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

towns · 发表于 2018-1-29 04:57:31

口述：高诵芬（1918－2005），女，浙江杭州人。书香门第出身，自幼在家延师授读。年十八，嫁给同乡徐定戡（诗人、法学家），相夫教子，克尽厥职。

整理：徐家祯（1942－），高诵芬之子，语言学家、散文作家，曾任澳洲华文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等。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知哪一房做官的长辈触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意思是大家已经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亲国戚的地位，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锣鼓声中，等待红卫兵上门

一九六五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对外面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六六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我家原来雇佣的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待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夜不停。又听见传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

杨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政府又变起脸来了？难道又要来一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里只有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教书，小儿子还在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在地下埋了金银财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在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怎么现在政府竟可以如此翻脸不认人呢？

不一会儿，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动，回家时看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脱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了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吓得连忙把整幢房子的灯全都熄灭，天真得以为红卫兵看见隔壁没有灯火就以为没有人在，就可以逃脱临头大祸了！

我们当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儿子二楼的房里，从窗口看隔壁的动静。我们只看见三叔公家上下三层楼全部灯火通明，屋里人影瞳瞳，但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忽然红卫兵都到他们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东西从屋里搬出来，然后就点起熊熊大火烧了起来！火光到很晚才熄灭。我们正在等红卫兵的锣鼓敲到我们这儿来，不料只听见人声倒渐渐远去了。

徐家的企业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经管的，他们从来奉公守法，这我很清楚，怎么也会被抄呢？我真越想越糊涂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我们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扇小门走过去慰问三叔公一家。他们说，昨天厂里的红卫兵来，主要是“扫四旧”，把一些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文物、书画、器皿砸的砸，烧的烧了。金银财宝都封存起来，说不许动，但没有拿走；至于存折、现金则没有拿，所以生活还不至于有问题。而且，三叔公告诉我，同一天夜里，住在跟我们同一条街上的二叔公家也被厂里的红卫兵抄了。至于我们家没有来，可能是时间不够了；也可能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参与厂里的经管，所以红卫兵不知道我们就住在隔壁；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临头了，应该想个对策。大儿子坚决主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藏起来，坚壁清野，一样都不让红卫兵拿去。他还年少气盛地说：“如果红卫兵来，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家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不信就抄吧！’他们找得着，算他们运气；他们找不着，算我们运气！”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房子二、三楼有四间大卧室的壁橱顶上都有密室，外面看上去像是木头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却又有一层，好放很多东西。

我却犹豫不决，觉得如果红卫兵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一定不会相信。如果他们找不到东西，恼羞成怒起来还会动手打人。不是最近传来过很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吗？这样做太危险了。

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主张把东西藏起来，我无法阻止他们，结果他们花了一个上午，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现款、存折、手表、照相机、皮货、文物……反正可以搬得动，放得下的东西都塞进几个密室里去了！

刚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红卫兵的抄家，谁知当天晚上大儿子却回来对我们说：“好了！好了！上海市委发表了十条通知，说红卫兵抄家是不对的，以后不允许再这样做了！”

我一听很是高兴，想，大概我们家可以保住了，于是叫儿子们把藏着的东西都拿出来。不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红卫兵“把地主、资本家藏在黑暗角落里的变天账、金银财宝抄出来，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那就等于给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撑了腰。我的儿子还来不及重新把东西藏回密室，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着了吧！

两路红卫兵，一夜光

那天晚上八时许，锣鼓终于敲到我们后门口了。后门敲得“嘭嘭”响，我知道一定是红卫兵上门来了，就由儿子们去开门。进来的是我们自己厂里来的十几个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领队的看样子是干部，说是“扫四旧”来的。我迎上去说：“我丈夫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请你们多照顾。”

他们说：“我们知道！”就要我们一间间房让他们检查，还要我们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给他们看。我知道这时候再躲躲藏藏也没有意思了，反正前几天藏东西时都已理好，就叫我的儿子把箱子间的门打开，把装我结婚时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银器和两个装首饰的铁箱都抬到二楼大儿子的房里去。几十年来，那套银器几乎从来没有动用过，连手环上扎着的红绿丝线都还在呢！铁箱里盛的则是我结婚时三朝那天娘家送来的首饰、我婆婆遗下的首饰、我丈夫出生时、我孩子出生时亲友送的金银琐片，以及我丈夫买给我的首饰，等等，还有我结婚时亲友送的见面礼几百块银元也在里面，有几块上面还贴着“喜”字呢！想不到那些东西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红卫兵又让我把存单和现金也拿出来，他们一一点清，还叫我大儿子再核实一遍。在一部分红卫兵清点金银财宝和存款、现金的同时，另一部分红卫兵则已拿了我的钥匙从楼下到四楼平台一间间房打开来检查了。他们把我们的衣服、照相机、收音机、录音机、手表、衣料、绣货、皮货、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等等，凡是起一点眼的东西全都搬到二楼和三楼的大房间，一件件检查；要拿去的东西就登记下来。

正在忙乱时，后门又“嘭嘭嘭”地敲打起来。我儿子去一看，原来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知道厂里的红卫兵已经捷足先登。学生到底斗不过工人。两方面商量了一下，大概达成了协议：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工厂的红卫兵拿去，学校的红卫兵就拿他们剩下的“四旧”。

学校的红卫兵和工厂的红卫兵一共总有三四十人，他们分散在我们三层楼十多间房间里：有的清点，有的搬运，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们不让我们“串通”，有的却在书房里借检查书籍之名欣赏起来了。他们看到二楼书房里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精装几十册，一边指着人体画说：“看，有黄色画片！”一边却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红卫兵还拿我们饼干箱里的饼干、糖果大嚼起来。整栋大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宫一样。

这时，老实说，我们倒真正已经把身外之物置之身外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田地，我们还能做什么阻止事情的发展呢？他们要怎么就怎么吧。我和儿子偷偷对我丈夫说：“你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的样子。一切由我们来应付。”

其实，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和医治，那时我丈夫的手脚基本上能活动，也能自己起床行动了。但我们既然这么说，他就躺在床上装死。红卫兵以为他中了风，已经半死，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红卫兵还在查抄、清点、欣赏得起劲。他们把我们一家四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间里，怕我们串通一气，把财物隐藏起来；还盘问我们：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我暗暗好笑：我们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你们再抄也找不出东西来了。但他们仍不相信，连枕头、被子都一件件摸过，当然一无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好像这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随那班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这样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的房里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听见看守我的女红卫兵在对别人说：“看她倒放心，还睡得着觉！”

我想，是你们做强盗、干坏事，来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东西；我不做坏事，心不虚，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亮了，红卫兵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厂里的红卫兵把拿走的东西都开了清单，要我大儿子在清单上签字。当然，我们是无法核对拿走的跟清单上的是不是一致的，但有清单总比一笔糊涂账要“文明”得多。

早晨八点多钟，厂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装得满满的，满载而归了。本来，他们说还要把家具也车走的，特别是我们客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压沉的紫檀木古董家具，但是两辆卡车已经装满，他们懒得再开第二趟，说了一声：“下次再来拿！”就扬长而去了。

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存款和现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后怎么生活，于是就问那红卫兵头头，能不能留一点生活费给我们。他们商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并说：“你们放心，过三个月会解决的！”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那“三个月会解决”的真实含义：是三个月后财产会还给我们，还是三个月后财产会正式没收呢？其实，我看，说这句话的头头也不会知道他自己这句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不是三个月而是会延续整整十年才解决！

厂里来的红卫兵走了，学校的红卫兵只能拿厂里红卫兵留下的“残羹剩饭”。他们来了几辆“黄鱼车”（上海把三轮货车叫做“黄鱼车”），在我丈夫的书房里拣了几千本书，再拿了些厂里看不上眼的财物，就也扬长而去了。当然，拿书时他们是不会漏掉那套“黄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的。至于是去大批判还是大欣赏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两批红卫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时来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楼梯口大声对他说：“我们已经一夜光了！一夜光了！你不用来了！”老李惊得目瞪口呆，进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把老李请到楼下，对他说了昨夜抄家的经过，并说：“以后我们再也用不起佣人了。请你不用再来了。”

老李连连摇头叹息，说了几句安慰话，只好也走了。

这时，我们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就像刚遭过战火的洗劫或强盗的抢劫，每一间房间的地上、桌上、床上、橱上都是东西；楼梯下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砖地上被红卫兵撕碎的书画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楼。有几间专门放箱子、杂物的房间给厂里红卫兵封了起来，不许我们动用。我们既没有力气打扫、整理，也不感到饿，只感到疲倦。

北京红卫兵来扫“四旧”，我被挂“大臭虫”牌子去扫街

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我儿子去一开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子对他们说：“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助纣为虐的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你们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去开展览会，展览“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在房里，准备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进门前，我们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扫街了。再过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奶奶也被剪了头发拥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于是说她：“臭要美！拍被子还要拍照！”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上牌子，勒令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样受了一次惊吓及侮辱，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要我做戏有什么难！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在凳子上竟不能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矩，一般解雇一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她要三个月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勒令我丈夫：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了。大儿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你要忍耐呀！千万不要想不开！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破船上的四个鲁宾逊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鹦鹉就这么套了三天，除了吃饭、睡觉除下，平时就这么套着，以防红卫兵突然闯进来。然而北京红卫兵竟没有再来，他们一定去别的地方造反去了，早已忘了我们。但我的扫地却持续了几个月，因为那时我们已成“坏人”，任何人都可以勒令我们去扫街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上门来骚扰我们。开始几天，每次红卫兵走了，素爱整洁的大儿子还要整理一下“战场”。后来，连他也厌烦了，红卫兵走了索性就让东西都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要什么就在地上翻找。大儿子说，我们的房子像一条搁浅的船，而我们则像鲁滨逊一样，缺什么东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着等到九、十点钟没有红卫兵上门来才去睡觉，早睡了怕听见打门声要再起床开门。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简直把我们家当做了仓库，缺什么就来拿什么。晚上来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楼下谈话、拿我们厨房的食品煮夜宵，有时还要我的两个儿子也去吃呢——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就在楼上睡觉，好象楼下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一样。他们走时常不锁门，我们也不起来关门，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再说，即使防了小偷也防不了强盗，何必厚此薄彼呢？

小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抄去了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的清单，说这是“变天账”，还把厂里红卫兵封着的房间打开，再查抄一遍。我和大儿子只能去厂里报告，以免他们以为是我们打开的。厂里说：“知道了。我们会通知你们居民委员会，让他们阻止别的红卫兵再来抄你们家。”

我以为这下子大概不会再有红卫兵来骚扰了。谁知当天下午就又来了一班延安中学红卫兵，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二楼一间房里，在其他房间又乱翻了一通，我们放在床前柜里的几十块钱和几百斤全国粮票也就不翼而飞了。他们走时，将上下十几间房全都封了起来，只留二楼一个卧室给我们四个人睡觉，底楼一间客堂给我们吃饭。我们的日常衣物都给他们封进了房间，天气日冷，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只好再去向厂里报告，希望他们来开封，但他们说：“红卫兵封的房间，我们不能动！”

我的两个儿子见他们都那么蛮不讲理，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他们发现我们有的房间的房门外还有纱门，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红卫兵的封条就贴在纱门上。纱门的另一头是用螺丝和绞链连在门框上的。于是，我儿子就找来一把螺丝启子，把绞链拆下，把门从另一头打开，而这一头贴着的封条却可以原封不动，等进屋拿好东西再把门装上去，别人一点看不出我们已经开过门了！有的门，这批红卫兵来封了，另一批红卫兵打开再封，谁都弄不清楚是谁弄坏的封条，儿子们索性就小心地揭开封条进去拿东西，然后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条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四个鲁滨逊在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住了两个月，直到“扫地出门”。在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房间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有的房间，连地板都橇开来看，想找我们“藏”着的“财物”，可是，竟然没有一批红卫兵发现过我们起先藏过东西的那几个密室！我常常想：当时是否真应听儿子的话，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呢？但是，如果真这样做，说不定我们全家都早就被红卫兵逼死了呢！再说，后来我们全家都被赶出了那栋房子，在别处住了十多年，那么即使东西还藏在密室里，又有什么用呢？

（选自高诵芬、徐家祯著《山居杂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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