没有哪条法律禁止这样做,但在当时,这却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行为。颜廷勇前后一共写了三封信,我猜他大概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没有署名。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政府及时破获这桩轰动一时的反革命大案。据说全县为此普查,挨个查验笔迹,最终将目标锁定为颜廷勇。
颜廷勇被抓之后,家里一开始似乎没有过多担心。我父亲曾有一次碰到表姐,问起表哥的事,表姐说“国家”对他挺好,让我父亲放心。
然而这显然是家人的一厢情愿。1977年的“五一”节过后,“现行反革命”颜廷勇就被执行了死刑,我的表姐记得这一天是那年的农历三月十二。我所疑惑的是,这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为什么颜廷勇却仍然难逃噩运。
颜廷勇临行刑前,曾被拉到全县各乡游街示众。我父亲曾在我那个乡看见过他,低着头,身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周围全是围观的群众。据说,当他游街到自己那个镇时,曾抬起头,努力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家人,但最终失望了,家里没人敢去看他。
颜廷勇被枪毙之后,家里人仍不敢流露出对这个“现行反革命”被依法处决的丝毫不平。只能关上门,在家悄悄哭,哭还不能出声,怕被说成对党和政府不满。我的姑妈由此落下一身病,后郁郁而终。
1979年,行刑两年之后,颜廷勇被“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家里人并不清楚,正如不清楚当年如何被定罪一样。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颜廷勇是拥护邓小平的,邓小平上台后,把他的案子翻过来。
姑姑家得到了4000元的补偿,另外将我的另一位表哥(颜廷勇的弟弟)安排在县城新华书店工作。
颜廷勇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据说被送到我们当地的医学院供教学解剖用了。我是学生物出身,现在想来,时年28岁、身强力壮的颜廷勇,确实是解剖学的最好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