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