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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这么个事。
郑州航空港区受雇于打印店的安装工人，1月23日在安装广告牌时，被城管抽走梯子，一名欧姓工人下撤时坠亡。
事情的处理是，文印店老板湖南人刘某被警方刑拘，名义大概是“违规设置广告牌并涉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企业负责人”。抽走梯子的几个城管队员免职、停职，“配合警方调查”。
文印店老板妻子很不理解这种处理方式。
她发了微博文章，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质疑。但现在已经被删除了。在郑州当地开文印店的湖南同乡会觉得难以名状的愤怒，湖湘子弟怒发冲冠，似乎要集体表达诉求，后续情况不明。
事情爆出来的时候，是周六，这个社会新闻还不足以引发媒体巨大关注。然后有一两篇评论也出来，主要以法律为准绳，判断此案的责任划分，没有直接针对城管。
评论手法里，这就叫作藏拙。
这事肯定会有后续的司法跟进，也会有相应的法律认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老实讲，不太习惯这种死抠法条的评论思路——我当然知道这样安全，也当然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法条里寻章摘句成了评议社会事件的一种常规做法，并且条件反射般地固定下来。
这可以理解，但总觉得哪里是不对劲的，似乎有更多的东西被遮掩了。
据文具店老板娘的说法，拆除广告牌的进度慢，是因为切割工具用完了，城管嫌弃进度慢，所以抽走梯子——所以，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吗？什么样的“执法”可以这样干？
城管抽走梯子，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很极端的恶意。当时在三楼楼顶，户外寒冷，抽走梯子是傍晚5点08分，正是冷的时候。不到一小时，工人耐不住寒冷，手冻僵，握不住绳索，坠亡。
正是城管的这种恶意——而不是“执法”——导致了一个人的无辜死亡。这种恶意可以致命，但现实处理的难度在于，它随即被披上“执法”的外衣；外界的评论也顺着这个口径，从“执法”角度谈论。
其实，这里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失焦问题
我也知道，国情就是这样。
几个城管的行径，考虑其后果，其实称得上是过失致人死亡。可至于是否构罪，现在不知道答案。
可事情的进展是望着“执法不当”的方向去的，“停滞”之类举动都围绕行政责任打转转，而不是治罪。
无论是警方办案，还是评论畏畏缩缩的点评，也都是在“执法”层面盘桓。可以支撑讨论的“进一寸”，可真的不算讨巧，因为讨论“执法”的合理与正当性，显然是他们的主场。
评论员闯入人家的“主场”，事出有因，属于没办法中的办法，可说着看着也挺郁闷吧。
事件与案子是两回事。
“事件”是舆论范畴，“案子”属执法范围。假如舆论中人以“超比例执法”来评议，实际上就会被牵着鼻子走，被动，因为案子的主动权不在舆论，在于司法者。
曾经有另一位著名的王局针对舆情发表过精辟的经验之谈：办成案子，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这就不细说“法”的构成了，比如，法：领导的一种看法。
也就不说“执法”的几个层次，比如大案讲政治，中案听领导，小案讲法律。
如果是单一个文印店的事，讲讲法律在预料之中，评论所言的“超限执法”，以至于早早理出文印店老板“高空作业”方面的资质问题，大概也都是这个效果吧。
但考虑到湖湘子弟在中原大地群情激愤，郑州当局当然不是吃素的，也很愿意奉陪，案子可“中”可“大”。最近，中央部署打黑扫恶，形势对头，挖地三尺找题材，铁拳头正愁无黑可打，所以更不惧怕挑战。
2018.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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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31 16: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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