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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在华间谍网被捣毁”的消息引爆中国舆论时,日本共同社又曝出中国有关部门于2017年3月在山东省和海南省拘留6名日本男子,年龄介乎20到70多岁,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6名日本男子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图源:日本电视台新闻视频截图)
这显然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国在最为封闭的年代,也无法避开间谍刺探,外国了解中国的窗口就是香港。
对于欧美而言,香港作为情报员的角色更是早于冷战时期已有明确定位。得益于港英当局从来没有制定有关间谍或者颠覆政府的刑事条例,香港的政治环境一直受到各路间谍偏爱,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谍都”。
新华社不敌政治部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有组织活动的历史已很久,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已存在,在港英政府的默许下,香港逐渐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
在1949年后,国民党特工试图从港澳进入大陆,大陆公安部门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大陆的特工的活动了如指掌,这些特工进入大陆多随即被捕。1954年,中共在香港截获“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情报,足见中共在港经营之深。
然而在香港五月风暴中,港英政府逮捕三千多人入狱,香港地下党员及情报组织成员为港英侦破极多。
日后承担情报工作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不过19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些人员搜集社会情报可以,掌握港英政府情况已不可能。
虽然中英两国政府通过秘密接触,达成中国不会武力收复香港、英国不会攻击或者搜查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的共识,然而对于中国情报的刺探,英国却没有停止过。香港无疑是最佳的基地,隶属军情五处(MI5)的政治部则成为最佳执行者。
政治部获取情报,通常通过间谍、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这三种主要方式来完成。一位前英国外交官曾回忆,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行动组收集行动情报的手段,在资讯尚不通达的年代,看上去比较老套。如今看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在大陆漫长的封闭岁月里,却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报的来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等重大事件,在中国方面封闭消息的情况下,都是通过“游客传闻”的管道为港英知晓。
更为隐蔽的手法是窃听,这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针对实际上主管社会情报工作的新华社,分社内部成员皆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侦察。
尽管如此,新华社只能消极防范,例如许家屯刚到香港时,第一社长王匡便告知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进入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直到许家屯上任后,重新整合了各自为政的情报组织,才重新发挥了作用。这个情报系统远达不到1967年前的水平,但已经在中英谈判中作出杰出贡献。
无所不在的触手
末代港督彭定康就曾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部署:英国要敦促盟友一道维护香港“自主权”,“做到英国撤出香港了,但英国的影响力永远不会从香港撤退”。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毫不避讳地说,英国有一千家左右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
1995年,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政治部也开始进入解散的倒计时。他们的故事收尾了,但是中英情报战从未停歇。一批政治部的骨干早在几年前就秘密转移至海外进行培训,并于日后随着移民回流香港,安插在香港的政府机构、重要组织里。
此外,港英政府走的也并不“干净”。1997年,驻港部队接收位于中环添马舰基地的威尔士亲王大厦时,赫然发现大厦内部很多隐蔽之处都被装了先进的窃听器。
驻港机构人员朱军说,会议室的墙壁中、地板,甚至卫生间的马桶底座中都发现有先进的窃听装备,普通的反窃听侦查仪器很难检测到。
2005年6月,曾荫权就任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决定将官邸迁回礼宾府,在入住前的装修中,发现宅邸内有大量窃听器。
除了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英国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
内地派驻港澳官员因职位敏感,长期都是外国情报单位的收买目标。
曾是中联办“大内总管”、前司法部部长蔡诚之子蔡小洪,其家族成员深深扎根香港。在1989年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后,受到军情六处华人特工的策反。
2002年6月,中国情报机构在一次例行的监听行动中,意外发现英国方面对江泽民的访港行程了若指掌,由此展开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是蔡小洪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机密消息,并涉及收受约6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蔡小洪所担任的职务足以接触到对港政策的核心,北京对港政策的所有举措,在中英谈判中对西方情报机构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根本没有任何机密可言。
这宗案件的打击和影响,远远超过刘连昆案的损失。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是局部的,蔡小洪却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甚至在某些重要领域是摧毁性的。
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事后说外国情报机关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该案“只是一座冰山的一角”。2013年底,香港《文汇报》刊发署名“徐庶”的评论文章,列出英国利用情报机构渗透香港内政的六条罪状。
而英国间谍也只是东方谍都“冰山的一角”。
各国的情报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可扮演商人、旅客、领事馆人员等角色,在香港接触各界人士,包括官员、内地企业主管、学者等。
香港媒体报道称,英美两国活动最多、范围最广。东南亚各国着眼于反恐及与之有关的分离主义等方面的信息。日本则侧重收集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情报。俄法等国在港的情报活动相对较少。
2013年6月,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图源:(Reuters/VCG))
此报道被证实,2013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离开香港前接受《卫报》记者访问时表示,美国中情局在香港设有行动基地,该基地就是设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内。
面对这种现状,中方开始调整对港情报工作部署,十八后更将相关恣情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不过作为中国涉外关系的第一个窗口,香港必然继续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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