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聚会要不要参加，大家来说说

雨夜 · 发表于 2016-12-12 09:16:23

本帖最后由诚毅于 2016-12-12 11:24 编辑

局域网网民1 /文

金秋之际，又收到老同学聚会的微信邀请，想回避不参加又挡不住发起人的再三劝说热情邀约。手机上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微信同学圈，前两个都没有问题，唯有对高中的微信圈感觉异样，几次删除退出了又被拉进去，身不由主。为何会如此，请听下文。

文革风暴末期的1968年，我们高中毕业各奔东西。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有热心同学忙着收集通讯地址搞同学聚会，但当年50多人的班级今天能聚集二十几个人已属最高指标，一般都只能聚到十几个人，有很多班级根本聚不起来，很多同学都尽可能隐身逃避不参加，有网友说那是因为岁月沧桑，有的人升官发财，有的人下岗落魄，心理存在隔阂，大家不谈今天各自地位，只忆青葱岁月就好了，但是我们的问题正好是文革的“青葱岁月”留下了不可修补的创伤和怨仇，酒桌上年岁较小不知情的同学家属会大叫，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有多大的屁事今天还耿耿于怀？但听到过来者解释了当年的情由，局外人便低头不语了。

当年由于我们学校所处的街区，同学们的“家庭出身”（当年性命攸关的个人政治标签）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即属于“好出身”的工农和革干家庭出身居少数（一个生父是逃台国军老兵，母亲改嫁工人的女生，已经属很珍稀的“工人出身”优良品种了），属于“坏出身”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也属于少数，多数属于中不溜秋的“职员”家庭，即父母是教师工程师会计医生等这类“坐写字间的”今天称之为“白领”的人，但“白领”的上一代往往是地主富农，所以中间这部分同学也有“出身不好”的原罪感。

文革开始，学校里各种红卫兵组织竞相亮相。 “红卫兵总部”宣布本组织仅有十几个人出身纯粹可以加入红卫兵，其它人一律只能加入“红外围”；而“红旗赤卫营”一开始宣布“重在表现”人人都可参加，但只有出身好的可以戴红卫兵袖章，不久又宣布“黑五类子女”一律开除。可以说一开始时各组织的竞争都是看谁在“阶级路线”上表现更左更纯粹，而不是后来的造反保皇之争。

到了红八月之后，随着红卫兵杀向社会和刘少奇靠边，对各级党政领导是“造反”还是“保皇”的分歧升温，北京来的红卫兵开始煽风点火，鼓吹“一反到底” 即除了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所有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干部都可以炮轰冲击靠边，这其实是红太阳的“伟大战略部署”，但当时许多红卫搞不明白，认为这和当年批评本单位领导人就可定为右派的57年运动颠倒过来了。当时一伙北京红卫兵冲进我们学校宣传“一反到底”， “红卫兵总部”的司令（高干子弟）还以为来了坏人，把他们锁进一间教室，然后通过电话总线挂长途到北京去询问他的朋友（当然也是高干子弟）北京的风向，通话中脸色由惊愕到土灰，弄清了“一反到底”才是运动的正确方向，于是立马开锁放人道歉，这批北京红卫兵有的是穿洗白军装的男孩，有的是穿漂亮格子裙的女孩，看样子是某干部子女学校的一群，那女孩被放出来时还嘟嘟囔囔说，你们连这都不懂，混蛋！

66年底到67年初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般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在运动初期受到的冲击迫害都被算到了刘少奇的帐上，运动进入“全民造反”的阶段。造反起家的各个大小组织相继取得班级或年级的主导权，运动初期校党支部拉拢的保皇派们则没了神气，红旗赤卫营自动解散，其成员不是改换门庭投靠造反派，就是龟缩在校外搞点油印资料打发日子，失去了对学校运动的参与权。红卫兵总部慢慢蜕化成几个工农家庭出身的小混混在社会上打打杀杀的小流氓组织，他们常住学校，盘踞一幢小楼，在木地板的教室里用杠铃练胸肌，砸得地板上到处是洞，半夜里高兴了就起来烧夜宵吃，或者拷打几个住“牛棚”的牛鬼蛇神老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受害者）取乐，或者随兴所至打开高音喇叭大放红歌撹得周围居民无法睡觉。以后（67年年中）另一个平时谦虚低调的高干子弟（父亲是老红军，但因59年庐山会议被冷冻处理）利用“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的流产收编了各年级大部分不甘逍遥尚对运动有兴趣的同学，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即“红造会”。由于红造会采取统战政策不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立即在家庭出身“两头小中间大”的学生中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崛起为人数最多的主流造反派组织，在社会上持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立场，在市里参加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在校内主持批斗所谓的“走资派”党支部书记。其实当年的红卫兵领袖们虽然只是中学生，已经考虑到对今后前途的支配权问题，利害攸关，所以必须把前校领导彻底打倒。

1968年年中，终于到了离开学校决定终身去向的时刻，那时主要的毕业分配权力竟然是掌握在本班级分属校内不同组织的造反派学生手里，这个和今天的高中学生还是娃娃有点不同吧？所有待分配学生的“政治等级”粗略可以分为四等：出身好又是造反派的是第一等，出身不好是造反派的是第二等，出身好是保皇派逍遥派的为第三等，出身不好的保皇派和逍遥派则是第四等，基本上第一等第二等都分去了本市工厂，第三等大多去了外地工矿和军工保密单位，第四等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等，则被派往本市和外地的农场农村。例外的是黑龙江军垦农场，因为那身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对当时青年有无比的号召力，一般需要出身好又是造反派才能入选（那时黑龙江来的招聘干部也是当地某派造反派），出身不好的同学几乎都需要写血书表决心才能得到破格录取。

由于运动中的派性攻讦和武斗冲突产生的个人恩怨情仇，终于在毕业分配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发泄口和最厉害的打击报复机会，在校外不参加运动的逍遥派则成了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被分往农场农村的同学，一辈子的命运和人生走向就被自己的同学带着恶意决定了，即便后来各自升降沉浮，但当初被糟践的痛感和创伤，能够被岁月磨灭么？尤其是如果今天的生活境遇仍然很差，他会不把这种境遇和当年的分配挂起钩来么？这种积怨如何能轻易化解？

当年的保皇派（或曰保守派）同学似乎因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错了队在文革中的毕业分配上惨遭打击，但没几年后四人帮倒台，就轮到造反派的师生遭殃了。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学生还是小孩子，随潮流造个反，主观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举动，就可以放一马不了了之，那就错了。所谓“走资派”的党支部书记（地主家的少爷，在城里读大学临近解放时参加学生运动单线联系入的党，这类革命干部你们应该懂的）在运动中被整得几乎家破人亡，重新上台后“以百倍的疯狂”追凶寻仇，前面说到的主流造反派红造会头头在他的追究下被单位开除了党籍（系分配到工厂后入的党）断送了“政治生命”， 83严打中又以“在家中组织黑灯舞会”的罪名被判刑7年，有人就疑心这是党支部书记利用他在司法界的老战友搞打击报复，轻罪重判。教师造反派的头头本是个老实人，当时造反派拥她当头只不过因为她本人是党员出身纯正，老公又在部队里当官，是块政治上保险的招牌，其实她在造反组织内并不太管事，结果在该党支部书记的追究下也被开除党籍，行政连降三级，遭此处分，此女教师郁郁寡欢，不久就中风痴呆卧床不起了。其他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学生和老师还有一些，当然因为大家已经分散到社会上各单位，追究查处难免力不从心，被正式处分的人数并不多。党支部书记报复成功，也并不能给他带来成功的欢愉，他的晚年生活仍然很凄凉。回顾“参加革命”的一生，他不是在斗争别人，就是在被别人斗争，到头来既没给他人也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幸福，可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物去人非。如果大家的思维都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有所进化，能够坦率地反思和分析过去的历史，相逢一笑泯恩仇，取得共识，聚会还有一点意义，但有没有呢？我看是基本上没有。因为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回避反思文革，保皇派们不会承认当年他们一味维护党支部是错了，他们甚至还以当前的高层领导人是他们当年的同类老红卫兵而沾沾自喜，他们不会忏悔当年受党支部操纵为“转移斗争大方向”抛出个人历史档案导致一些师生被批斗抄家受迫害有什么问题；当年的造反派则认为自己不管是奉旨造反还是顺势造反都没有大错，至少客观上反了官僚主义，不该成为文革的替罪羊，于是双方鸿沟依旧，还是没有共同语言。

更有一些老同学，至今在同学微信群里连篇累牍地转发虚妄不着边际的颂毛帖爱国帖，从当年的痛骂同学“黑五类太猖狂”，转化为今天的痛骂同学“美狗日狗”，好像不如此无法满足他的爱国情怀，这类“老愤青”通常是当年“出身好”的保皇派而今天的生活境遇较潦倒。他们当年在文革中被否定，现在却成了为文革叫好的“左派”，甚至念念不忘纠缠文革旧账，说你们当年造反就是为了让中国被美国日本殖民化，完全停留在文革解放全人类的梦境里不能自拔。

所以我对于一群南辕北辙的人在一起搞同学聚会也是有点避之不及，我说过了：要搞同学聚会，首先要承认我们这一代是被文革愚弄的一代，是被文革撕裂的一代，时代在变，我们的思维应该有所进化，要求取真理和共识，否则，搞同学聚会就很尴尬，没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代人当今很多同学聚会搞不起来，搞起来也没有气氛，就是因为大家无法直面历史，讲出真情，所以表面你好我好一团和气大家干杯假惺惺，内心却还保留着50年前的积怨和鸿沟，这就是问题所在。不知各位以为我讲得对不对，这样的同学聚会，有必要去参加么？

（本文中有关文革叙事为文学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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