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捐巨款又发红通，国际刑警组织北京大会前再遭质疑

towns · 发表于 2017-9-26 13:19:33

来源:
美国之音

190个国家的警察部门代表和安全专家将陆续抵达北京，参加星期二（9月25日）开幕的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去年当选该组织主席、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今年两度被“红通”等事件，让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际组织一再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为期三天的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自2012年就任以来，习近平对涉嫌当局所称的贪腐和恐怖主义的海外中国公民展开了大规模遣返行动。

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对中国媒体说，中国每年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申请发布国际刑警“红通”200多份，执行出国办案任务数十个，与外国警方相互求查案件约3000起。

“红通”在英文中的正式名称是red notice，直译为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程序上，由会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并不具备发布这个通知的权利，只是转发各个会员国发出来的通知。”美国执业律师、前中国公安部学者高光俊日前对海外中文媒体明镜电视说。

高光俊说，特别是现在该组织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执掌，发一个通知易如反掌。

2016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中国人。消息一经公布，引发多方忧虑。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由中国公安部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害人权机构的副部长来当主席，国际刑警组织的声誉陷于危机。”

理查森说，中国公安部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任务是让异见人士噤声，骚扰、任意拘禁、折磨无数践行其基本权利的人。

“人权观察”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解释，在孟宏伟的领导下，国际刑警组织如何避免滥用‘红色通知’系统；为何至今没有解决这一系统凸显的问题；以及该组织如何确保被遣返回中国的人不受虐待或酷刑。”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利用“红通”来达到政治目的，打击、迫害异见人士和官场上的对手。

今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应北京要求，对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黑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这次“红通”发布的时间点耐人寻味，恰巧在郭文贵计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一天前。

8月，美联社发布消息称，中国警方第二次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知。

高光俊律师说，美国明确表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在美国没有法律效力。据他统计，国际刑警组织190个成员国中有60多个国家认为“红通”具备法律效力。他说，即便是在这60多个国家里，法律健全的国家仍然要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调查，才能决定是否遣返。

中国旅美知名异见人士、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多次公开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滥用权力，滥用“红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迫害海外异见人士和逃亡官员。

今年7月，魏京生在德国刑事局门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此前，他还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总部举行过类似的抗议。

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访谈中，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国际刑警组织很不老实，不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仍然在那里当主席，而且他们玩很多其他花招，继续把很多异议人士秘密地列在他们通告的榜上。人家叫红色通告，他们还继续叫红色通缉。”

两天前，魏京生对明镜电视说，中国政府每年给国际刑警组织提供6000多万欧元的经费。这笔钱是该机构的主要收入，其结果是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国政府收买，成为中国政府的一支海外执法力量。

红色通告也常被用于控制海外的少数民族活动人士。比如，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在境外旅行时多次受到骚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称其为“某些国家滥用‘红通’的受害人。”

“在不透明的司法程序制度的国家召开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让人担忧，”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刑警组织能否坚持公正透明的原则，不被中国政府利用，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同时要防止中国暗地操纵、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海外维吾尔反对派人士。”

FRANKSTON · 发表于 2017-9-27 06:05:08

　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与郭文贵(专题)

　　今年3月初，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接受"明镜电视"的采访，对中共高官进行公开指控，受到舆论关注。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与郭约定在4月19日进行直播采访。而就在4月19日直播前不久，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报"（即中方所称"红色通缉令"）。不过郭文贵当天仍出现在美国之音的镜头前。

　　19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国际刑警组织已于一天前"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

　　国际刑警组织是谁？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是一个各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合作组织，目前拥有成员国190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寻人和寻物通报以七种颜色标示，最高级别为红色通报（Red Notices）。在中国官方媒体中，"红色通报"也经常被称为"红色通缉令"，尽管红色通报并不具备通缉令的法律效力。

　　红色通报是成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要求逮捕并递解某人的申请。国际刑警组织将这一通报纳入其数据库，供各成员国查阅。必须强调的是，"红色通报"并不是国际逮捕令，也不具备其他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各国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红色通报。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刑警组织，还是其成员国，都无权强迫另一个成员国基于红色通报对某人实施逮捕。

　　德国联邦刑警局强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通报"并不是采取执法行动的基础"。德国联邦刑警局只会依据德国法律对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进行个案评估，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就法律角度而言，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根据法国(专题)民法登记注册的民间机构，并不拥有任何国际法层面的法律和条约基础，也未经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批准。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大约8000万欧元的经费主要来自各成员国的会费和私人捐助。德国方面每年提交的会费大约为440万欧元。提供捐助的企业包括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和制药公司Sanofi等。

　　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中明文规定，该组织不得介入政治迫害，各国警方应以"保障基本人权精神"为基础予以合作。尽管如此，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批评从未平息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2011年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红色通报"进行的评估显示，其中28%的红通来自被"自由之家"组织定义为"公民权利没有保障" 的国家，半数红通来自被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度"定义为"极度腐败"的国家。

　　人权组织指责国际刑警组织正在演变为专制国家打击异议的"帮凶"。

　　2016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使得相关的争议变得更为激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今年4月曾专程前往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里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该组织被专制政权滥用的情况。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他本人就曾多次被作为恐怖分子扣押和搜查。

　　　郭文贵驳斥"红通"

　　而在富商郭文贵被"红通"之后，据美国之音报道，郭文贵称，北京当局搬出国际刑警组织来对付他，完全是非法的，其目的就是阻止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和专访的播出。他并称："中国政府花了6千万美元一年，拿到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老百姓掌握了贪官腐败的信息来海外爆料。"

　　"红通"在其它国家也曾引发争议

　　今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曾根据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发出"红色通报"，致使土耳其裔德国籍作家阿克汗里（Dogan Akhanli）在西班牙被捕，引起轩然大波。德国外交部介入后，西班牙警方释放了阿克汗里。德国总理默克尔指责土耳其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撤回了这一通报。

　　欧洲理事会专员法布里蒂乌斯当时对德国之声表示："可以这么说，国际刑警只是一个信息门户，国际刑警组织的其它成员国由此获得一个国家正在通缉某一个人的相关信息。"

　　他还表示："遗憾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异己、反对派政治家、政府批评人士和人权卫士，并且对他们进行旅行限制。"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