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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还是革命（上）
袁红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前言
为什么中共暴政历经了那么多次危机，却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踏平万里艰难，迎来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
无数人千万次地问过这个问题――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场之前，昂首怒目，逼问苍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无尽的苦役和劳改之路上，泪干血滴，逼问干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铁门之内，用干枯的心去追问那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国外的中华儿女，时常悲愤如漫天飘飞的红叶，去追问那涌向我可爱祖国的万里长风！
是的，中共暴政历尽危机，为什么还不崩溃？中国的自由民主何时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盛大凯旋？今天，我将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只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一篇墓志铭；当然也可能，我的回答会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晨钟。而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能力理解真理，并崛起于危难之际；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潜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样一群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中华儿女，他们愿意为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去浴血奋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必须首先把我所理解的关于革命的真理告诉天下。
当改良主义思潮仍然像滚滚阴云笼罩在中国民主运动上空的时刻，当许许多多自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们还在以百种妖娆、千般媚态、万种风情，向中国兜售改良主义幻想的时刻，我，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历史讲述革命的真理。
一、中国海外民运现状
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一片萧索，万里荒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六四”被摧残之后，中国海外民运却洪波涌起，气贯长虹。当时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资金如山。然而，曾几何时，便呈资金烟消云散，将士落花流水之颓势。
海潮退后，沙滩之上，死贝枯蚌无数；中国海外民运退潮之后，也遗留下无数主席、理事、常委、秘书长，以及众多相关组织。只可怜，主席、秘书长常是形影相吊；常委、理事只能总理家庭柴米油盐之事。民运组织名目繁杂，然多为“一人组织”；更有甚者，为壮个人声势，竟将民主政党办成家庭作坊，却也可成政治史上一道奇观。
也有些民运组织的残垣断壁之间，立几个七长八短汉，站几个南腔北调人，竖几面东倒西歪旗，开几场谈天说地会，说几句不疼不痒话，就宣称自己已经坚守了民运阵地。
海外民运近年几成萧条之祭奠运动。年年“六四”，三五十人，悲悲切切，纸马香烛，燃于中共使馆门外，一年大事就已告终。即便如此，尚有霄小之徒，机心百端，欲争全球主祭之位，冀用“六四”英烈之血，满足其对虚名的饥渴之欲。一旦事机败露，互相之间便红眼相向，唇剑舌枪，唾液溢溅，丑态百出。
自命为民运人士者，虽形色各异，千姿百态，却也可就其经典形象，描绘如下：
有人卧于幻想之云端，欲将昨日良心犯之苦难，换取未来总统或高官之宝座。此类人镇日里忧心忡忡，只怕不留神间被人超越，丢掉未来的总统高官之位。天下人皆见幻想之云早就消散，惟独此类人如醉如痴，死死揪住几缕悲凉的秋风，以使自己能继续吊在半空中。
有人心疲神倦之际，茶足饭饱之余，发几篇隔靴搔痒之声明，写几篇老生常谈之文章，便以为伤害了中共暴政，便以为确定了民运理论家、思想家之历史地位，并以此得精神之自慰。然而，自慰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精神的，都脱不了猥亵之气。
有人奴性如附骨之俎，对抗中共不久，便思“悔过”，对“召安”的苦恋十余年不改，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中共暴政视这些软骨头“民运人士”如政治上的残花败柳，有心玩弄，无意垂爱。
有人自视为“民运领袖”或“学运领袖”，常故作颐指气使状，每年发一篇“海外民运工作重心”之类具有全局指导性的公告，以显示其有控驭海外民运之势。只是此类“工作重心”连其本人也转瞬即忘，还要怨天下人不肯维护其领袖之威仪。殊不知，唯有视民主为神圣使命者，唯有胸怀天地者，唯有天纵之英才，方可领袖伟大之历史运动。
为坚守政治意志而作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方会得到历史的尊敬。然而，有“民运领袖”却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作商品，向出价最高的政治势力叫卖，以图换来维生或挥霍之金钱。出卖思想与出卖灵魂是同一回事，而这些出卖灵魂者却仍然渴望得到历史的尊敬，岂非太小视了历史维护公正的能力。
亘古未有之暴政仍在荼毒国运，数千万同胞的冤魂仍在如磐的暗夜中悲泣，却已有人急不可待，欲收回他们对中国民运的生命投资。于是，自命“资深民运人士”者有之；自命“民运之父”者有之；自称“民运道统”之象征者有之。而且为争此类虚幻的历史地位，竟可至积思成疾之程度――一些“民运人士”的心理变态，皆由此而生。此种人不知，历史是最忘恩负义的。无论你曾经付出了多少，历史将只把鲜花献给最后的胜利者。尽管胜利者的桂冠，是由此前无数的苦难孕育而成。
自命“民运人士”中之最堪怜者，乃网虫也。此类人俱已心神衰朽如老树昏鸦，无力再与命运搏斗，却难忘青春时幻想大于才能的凌云壮志，难舍酸秀才追名逐利的虚荣之心，于是，只好在网络虚拟的生活范畴内，逞口舌之利，与一帮三流文人、四流学者泼打厮混，聊以充填空洞之灵魂。此类人日夜颠倒之间，只顾指天骂地，数黄道黑，互相攻击，还自以为可以由此成为历史人物。殊不知在他人眼中，直如闲汉与泼妇争风，无赖与悍婆对阵，全无精神之价值，思想之魅力，唯余泼皮牛二之流韵。
自命“民运人士”中最不堪者，是一群由于心理变态而醉心于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原则的内斗之人。此类人士或貌似宽宏，实则心胸狭隘，如循墙之鼠；或形似谦谦君子，内心却虚荣浮躁，如瞪目高鸣之鸡；或外显忠厚之状，却嫉天妒地，如更年期之丑妇；或其言以侠义自许，其行却阴损刻毒，如食腐尸之蜥蜴。他们为虚幻之名争风吃醋，时至疯癫之状；为些小之利痛心疾首，常达迷乱之态。他们抗争暴政百无一能，醉心内斗，实已成癖。他们早无雄心为民主而战，却视同道互搏为生活乐趣。精神意志沦落至此，亦足为中共狗特窃笑。
诚然，环顾海外民运，也可发现志趣高远之人，意志刚烈之士；也可见到一、二卧薪尝胆之组织。只可惜这类人士和组织不仅廖若晨星，同时也缺少创造历史之能力，常只能徒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失败并不可怕，屡战屡败，也可能最终一战成功。可怕者，不敢或不愿正视失败之现实，探寻失败之原因。今日海外民运颓唐如此，连中共暴政也视之如无物。然而，若有人敢直陈海外民运凋蔽不堪之现状，则必遭端着海外民运之饭碗乞讨精神或物质生活者，群起而攻之。此类人外战暴政，早已力倦神疲；窝中内斗，则必定悍如疯虎。
清帝逊位，西风残照，尚有遗老遗少白衣麻带，望阙痛哭失声。今日之民运却已落入只有遗老没有遗少之境――海外民运人士鲜有35岁以下者。放眼望去，三三俩俩，多为进入生命黄昏之人，真可谓暮霭沉沉一片。
历史运动凋残了诱惑少年之心的魅力，也就丧失了前途。然而，有“资深”民运人士对此却无忧无虑，幻想时机一旦到来，就会风云际会，万众拥戴。殊不知，时机从不在等待中到来，而只能在创造中涌现。时机只属于她的创造者；徒然的等待决不可能受到时机的垂青。
现在，为使海外民运再度崛起如奇峰峻岭，并重返人类历史的中心，首先必须以历史为铜鉴，冷峻审视目前海外民运之“西风残照”，并找出命运如此为海外民运画像之原因。
海外民运至今几如风中残烛，若再如某些人那样，本已日暮途穷，尚以为正在朝霞之端昂视阔步，海外民运将进入绝境。
其实，早有有识之士看到海外民运的败落的现状，只是不敢以探讨之剑，直指问题的咽喉。所虑者，无非怕自命“民运人士”者操戈围攻。然而，即便如此，又有何惧――不过是一株枯树临秋风，满枝昏鸦噪斜阳而已。
中国海外民运现状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无论如何，为中国命运计，已至必对海外民运作一历史总结之际。
有人常愿把海外民运败落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中共特务的破坏。这些人多是对民运有深厚感情的、心地善良的朋友。但是，把失败归因于对手的狡诈和强大，虽然可得到些许精神安慰，却不能使海外民运辉煌崛起。弱者渴望安慰，强者才敢于在失败中探索胜利之路。既然如此，就让所有真正关心海外民运的朋友都成为强者吧。
二、中国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
人乃社会运动的生命承载者，因此，人格状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衰必然直接相关。当年海外民运洪波涌起之时，投身其中的人格状况，大概可分为三类。现一一分析之。
伟大的“六四”，败于中共暴政的血腥屠杀。不过，现实中失败之际，“六四”已为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势将流芳百世的道德荣耀。正是由于“六四”之血蕴涵的政治道德魅力的感召，大批海外华人学子以及“六四”后从大陆逃出的学运参与者群体，聚集于海外民运的战旗之下，一时声势如潮。当时，民运的主体是良知被“六四”政治道德魅力点燃的青年学子。这个群体对民主的向往中，激情高于坚硬的意志。虽然溅在专制铁幕上的“六四”之血依然殷红，他们却继续幻想民主运动会迅速成为凯旋的英雄，丝毫没有意识到，追求中国的民主，犹如在铁铸的荒原上播种希望一样艰难。
现实很快就冷冰冰地告诉人们中国民主的艰难；大大小小民运领袖低俗甚至恶劣的人格，又强烈地腐蚀着人们对民主运动的信心。几度政治风雨之后，没有坚硬意志支撑的激情便黯然熄灭。丧失了神圣的激情，世俗生活的诱惑便成为生命的暴君。中国海外民运的主体――由脆弱的良知和瞬间的激情构成的人群，从此便风逝云散，落花流水，黄叶飘零。一代作为高贵政治道德象征的生命群体，很快便湮灭于平庸的世俗生活中。
另一类人则是基于个人野心和命运偶然性的双重作用，而进入海外民运。专制政治的特质之一就在于孕育个人野心，从而形成畸形的政治人格。中共暴政下，真实人格难于生存，野心人格则多如牛毛，就连小小科长都常会有黄袍加身之梦，一介平民也总思飞黄腾达，希冀有一日成为专制政治之显贵。对于专制体制内为个人权力或利益进行的角逐，野心人格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只是天不作美，由于诸种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这类个人生活历程的偶然性，大到诸如“六四”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小到个人性格，千姿百态，难以尽述――某些野心人格也被命运之风吹进民运之范围。
野心人格进入民运，无论对于野心人格自身，还是民运，都意味着悲剧。
中共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坚硬而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主之路必然是献祭者的命运之路，而不可能成为野心人格的成功之路；试图通过创建民主政治实现个人政治野心，需要付出太沉重、太长久的个人代价，这在野心人格的天平上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野心人格彻底败坏了海外民运的人格构成。凡是中共专制体制内能发现的所有腐烂人格特征，都可以在海外民运中找到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之所以如此，端在于野心人格对海外民运的广泛渗入。海外民运外战外行，内斗内行；一时之间，背信弃义、阴险诡诈、鼠肚鸡肠、嫉贤妒能、勾心斗角、争名窃利、抢权夺势、首鼠两端等等人性最不堪之丑态，都以海外民运为舞台，粉墨登场，成为历史斜视中的过客。
野心人格，乃海外民运内斗的人格之源；乃海外民运凋蔽的人格原因。这类人格的存在和活动所彰显出的肮脏、卑鄙、低俗的人性，似乎在告诉历史，海外民运是人格不净洁者的运动。海外民运也由此丧失了原有的群众基础，并且没有吸引新的力量加入的人格魅力。
野心人格崇拜实用主义。被命运推进民运后不久，他们便意识到民运非栖身之所。所以，有能力通过别的生活方式实现其野心对生命价值的定位者，便纷纷弃民运如蔽履，另觅高就。惟独有一部分野心人格，除了混一个“海外民运大佬”的虚称外，再也无能靠自己的能力通过其它方式，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于是乎，他们便只能“悲壮”地坚守于海外民运之中，尽力使海外民运变成他们的个人财产，只差插上“私人领地，法律保护，请勿擅入”的招牌。这类野心人格虽然蠢笨无能，却又常常自视甚高，正在幻想中等待中共崩溃之后，回去捞个总理部长当当，过一把权力野心瘾。
有人当会问：“现在海外民运中就没有高尚之人吗？”
我对此一问的回答是：确乎有一类心灵纯而美之人，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和受到理想主义的召唤，而壮怀激烈，投身民运。只可惜天不作美，这类理想主义者往往单纯到脆弱的程度。在同那些皮糙肉厚、心狠手黑的野心人格进行的政治较量里，一败再败，几至无还手之力。因此，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从来没有能够哪怕暂时主导海外民运。如何使美丽高贵的理想主义人格成为坚硬的意志――这是下一个历史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课题。因为，脆弱的美，没有能力证明真理。
理想主义人格屡败之后，其中一部分颓然退隐，另一部分间或还对民运有些许关注，不过，那种关注也只是怀旧之情使然。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仍然孤独地坚守对自由民主真理的纯洁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海外民运还能保持最后几分声誉和尊严。
这部分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更是艰难的。最艰难之点不在于同中共暴政的抗争，而在于同海外民运内部野心人格的周旋。对事的失望足以伤神，对人的失望足以伤心。伤神尚可奈何，伤心至极，常令人绝望。由卑污的野心人格导致之对民运的绝望，恰是理想主义者们心灵的艰难。不过，我相信，理想主义者们终将会超越绝望，思考这样的问题：与其承受同野心人格周旋的肮脏的艰难，不如破釜沉舟，同野心人格群体作政治上的决裂，再辟新的战场，去迎接同中共暴政直接抗争的锐利的艰难。
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动物。任何一项社会政治运动都只有以其道德的魅力感动了历史，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民主运动是为所有人的自由权利争取法律保障的社会政治运动。福荫天下，泽被万众――这正是民主运动的政治道德之源。一旦野心人格成为海外民运最经典的人性表现，人们就很难相信，由这样一些自私自利且又卑鄙无耻的小政客主导的运动，会有政治道德的内涵。就连“六四”圣血为海外民运加冕的道德的王冠，也很快由于野心人格的种种小政客式的恶行，而黯然失色。
社会运动一旦凋残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经死亡了。所以，今后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重振海外民运，第一要务便是再铸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因为，高贵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
三、海外民运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思想是人的灵魂；政治意志则是政治运动之魂。可是海外民运一直没有形成坚定、明确、统一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海外民运可以说是无魂之政治运动。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余年来，海外民运思想混乱的状态从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乱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无法形成震撼中共极权统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导致海外民运边缘化的思想混乱，视为民主的当然结果，而且至今不误。真使人啼笑皆非。这些人似乎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只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民主运动急需铸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去决战中共专制。而思想混乱，恰是海外民运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运断难成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运动。
纵观海外民运思想史，可以发现改良主义思潮始终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乱的潜流。因此，为使海外民运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决战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须对改良主义思潮进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义已经被过多的学者进行了过多的诠释。庸人学者们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简单的问题繁琐化，当繁琐到上帝都厌倦的时候，便很少有人会愿意对之进行讨论，于是，庸人学者就会以对繁琐的独占而宣称他们的渊博。为了避免除皓首穷经的腐儒外无人感兴趣的繁琐，为了能够对问题作简要、明快的讨论，本文所谓的政治改良主义只限于当代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
当代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改良主义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会力量都应当以推进中共实现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愿，作为决定自己政治活动的前提。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阵狂风，由中共官僚体制内，吹到了海外民运中的人；另一部分为现在仍处于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其中还包括某些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文人。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迴、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铁血手段向历史申明：它决不允许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良和平演进到民主政治――它决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
尽管改良主义的文人制造或引进了诸如新权威主义、威权政治、后极权政治等等一系列伪概念，试图说明中共专制已经软化，因而有改良的实际可能，但是，“六四”对和平情愿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杀，胜于雄辩地证明，中国仍然处于典型的极权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泯灭良知的极权政治。
“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事实上也没有谁真正想要挽救。
当前的中共“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黑帮集团。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法律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自杀行为，因此，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当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经丧失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弃妇”们依然或者呼天抢地，或者媚态百出地召唤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结果必然是让人们在思想混乱中迷惘于改良的幻想，从而掩盖只能用民主大革命开辟中国未来命运之路的真理。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政治铁律：改良总是以强化改良运动主导者的政治地位作为目的；专制的改良，不是为了否定专制，而是为了给专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实际上对“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过分希求。由专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动启动并主导否定专制政治的政治改革――这种希求不仅违背政治逻辑和人性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实际例证。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蒋介石的独裁只是以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等国内国际形势的具体背景为根据。蒋经国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况下，向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理念的回归。所以，所谓台湾经验根本不适用于分析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残凶、最狡诈、最虚伪的极权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戈尔巴乔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辩护。中共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这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呼唤革命的时刻，在中国的苦难和艰难渴望革命的时刻――当中国的命运问题必须用坚硬的革命加以解决的时刻，改良主义的温柔小夜曲，听起来就显得格外冷酷。
苦恋政治改良主义的深情，与仇视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长。革命，这个曾经引导人类杀出中世纪专制重围的具有英雄情怀的概念，现在却受到极不公正的侮辱和贬低。攻击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许来自西方，但是，对革命表现出激烈怨恨的，却是当代中国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着什么？
就近现代专制和民主政治的范畴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着彻底否定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着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
无论近代还是现代，革命的一个明确特征在于，发动和主导社会大变革的力量均起自于统治集团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尽管革命并不拒绝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派别作策略上的妥协或联合，但是，革命之魂总在民间，而不在专制统治集团之内。
回顾近现代史，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革命是宪政民主制的主要铸造者。没有革命的狂飚突起，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封建专制的崩溃，也没有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专制阵营的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狱直至今天还会屹立不到，人类可能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戴着专制的铁链蹒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现代史否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就将仍然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承受苦难的命运。
许多改良主义的苦恋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赐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忘恩负义地诅咒革命。他们把革命等同于暴力，诬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断言革命必定导致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所能举出的主要例证，便是法国大革命和共产党的所谓革命。
在文人杀害“革命”的思想刑场上，法国大革命竟被描绘为暴力、罪恶的象征；罗曼.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成为某些文人心目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有罪判决。
但是，当改良主义苦恋者以无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义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人权宣言》乃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类在争取人权的过程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人权宣言》的遗嘱；当改良主义苦恋者对滚落于巴黎街头的贵夫人那美丽的头颅怜香惜玉，并因此彻底诅咒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忘记了，正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中世纪黑暗的象征巴士底狱，从而使在铁牢中囚禁了数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见白日。
法国大革命的过度暴力确实深刻地伤害了它的道德价值。之所以出现这种过度暴力，大体有两个原因。
其一，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欧洲――这中世纪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当然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更艰难，也当然要受到专制势力的更残酷无情的反击。正是专制势力反击的残酷无情，刺激法国革命趋于极端化，从而导致暴力的过分使用。
其二，法国革命的主导者们最初犯了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们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标应当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限度，而其它属于精神领域的变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在人们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之后，通过文化或宗教的方式来进行。凡是企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决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问题的地方，一定会有超过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们能够用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神圣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强制的时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会犯错误，如果有上帝的话。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把自己当成拯救人类的上帝，并由此铸成大错。法国大革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蒙受耻辱。但是，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都是人类走向民主政治的伟大里程碑，尽管，它沐浴在过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如同孔雀喜欢炫耀尾巴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冷静”，他们的“非极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却毫不理性，毫不冷静，并且非常情绪化，非常极端――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狱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无可取代的贡献，只以过度暴力的名义，就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还不经任何逻辑的过渡，就进而断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会导致以暴易暴，导致暴民政治。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在彻底否定革命过程中表现出的激烈情绪，颇似假作单纯的妓女声称自己看见一滴血就会晕倒时的矫揉造作。
如果说对法国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一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情绪，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态度，就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精心设计的思想陷阱。
且让我们看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对待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逻辑：共产主义革命是暴力神圣化的过程；共产主义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滥用；所以，今天对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否则，就是暴力的轮回，革命之后上台的暴民，说不定比共产党还坏。
上述思想逻辑是由错误的概念，错误的类比和无端的推定构成的思想阴谋，阴谋的目的在于，以反暴力的名义，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弃革命的权利。
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代，人类命运的政治主题一直是革命――由专制，通过民主革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前一时期革命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而后一时期的革命对象则是共产极权专制。就民主革命的范畴而言，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是对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专制主义的复辟。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内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伪革命，真专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义的苦恋者用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来否定对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错误的类比得到的错误结论。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灵魂，即它的理论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断言，阶级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催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伪革命要实现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暴力和仇恨这两个概念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互相激发，创造出了恐怖的历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民主革命的目标，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每个公民拥有平等法律权利为原则的社会公正。在理论中，暴力和仇恨并不是民主革命的图腾。尽管也出过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过度暴力的现象，但民主革命本质上与人性一致。前苏联和东欧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过程中暴力的运用完全被限制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能够接受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出现过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这表明，民主革命已经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诱惑，并能有效而人道地驾驭历史命运的程度。
讨论进行到此，应当得出结论：在中国没有改良可能的情况下，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艰难时刻，侮辱并否定革命――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中国民主运动思想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思想，无法熔铸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战，去震撼中共暴政。
四、海外民运颓败的组织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组织的灵魂；政治组织是体现政治意志实效性的机构。海外民运组织林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真正具备同中共极权专制作政治决战的素质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海外民运的各组织均没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并与现代人类道德意识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义思潮的严重毒害之下，各民运组织政治结构软弱涣散，政治纪律荡然无存，政治能量如风中之烛。
最经典地表现出改良主义思潮毒害的政治组织观念，莫过于声称要把民运组织构建成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者要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政治组织。 上述政治组织观念乃大荒谬。这种荒谬是建立在对政治范畴基本认知的错误之上。
在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范畴之内，才会有同“执政党”相对应的“反对党“的概念。中共极权专制之下根本没有”反对党“生存的任何空间。现代之中国，只有老子党和儿子党――共产党是老子党，政治协商会议内的各政党都是由共产党发薪水养活的儿子党。老子党与儿子党之间实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专制伦理关系。所以，中国的儿子党必须通过比共产党自我吹嘘更卖力地吹捧共产党，作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极权体制内组建“反对党”的诸君，是否要让民主运动步中国儿子党的后尘？更不知具有建设性之“反对党”之“建设性”要如何体现？因为，有利于中共极权的“建设性”才被中共专制之法允许；有利于否定中共极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建设性，则一概被中共之法以“颠覆国家罪”予以镇压。以为用“建设性”一词的掩护，“反对党”的生存权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提出建设性“反对党”的概念，或许还应当被理解。来到海外，依然传播这种概念，实在令人齿冷。
至于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构建当今之中国民运组织的观念，流播更广，为害更甚，其荒谬性也更加明显。宪政民主体制之内运作的政党，同要与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民主政治组织，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范畴，面临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务，因此，这两类政治组织必须各自具有与其所处政治范畴，和承担的政治任务相适应的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而决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组织，由于政治范畴的错位，使海外民运组织彻底丧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战的锐利的政治意志，彻底丧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决战所必须的迅速的决策能力和果断的行动能力。海外民运组织也因此变成“政治的自由市场”，成为小政客叫卖杂乱的政见，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聪明的领域。而泼妇厮打般的内斗，毫无政治道德底线的阴谋，没有任何政治纪律约束的我行我素，更彻底剥夺了海外民运组织形成坚硬的组织构架，决战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实，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也好，组建“议会党”式的民运组织也好，其意识的深处都郁积着浓烈的改良主义气息。此类组织的构建者似乎并不把推动极权专制转化为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当作自己的政治责任，他们只是满足于事先组建起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运作的“反对党”，或“议会党”，并通过“善意”或者“建设性”的呼唤，促使信奉极权专制的中共自动改良为遵守宪政民主原则的政党，然后，他们再与中共一起坐在“圆桌旁”，共商民主建设的大计。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两难。只要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间以国家恐怖主义为纸，以强权暴力为笔，蘸着中国人民无尽的血泪书写的罪恶史，便可以明白，希图组建“反对党“和“议会党”诸君对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痴人梦话，醉汉颠语。
改良主义思潮束缚中国民主运动的另一条铁链，就是要求民运组织的行为具备以专制之法为标准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两类法律。一类法律是公开宣布的，一类是实际执行的。公开宣布的法律用来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实际执行的法律是为了维护极权专制。不知改良主义思潮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符合的哪一类法律？如果符合公开宣布的法律，只能是帮助中共暴政欺骗世界并自欺；如果符合实际执行的法律，民主运动组织就同中共暴政维护专制的意志一致。民主运动组织的天职只在于否定中共极权的法律制度，创建宪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运动组织的行为符合专制之法，同要求民主运动组织与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民主运动组织一旦放弃彻底否定专制法律的努力，并去符合专制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价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为海外民运组织内乱烽起，内斗不止，软弱涣散的状态辩解曰：追求民主的组织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样讲统一的政治意志，讲铁的纪律，讲严密的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夺权后的独裁专制。
上述辩解的一个基本逻辑错误，就在于把两个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类比――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如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艺复兴以来“永恒的政治主题”为大背景审视，共产党根本不是革命党，而是伪革命党，反革命党。因为，举凡共产党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纪黑暗更泯灭人性的复辟。民主革命组织与共产党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崇尚暴力和阶级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共产党一党独裁的阶级专政。民主革命的组织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并把自己对权力的要求，置于人民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的选择之下。民主革命组织同共产党，这两类在理论基础，政治意志，政治目标都南辕北辙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产生同样的政治结果？那些为海外民运组织可悲的现状进行辩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测者――他们希望海外民运组织永远处于缺乏政治决战能力的可悲状态。
政治命运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马，只服从强者的驾驭。具备坚硬的政治意志、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明的政治纪律、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能力的民主革命组织，才是驾驭政治命运的强者。使历史遗憾的是，目前海外民运组织不配称为强者，而弱者必定被命运轻蔑地抛弃。
要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就只有成为强者。革命和革命党，乃是中国民主运动走向强者之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未完待續）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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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3 20: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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