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还是革命(下)
袁红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五、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现代历史的政治主题。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纪封建专制;现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产极权专制;当前,革命的目标是攻克专制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审视,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极权专制。然而,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正在否定革命。
为了砸碎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用污蔑和谎言铸成的囚禁“革命”的铁牢,让“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与人类最后的专制暴政――中共暴政决战的战场,我们必须为革命正名。
就现代中国而言,革命的涵义应当明确表述如下: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实施政治大变革,否定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否定中央极权的国家结构,实现以主权在民为理论原则,以多党制为政治基础的宪政民主,建立联邦中国。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间,并不具有改良主义苦恋者断言的那种必然联系。明确即将来临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最紧迫的理论要求。
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项原则:
第一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于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体现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敌,是政治暴力的彻底否定者。
第二原则,民主政治革命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结束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这些方式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人民反抗共产专制的各种运作方式,也包括中国人民抗争暴政过程已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种方式。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孤立、分散而又广泛发生的维权抗暴的活动组织起来,最终形成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大抗争和全民大起义。
第三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绝不崇拜暴力,绝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专制暴力镇压时,人民拥有采用适度政治和法律强制力,维护自己天赋人权的权利。
首先,对于中共极权专制利用国家恐怖主义,以专制恶法的名义和暴力方式,摧残、剥夺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人民有权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时,如果中共专制当局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人民有举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当然,人民会根据具体条件下是否有利于民主革命成功,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行使这项权利。
再次,当形势发展到民主革命与中共极权专制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使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民主革命即当果断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以推动历史进程。罗马尼亚人民在革命过程中,果断处决齐奥赛斯库,阻止专制力量重新集结反扑,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恰恰是为早日结束专制暴力,实现社会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须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卖力炫耀的一块道德遮羞布。不过,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嘘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怀疑吹嘘者的真诚。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发起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要求中国人民学习的经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学习了,中国人民将进入更加苦难深重的命运。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及其领导的运动面对的是什么?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本质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动,被非暴力运动的道义力量说服。这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是崇拜国家暴力的极权政治。中共暴政不会被人性所感动,也不会被道义力量说服。“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就是独夫民贼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让中国学习甘地或马丁.路德金,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也要任由专制政治随意摧残虐杀。试想,如果“六四”之夜学生们不是撤退,而是学习甘地,继续在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地反抗,结果会如何――结果定然是坦克群从学生的血肉之躯上压过,将“非暴力”抵抗压成动荡的血海。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不经过任何逻辑的推演,就将人民革命等同于暴民政治,并以此为由声讨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设计,而中共极权专制已经将国家恐怖主义运用到极致之时;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暴力,贪婪地攫取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之日;值此权利被剥夺的民众可怜到只能用跳楼、服毒、自爆、自焚、无望的上访等方式,表现一腔悲愤之际,不去谴责中共暴政――这个暴力的根源,却以反暴力的名义,唾液四溅地诬蔑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发生的人民革命,这是多么无耻的伪善!有文人曰:伪善也可能是善意的开始;我说,伪善比公开的罪恶更接近罪恶,因为,伪善除了罪恶之外,还有无耻的欺骗。
改良主义苦恋者另一个最能表现他们苦恋的观点,便是宣称“街头民主”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价值,因此应当推动“议会民主”。
愚昧到何种程度才会不明白,中国的所谓“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中共暴政的一个橡皮图章。如果在这个橡皮图章上能够雕刻出民主,那么“小虾也会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存在只有一种实质性政治价值,那就是作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修饰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
崇尚“议会民主”者所蔑视的“街头民主”,实质上是公民的各种维护权利,抗争暴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相当时期内是积累政治大变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头民主”,就意味着否定了当前中国公民维权抗暴可能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着否定了政治大变革的可能性。
崇尚“议会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间,以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机他们鄙夷不屑的“街头民主“,试图充当学生运动同当局之间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义的激情为底蕴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权衡的控制,终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为一枕黄粱。而崇尚“议会民主”者也被中共顽固派视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被迫流亡海外。这真可谓造化弄人。
“六四”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大潮退去之后,这部分改良主义苦恋者伤感之余,又重弹贬低“街头民主“之老调,希翼得专制者之怜爱。只可惜他们已经人老珠黄,而中共贪官们却只喜欢搂着年轻貌美的三陪小姐,伤感地唱“迟到得爱”。崇尚“议会民主”者,不过是一小群热衷于充当客厅英雄的文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愿望不可能在历史大舞台上实现,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加剧了海外民运思想的混乱,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雾般朦胧但浓重的改良主义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现代史政治领域的“永恒主题”。命运已经注定,以英国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历史进程,将以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为最后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整个人类历史才可能走进另一个主题时代,人类的心灵也才可能开始新的精神探索过程。如果任由改良主义苦恋者在思想领域谋杀了革命,人类的历史就将继续在专制的最后铁幕下徘徊;如果中国人民放弃了革命的权利,中国的命运就将凋残于对民主的绝望之中。
六、中国呼唤革命
中国的政治现实呼唤革命;中国的社会大危机呼唤革命;中国的伟大命运呼唤革命。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命运曾赐给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机遇。然而,中共通过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终拒绝了命运的恩赐。历史的机遇并不像太阳,每天都会从东方升起――抓住了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一样真实;没有抓住它,历史的机遇就如同飘忽的时间,一旦逝去,便无可追回。有必要再说一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国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样,“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共改良与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后,邓小平以及官僚集团基于掩埋反人类罪行的阴暗心理,指令专制权力教唆整个社会去疯狂追求物欲,以使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从而忘却道德和良知,忘却“六四”之血的精神价值。阴险的中共官僚集团把两个最具社会能量的群体――商人和知识分子纳入官僚特权阶层的范畴,从而形成了由腐败的官权、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共同构成的政治黑手党。
政治改良需要以执政集团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为基础。中共,这个犯有重重反人类罪行的政治黑手党,它尚存的唯一政治意志,就在于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谎言和利益收买,毫不妥协地维持极权专制。因为,唯有依靠专制的国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才能继续垄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唯有躲藏在专制的国家权力之后,中共官僚集团才可能规避人民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
我们相信中共内部存在众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败的背景下,他们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团从整体上已经丧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须的政治道德素质。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实之一。中国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团一同腐烂下去,直至万劫不复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赢得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冷峻的命运抉择就在于此。
长期以来,种种自以为是的庸人之见广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视阔步踏入现实的思想障碍。今日,且择其要者破除之。
其一曰,中共当局控制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控制着强大的国家权力,垄断着中国一切政治资源,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以结束中共专制为目标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遑论成功。
持此类观点的人没有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共致命的危机并非来自物资力量的匮乏,而是源于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烂。
人类的历史是由心灵,由意志走向现实物性世界的。人类历史本质上是心灵史,意志史。虽然在现实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还表现出强势存在,但是,在心灵和意志范畴内,中共早已一败千里,溃不成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和“六四”血案,使中共变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户;苏东地区社会主义阵营颓然崩溃,又使中共变成思想理论的破落户。当今之中共既无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无能力再创思想理论之基础,唯有靠“即得利益”来换取党的凝聚力。然而,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时,政治组织必然黑社会化。黑社会化的结果又必然是政治组织内部以私利为驱动力的组织帮派化,以及各帮派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搏战。当今中共不断惩罚贪官,无非是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强势的帮派,对弱势帮派的清洗。从清洗的残酷性可以发现,黑手党化的中共内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过以上讨论,可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已经是魂销魄散之党,而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党的统一性,正由于遍布党内各级组织的残酷的权力斗争趋向瓦解。因此,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事变,处于精神分裂和组织瓦解状态下的中共,很难有效的使用名义上被它掌握的军队和其它政治社会资源,来体现统一的政治意志。而丧失了统一意志的物质力量的强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种典型的庸人之见,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产生保障中共统治稳定的政治效应。
上述观点的致命错误在于,对中国现代经济性质缺乏基本了解。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造就的,并不是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以腐败的专制官权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动力,以堕落的知识界廉价的“合理性”论证为遮羞布。“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以权力腐败的深化,权贵阶层对人民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毁灭性破坏为补充。“权贵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积累过程,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预示着,社会大危机高速接近导致社会崩溃的临界点。
马克思曾从黑格尔那里抄来历史发展的宿命论,然后又以必然规律的名义,将宿命论植入共产党的社会发展观。如果真有宿命的话,“权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财富和权利的极度两极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而财富和权利两极分化的极端发展,又必然撕裂社会的稳定。在特定意义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权贵市场经济”,在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会大变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黑手党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会条件并不等于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会条件之外,尚须具备政治条件,即革命党的横空出世。
没有民主革命的引导,一旦出现中共统治危机导致社会自然崩溃的现象,那对于中国将意味着社会的大动乱,民族的大分裂――中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唯有以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理念为引导,通过民主大革命,中国才能踏过重重社会危机,艰难但成功地开拓民主建政的新纪元。
中国面临严峻的命运抉择。如果人民放弃革命的权利,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失去美好的前途,并堕入万劫不复的社会悲剧;如果仁人志士放弃了组建民主革命党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革命。
七、革命党兴,共产党亡
中共暴政丧失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理论,因此,在精神的领域内它已经失败了;中共暴政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凭暴力、谎言和物欲利诱维持统治,因此,它执政的道德基础已经崩溃。但是,中共暴政却依然是一个如刑场般真实的现实存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历史的逻辑一再表明,即便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没有受到另一种意志的强有力挑战,也会在历史运行的惯性中,继续保持其存在。尽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对其实施剧烈的震撼,中共暴政虽然尸居余气,却也要依恃历史运行的惯性,保持其现实存在性,并将中国拖入难以预测的大灾难的地狱。
革命党就是斩断历史惯性的锐利的政治意志;革命党就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中共暴政作最后震撼,并使之骤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党不起,共产党不销;革命党兴,共产党亡――这必将是历史的结论。
在现代之中国,应当如何理解革命党?
革命党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通过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建立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灵魂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彻底否定与极权专制意志一致的现行国家结构,组建联邦中国。
革命党运用革命的方式所要达到的基本政治目标,首先在于否定极权专制制度,实现宪政民主,而决不运用革命方式,谋求执掌国家权力――这是革命党为自己设定的首要的政治纪律。任何政党执政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后,由全体公民通过公开、公正、自由的定期选举来决定。而革命党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便是使自己由革命党转化为按照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运作的议会。
与基本的政治目标相一致,革命党把彻底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暴力,作为自己的重大政治职责。革命党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发动民主革命。革命党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党确认,当公民的人权受到中共暴政的国家暴力侵犯时,公民有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当人民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和平运动受到中共当局的国家暴力镇压的时刻,人民拥有起义的权利。革命党还确认,在民主革命与中共暴政进行政治决战的时刻,为防止中共当局聚集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人民有权采用适当政治强制力,剥夺中共当局运用国家暴力,镇压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据同人类历史上最成熟、最凶残、最狡诈的极权专制进行政治决战的要求,来构建革命党的组织结构。革命党的所有组织构建,都必须符合“迅速决策,果断行动,纪律严明,生存力顽强”的原则;都必须有利于高效地凝聚和发挥强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因此,革命党在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革命过程中,将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领域作为战场,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开展心战。心战的作战目标有三:1.彻底摧毁中共军队、官员、警察、御用文人、奸商恶贾残存的专制意志,以及对专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民主革命的大启蒙,让全体人民毫无疑义地明白,中共暴政是万恶之源,是人民苦难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争和人民大起义――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彻底否定中共暴政;3.在全民范围内,特别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残和践踏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复员转业军人中,广泛传播宪政民主的理念,联邦中国的理念,使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预见,当民主革命在心战的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她在现实中的凯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大陆目前民怨沸腾,民怒冲天,民变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万人侧目。中共可悲地沦为政治黑手党,政治黑手党的天性就是践踏民权,掠取民财。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活动,势将愈演愈烈,并成为一个时期内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
革命党的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组织活动,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维权抗暴活动,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具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争。
面对海外民运的颓势,一些没出息的“民运人士”不仅不思如何重整征袍,再举义旗,反而满足于被称为“民运人士”的虚荣,并以不同方式散布海外民运无用论,为他们颓废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诠释。今日,为创建革命党,不得不清除海外民运无用论。
海外民运对于中国大陆民主革命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对人民实施警察和特务统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严格的社会监控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将自己的统率机构置于海外,可以确保革命党的统率机构不被中共摧毁,这对于革命党的持续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
大陆内部的农民、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下岗工人和上访群体中,通过多年群体性维权抗暴活动,已经形成了准组织联系。各类群体中,也已经涌现出许多“天然”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是大陆发展革命党的组织基础。不过,大陆政治环境严酷,如果革命党在大陆各类群体,以及各地区间发生大规模的横向组织联系,则一处组织被中共秘密警察破获,就可能使革命党的整个组织网络都受到致命威胁。而由驻于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大陆内各群体、各地区的革命党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即便一处组织暴露,也不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
革命党的组织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党创建在海外,统率机构在海外,大规模发展在国内【至于在国内发展组织的有效的策略体系,属于革命党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开讨论】;国内各类群体、各地区的党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组织联系,唯有海外的统率机构同国内革命党各组织发生纵向联系;国内革命党各类群体和地区的组织之间的配合,不能通过横向的组织联络进行,而只通过由统率机构协调各项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行动来实现。
海外民运另一重要作用表现在心战领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国家,革命党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战基地。精神和意志领域,是革命党选择的决战中共暴政的主要战场之一。
另外,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为大陆革命党的运作筹措资金等诸多方面,海外民运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命运在召唤革命的同时,也在召唤革命党。革命党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党的引领之下,中国民主运动才能重返历史的中心。而组建民主革命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重建中国民主运动的,特别是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
多年来,狂悖荒谬的野心人格和诡诈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民运内斗丑闻,早已撕碎了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丧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运动决不可能感动命运,并赢得光荣的未来。重建海外民运道德形象的关键之点,就在于重建海外民运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革命党的中坚必须具备圣徒情怀,必须具有悲悯天下之心,必须愿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历史是由人创造和书写的。庸人书写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历史;高贵的人格则创造高贵的历史。中国的前途端赖蕴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党;革命党的道德魅力首先取于革命党的领袖集团要由勇于献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悯天下、不谋私利的圣徒人格构成。
中共将政治变成血腥、肮脏的领域。但民主政治必须净洁。以高贵的政治道德净化政治――这是民主革命党必须承担的历史职责。
只因心灵已在物欲间腐烂,对于被称作中国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还有潜力创造出能驾驭命运的革命党,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中国的前途,乃至人类的命运都在凝神屏息,等待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唯愿上天赐福中国,还能有中华好儿女,对此一问作出可以傲视千古的回答。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