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中国所有贫困人口进入小康阶段,实现完全脱贫——这是本届中共领导层为“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目标之一。尽管基数庞大,且只剩短短三年,但在中共看来,实现该目标似乎并无难度。 不过日前的一则报道显示,这项规模巨大,涉及数千万人口的扶贫工程,可能面临某种困境,必须解决来自基层的具体政策操作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
据FT中文网报道,在贵州省一个叫做强道洞的村庄,村民们对于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迁入附近的城镇之后,又选择回到过去的村庄生活。 而原因,村民们称一是城镇生活成本更高,再来是当地扶贫官员的腐败破坏了这项计划,使本该兑现在他们身上的优惠福利进入少数“有关系”的村民的口袋。 “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某些顽疾正在给扶贫工程制造难缠的阻力,尤其事例出现在贵州省——中国的扶贫示范省份,其所能代表的问题就更加显眼。 不久之前,贵州被一些观察者们称为中国的“政治新高地”,因有当地工作经验的不少高官调往外省受到重用,如刘奇凡等省纪委书记以及赴河北执掌雄安新区的陈刚等。 但和亮眼的政坛成绩相比,贵州在扶贫过程中陷入“洼地”,或更值得外界予以解读,其问题代表性应当形成一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关注,进而助推解决办法的产生。 事实上贵州省面临的扶贫困境是有普遍性的,作为中国“十三五”扶贫的主要手段,易地扶贫搬迁在各地均遇到类似上述强道洞村的问题。 所谓易地扶贫,是指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以使搬迁人口逐步脱贫。其中地理环境恶劣或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如深山、荒漠、地方病多发等贫困农村,均属搬迁对象。 应当承认,中共的这一顶层设计是好的,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情况下,就近寻找条件较好的地区易地搬迁,实际上节约了公共资源和扶贫款项,提高了效率。 但怎样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仍颇棘手,如强道洞村民抱怨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这一顽疾的破坏力就异常强大。 此外,还应引起中共重视的是,必须监督易地扶贫相关配套政策的确定落地,否则多数可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数据政绩,无视具体情况、发展规律的大规模强制搬迁大行其道,令扶贫适得其反。 有评论者就指,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维持移民的生存条件,还要同时改善社会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转型等,使搬迁人口融入当地社会。 另外,易地扶贫也应关注并且适应移民的特殊性,毕竟人口搬迁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还意味着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适应和转变。换言之,不单是搬不搬得走的问题,还需解决稳不稳得住的问题。上述评论者说,这一要素处理不当,贫困可能流动为更多其他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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