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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共体制内医生回忆录披露：遭关押的黄永胜患有慢性肝炎、肝硬化，需要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完两个鸡蛋，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
1981年1月25日，黄永胜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图源：VCG）
黄永胜（1910年－1983年4月26日），本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高级将领，上将军衔。黄永胜在中共建政后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九一三事件后被打倒，1981年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2014年10月《军休之友》刊登署名李银山的文章《九一三事件后我为黄吴李邱保健》，披露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人被关押期间的一些内幕。
该文回忆，1971年，作者李银山当时35岁，任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师医院一所所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按组织安排，成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保健工作组组长。这次特殊的任务历时五年三个月零六天，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段永远难忘的日子。
文章说，1971年9月23日，师政委陈宪达让李银山到卫戍区执行个任务，并安排车送将他到卫戍区门口。
车行驶进卫戍区大院，刚一下车，李银山就被径直带到地下室宿舍，并被反锁在屋里。这让他非常紧张。
当晚23时50分，听到外边敲门，李银山心跳加快，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一动不动。接着，第二遍敲门声响起，同时有人叫：“三师医院李银山所长。”李银山答应着开了门。
来人说：“首长有事叫你去，跟我走吧。”于是李银山跟随他来到三楼首长办公室。一进门，见并排坐的两位分别是卫戍区吴忠辉副政委、邱巍高副司令。邱副司令叫外面的李秘书进来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启封后递给首长，然后又叫李秘书到屋外并关上门。邱副司令对李银山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出于工作需要，同意给你传达一份文件。”
当读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叛国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机上九人全部摔死时，李银山着实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九一三事件，因那份文件编号是57号，就简称中央57号文件。
这时，吴副政委插话说：“知道你没有思想准备，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央一份绝密文件，现在只有大军区司令员和三师师长、政委知道。”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要是泄密就杀头。”读完后，邱副司令叫外屋的李秘书进来，把文件重新封好收入保险柜，之后又送李银山回原来的地下室宿舍，门还是从外边锁上。
第二天早饭后，有人把李银山从地下室宿舍带到司令部会议室，邱副司令交代任务说，要李银山专门负责黄、吴、李、邱的保健工作并兼任组长。纸笔放在桌上，给李银山一天时间考虑。直到下午4时，桌上的纸笔均未动过。这时邱副司令进来，第一句话就问“想好没有”？李银山回答：“想好了，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首长说：“如果没问题那就下楼，门口有车送你到东风小学下车，步行走军营南大门，直接去看守组，由张师长直接领导。”
到看守组后，李银山了解了黄、吴、李、邱四人的健康情况、既往病史、慢性病的治疗和所服用的药物等，调用了有关人员住院检查、诊断、治疗病历，为其分别建立了病历档案。
看守组包括李银山在内一共六个人，要求24小时食宿在一起，一日三餐都由师部食堂供应，不准一个人单独出去，不准回家，不准回工作单位。同时要求工作务必细心认真，有事要及时请示汇报。
当时邱会作在师部看守所，由李银山一日两次测体温、量血压、询问大小便情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则分别关押在各团看守所，由各团专职医生负责日常保健和健康监测。
刚到师部不久，邱会作发高烧，体温达到40度，头痛、咳嗽、胸闷，精神萎靡不振。李银山亲自给他采血化验，做心电图检查，并向中央专案组汇报病情，请求会诊。上级专案组回答是：“要活口供，全力救治，没有合适人选参与会诊。”事已至此，李银山就凭借当时有限的检验结果，结合多年下的诊疗经验，按肺部感染确定了治疗方案，输液、打针，加口服药都是自己操作。
在看守组里，所用治疗药品都是从中南海专案组领取，在原药品包装上加有密封条，密封条有破损禁用，启封要两个人同时在场，给患者用药也要两个人核对，药名、剂量、时间都有详细登记。
在邱会作病重期间，李银山一直守候在他身边，连大小便都是李银山帮他，并做好记录。邱会作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体温逐渐下降到正常范围。五天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看守组前四周的工作比较紧张，一次张师长传达上级指示，要求看守组百倍提高警惕，如有人车强行闯进看守大门，就开枪射击，看守人员两人一组，每四小时轮换一次。白天邱会作一个人写检查或看书、看报。看守人员会记录他每顿饭的饭量，上厕所的次数以及晚上睡觉时间、睡姿和翻身次数等。
在中央57号文件传达前中央专案组经常来审问，还先后三次到北京航空学院提审。当邱会作第一次接到提审通知时，对看守人员说：“我找医生，身体不适，心慌、胸闷、肩痛抬不起胳膊。”李银山即刻给他做了心电图检查。做完后李银山说心电图正常。
邱会作说：“我也懂心电图，给我看看。”李银山顺手把心电图递给他，他倒拿着手里的心电图看了一分钟，说：“我看还有点问题。”李银山说：“倒看有问题，正看没问题。”李银山把心电图肢体导联，加压肢体导联，胸前导联都标得很清楚，并把做心电图的年月日时分写好，结论心电图正常。
三辆吉普车停在看守组门口，按原计划时间准时出发，张师长在前带车领路，李银山在中间车上，后边车是持枪安全保卫，三车间距离要求50米。当时从师部到北航路上行驶时间约一小时。中间车上，除司机外，前排副驾驶位置坐的是作训科参谋，手持冲锋枪，后排坐三个人，左边的是作训科科长，中间是邱会作，右边是李银山。到达目的地后，张师长带邱会作到中央专案组审讯室，其余人员则到旁边休息室等候。审讯完毕，李银山等一行人又由原路返回。
1971年10月20日后，中共中央57号文件自上而下传达。对李银山等人工作的要求也有一些变化，要求以看守组工作为主，有事随叫随到，白天可以回单位做日常工作，晚上可以回家。
在团看守所的黄永胜，患慢性肝炎、肝硬化，长期服药治疗。197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黄永胜吃了两个鸡蛋，夜间表现有些烦躁，值班员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只说：“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第二天早晨，黄永胜行为异常，把裤子套在头上，随地便溺，精神错乱，沉默寡言。值班人员认为是他故意做出的。李银山了解情况后，马上到团看守所，了解病情，检查病人，根据头天晚上吃两个鸡蛋，有重度肝病史，患者所出现的症状进行性加重等现象，初步诊断为“肝昏迷”，并据此进行了初步的治疗，同时向中央专案组及时做了汇报。后来，送黄永胜到医院做血氨检查，测得数值高于正常值四倍，数据验证了李银山的判断。
到看守组工作以来，张师长每年除夕下午都要带李银山从位于顺义的师部去各团巡视座谈，听取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到某团看守组，师长一进门就坐下了，李银山站在师长的后边，吴法宪站起来顺手把他身边的一把椅子搬起，向李银山这边走来，李银山随即迎上去接过椅子。经过几年的相处，看守组和黄、吴、李、邱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1976年12月30日下午，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黄、吴、李、邱晚8时入狱。
晚饭后邱会作把自己所有东西收拾好。晚7点，三辆吉普车晚8点30分按时到达秦城监狱。
下车后，已有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候。随行工作人员给他提着东西，通过约有一百米长的走廊进入狱室。狱室大约八平方米，在两米多高处有一个带铁护栏的窗户，室内有一张约40公分高的单人平板床和一张小桌子。随行工作人员把邱会作的个人东西放下，与狱中管理人员进行物品交接。
物品清点登记完毕，双方签字后，监狱工作人员宣布了要严格遵守狱中各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并抽出他的裤腰带，收走他的香烟。这时，他开口说：“能把香烟给我吗？”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之后，邱会作坐在床边没再吭声。在李银山转身起步要离开的瞬间，他站了起来，点头向李银山示意，李银山也向他摆了摆手。
至此，李银山为期五年三个月零六天的保健任务划上了句号。
中共本质上就是“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中共自建党以来，内斗不断，你死我活。阿波罗网曾在“从中共十大元帅临终言看中共惨烈内斗”一文中做了详细报道。
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所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把中共称为“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纪要》指出，中共“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将整个中国置于封建专制独裁之下，中共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一名中共元老以“雪老”曾化名在海外网站披露中共体制和内斗黑幕。这位元老表示，中共的权力中心就是一架绞肉机，今天绞别人，明天自己就被推进去了。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最终也难逃这样的下场。
这位元老表示，自从林彪帮毛泽东整肃了彭德怀后，再过十二年，林彪自己也倒霉了，下场更惨，尸骨无存。中国人形容下场最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两条，林彪全占了。一家三口，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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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8 12: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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