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父亲的回忆录谈起

FRANKSTON · 发表于 2018-5-26 07:03:19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民众挤上简陋的驳船和木船上逃离上海。

今年（2018年）4月，父亲杨鹏先生的回忆录《见证一生》出版了。这本书是我这一生读过最珍贵的回忆录之一，不只是我的父亲在近代中国战乱下走过漫长曲折生命历程的记录，最主要的是真实性。我多年来看过不少国人的传记与回忆录，少有真实记述传主个人缺失的情节，反而有不少过度地夸大了个人的事迹，以至于可读性不高。

《见证一生》的出版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我在美国的妹妹和弟弟为了记录与打字父亲的口述和手稿，前后断断续续历经十余年，一直到这两年，他们殷切地盼望做为大哥的我能和他们一起将父亲的回忆录出版。一开始，我就希望父亲的回忆录必须真实。可是，我们家子女们对于父亲的回忆录如何完全按照父亲手稿的内容出版，有许多的讨论和争议。这段时间，对于我妹妹来说确实有相当的困难，做为一个女儿，她希望尽量保持父亲的形象。而当我们三个孩子（我的大妹早逝）撰写对父亲的思念时，面对父亲与母亲的过往，我们也由于深爱我们的父母，认为应该诚实地记述他们俩生活中的甜蜜与愁苦。意外地，我们发现我们分别和父母之间的回忆中居然有着互相并不知道的部分，我们还发现我们对父母的印象和形象，在某些部分有着不同的看法。最后，我们除了在一些用语上同意不要使用过于负面的语词，其他的部分，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这是非常可贵的事，可能是我们年轻时都在美国读研究所，受到自由多元教育的影响，相信每一个人有独特的价值，可以拥有自己的观念以及表达的权利。后来，加上大陆老家叔叔和堂弟对他们解放后留在大陆几十年来的回顾，使得这一本回忆录有了跨越时间和地理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父亲的回忆录，除了是我们子女和父亲母亲共同的回忆，还是留给杨家后人认识过去时代的一份珍贵文件。

父亲叙述许多事情极为细致，而这反映出他观察与处理事情的天份。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却活在近代中国最动荡的时代，而无所适从地、无所选择地当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他不喜欢、不擅长的工作，以至于他虽然有爽朗快乐的性情，却在恐惧和忧虑中过了一生。而这个特质却遗传给了我这个大儿子，我的妹妹弟弟们都没有我和父亲的这种问题，许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阴暗与暴躁的一面？其实是和父亲的工作性质以及他和母亲的生活有关。记得许多年前，胡秋原先生年事已高的夫人敬幼如在他们新店的家里，对我说：“人家说，如果你走在西门町，身边的人，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国民党特务。”我吃了一惊，说：“那也太夸张了吧！”我事后很难过，她是不是在想有这样子的父亲，可能儿子也是吧！

书中提到1960年父亲由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外派日本，回忆录中父亲这么说：“我回头向妻儿招手再见时，大儿小雨（即笔者）不懂是怎么一回事，竟然脱离妈妈的手，跑向停机场，口喊：‘我要跟爸爸去，我要跟爸爸去！’结果被机场人员拦住。他大喊大叫。寒梅（即笔者的妈妈）赶上来，用力把他拖回去。”父亲大概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光景，我当时突然发现父亲要离开我们了，飞机螺旋桨声震耳欲聋，机场风大，我才六、七岁，居然感觉到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回来？我不只是大喊大叫，而是大哭大闹。过了三十六年，我有一天带我的大儿子小宝回台湾，他和爷爷在旧金山机场分手，小宝才六、七岁，在机场大哭，爷爷也哭，小宝哭的声音好大，一路走一面哭，一直到上飞机坐在我身边还在抽泣。这两个生离死别的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

回忆录中说抗战胜利后还都的事以及之前沦陷区的汪精卫政府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反映当时状况的史料，回忆录的附录中有父亲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关于汪精卫是否“汉奸”看法的文章。父亲在沦陷区成长，认为当年没有汪精卫，沦陷区老百姓的日子要怎么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父亲见证当年，重庆来的人看沦陷区的同胞，谁都有“汉奸”嫌疑，什么都冠以“伪”字（父亲就读的学校南京中央大学称“伪中央大学”，父亲和同学们成为“伪学生”）。战时大后方什么都缺，人们生活痛苦地不得了，而沦陷区许多的老百姓却能安定地生活，重庆来的人认为这是不公平也不正确的，所以有办法的人到处贴封条，占为己有，引起严重的民怨。当年那大时代的转折，深深隐藏在人性中的复杂面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是非曲直难有公道合理的说法。后来，中国共产党进城接收，就充分学到国民党失败的教训。

共产党为什么能击败国民党？这个问题困扰了非常多的人，1949年大陆陷共，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发出Who lost China？（是谁让我们失去了中国？）的质问，不久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抬头，到处过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促使我中年选择回到台湾以及读史，尝试去了解：我们上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父亲描述胜利以后重庆来的人对待沦陷区，包括广大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相对发展地区的物资以及两亿多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的心态与作法，是失去民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发生的一些问题和此也有类似的情形，基本上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初期的社会，彼此产生心理、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上严重的差距。后来，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进入城市，也发生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刚解放的城市中跳秧歌舞，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习惯，许多延安干部的心理也颇有受伤的感受。台湾在日本治理下，五十年中，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现代化，若非日本攻击珍珠港（Pearl Harbor），美国大举反攻，台湾比较安定的状态不会被征兵作战以及美机轰炸所破坏。这样的情形，说明当年日本的战争思维是错误的，日本当时的工业生产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远远超过亚洲各国，若能以济弱扶倾方式对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日本今天的地位可能就是亚洲的美国。

父亲叙述他在军统局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从大陆撤退的情形，是我读过有关国民党政府机构撤退过程中相当详细的一个个人经验。大陆时期的军统局人员，有多少人能够逃离大陆？没有逃走的，有多少可以活下来？就我所知，解放后在一波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一次次地过滤清洗，基本没有能够逃脱的。除了沈醉这个不断配合中共丑化军统局的少将处长外，绝大多数是被中共处决了。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两岸开放后，有没有当年军统局的老人及后人来台湾的？非常少！连后代都没有放过，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人由于身份问题，非死即傻，打死吓傻。一位大陆女学者要我看韩少功写的《爸爸爸》，一个黑五类的孩子被整怕了，就装傻，别人看他是傻子，放过他，结果他真的傻了。

来台湾以后，国民党一方面持续大陆时代对待共产党的制式心态和手段，另一方面，在内战失败后对于共产党多样化的统一战线工作感到悔不当初，纵容抗战期间共产党的坐大以及对共产党同路人的优容，造成国民党在许多方面的基础侵蚀。所以在风声鹤唳中，更加严苛对待所有可疑的人物，当时对抓到或投靠来的不名与可疑人物，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这是后来白色恐怖的来源（近年来，不少台湾同胞跟着喊白色恐怖，不知道背后有大陆失败的背景）。父亲有一段时间负责反情报工作，由于不愿意用简单暴力的方式处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外省人，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引起其他安全单位的不满，父亲说：“保安司令部的一位上校科长，他高声说：‘我们早已传闻情报局的杨科长是专门替人摘红帽子的。什么案子到他手里都以没有问题作结论。我不服。这个案子我认为大有问题……’全场每一个人都抬起头来，显出惊愕之色。情报局的人个个都对这位保安司令部的科长怒目而视。”

后来，父亲处理这些人的方式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戴着可疑红帽子的年轻人们被释放，日后都有很好的发展，有几个还出国拿到博士学位。可是这些人不可能知道父亲当时处理的过程，甚至于在其一生中反对与厌恶国民党的情治系统。这件事是一个动乱时代中难以言说的事。反过来说，如果1950年代台湾情治系统不严峻防范共产党地下人员的入侵，台湾会有日后的安定发展时期吗？进一步说，在抗战中期，早一点严禁与防范共产党的发展，会有日后国军在内战中的失败吗？会有城市中到处都是中共鼓动的学潮以及各地共产党地下党准备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的接收吗？日后会有文化大革命吗？我回顾这段历史，心情是复杂的，在错误与正确中，在险恶与良善中，如何取舍？年轻的父亲选择在其中尝试尽己之力毋枉毋纵。其实他不知道，如此他不合适升任高级的位置，因为情治系统中尔虞我诈与宁错勿纵是常态，一个主管心地善良，可以被适当地运用，但是不能是主流派系。

父亲说：“我在情报圈中几十年来，没有立过什么叫人钦佩的大功。但我立了一些小德，堪以自慰。我办这几件可以使人走上绝路的案子，一开始我就思念到过去许多恩人是怎样的救我助我的画面，以及我在情报局看守所内所见所闻的审讯官员对待疑犯那种野蛮不人道的可恶行为，一起涌上心头。因此我能够在责任和慈悲感之间建立了我自己的中性心态。和平、客观、耐性、仔细、认真，最后不少案子得以圆满收场，人己两得，我心堪慰。记之以策勉后人。”父亲之后几十年一直没有被调整到应有的职务与阶级，他也因为长期没有受到肯定而非常沮丧。看了父亲的回忆录，我才重新认识父亲，肯定父亲，我认为这是我们杨家很重要的一件事，对父亲一生纠缠不清的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父亲是一个品格高尚、正直善良、勇于任事的人，虽然他有软弱的一面，以及缺乏认识与处理复杂政治脉络的智慧，但是他是一个尽量减少无辜者冤屈的情治人员，也是一个最好的父亲。

父亲生前决定写他的回忆录，从1988年起到2004年，由妹妹、弟弟帮父亲录音，打字，当时母亲已经于1994年过世，我则在1990年回到台湾工作。父亲回忆录只写到1968年左右，其中原因有些复杂。自2004年起，父亲回顾他在情报单位服务的岁月，在1960年代进入一个相当困阨的阶段，由于难以克服那样心理上的障碍而停笔。至于是何种的处境和心境，使得父亲无法继续叙述下去？我们做子女的是不清楚的，是父亲个人的因素，还是机关里的问题，还是都有？我一直没有追问父亲，妹妹、弟弟和我各自有些揣测，但是我们决定不要放进父亲的回忆录里。

1990年，我离开美国，返回台湾，经过二十七年，我开始真正认识人生。如果我知道今天的结果，如果我体认我的父亲母亲当年是多么地希望我留在美国，如果我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来的所努力大多数没有意义，我不会离开我在美国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弟弟们。这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国家与民族，是一个我不能承受的重量。可是，我今天能够这么说，也因为恰恰是我走过了过去的二十几年，如果我没有经过这样子曲折的过程，我不会这么清楚与深刻地认识到人世间最重要的是家人，不是国家。没有良好的家庭，怎么会有健康的个人与社会？更不可能有伟大宽容的民族主义。如果我能回头，我一生的重心会放在陪伴父母，用心经营家庭，培育出有快乐性情的儿女。但是，如今这一切都过往了。

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我会告诉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应该留在你们身边，不论你们在那里，在台湾，在美国，甚至在中国，我们都不应该分离，因为我们属于彼此，我们就像一株树，根茎连结，不可分割，父母就是我们的家乡，而我们，也是父母的家乡。远离家园，这个接近残忍、可怕的决定，却是近世上千万华人的愿望。可是，最终我们还是发现，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我们的过去。我们在离散漂流中、在寻找自由中、在依附可以生存的土地中，仍旧一直回头频频看着远远的家乡，那个曾经烽火连天的家乡、大批大批死去了连姓名和脸孔都不知道的亲人同胞的家乡、现在仍旧在彼此纷争的家乡，一个……几乎无望的家乡。

在父亲过世前几年，我休假从台北回到美国，在北加州（California）佛里曼市（Freeman）的老人公寓里陪伴记忆严重衰退的父亲，我才发现父亲有多么地勇敢，妈妈过世多年，曾经风光的父亲一个人住在小小的一房一厅里，因为无聊寂寞，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二手市场买来的摆设，父亲居然活了那么多年而从未抱怨。我亲爱的妹妹、弟弟一直以最大的爱心照顾父亲，回顾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总是让我热泪盈眶。父亲过世以后，我发觉加州佛里曼才是我梦里的家乡，我不太敢再回去，看见我们杨家曾经千里跋涉到美国落户的老旧房子、街道、加油站、餐厅、棕榈树、高速公路、父亲的老人公寓和他最后日子的复健中心，我的心里就立即涌现出当年和父母家人一起生活的光景。每次我回美国，看见妹妹、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就感觉到父亲母亲还有我们亲爱的中年过世的大妹就在我们身边，于是我们杨家就这样地团圆了。

我们家人虽然散居大陆、台湾、美国，有着不同的时代经历，但是最终，我们认识到家族永远是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根。我感谢父亲在世时的老友对父亲的帮助，我们雨声国民小学的校长、老师、学长、同学、学弟妹们，还有许许多多过去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父亲的长官和同事们，尤其是戴笠先生，他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大家长。我们的上一代在蒋中正委员长的领导下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生命和巨大的心力，他们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失去了整个中国，可是最后，我们坚持下来，在台湾保留住中华民国与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的上一代的坚决与勇敢，不是我们这一代可以企及的。在回顾父亲的一生时，我确信我们孩子们以父亲为荣，也为做为军统局的子弟为荣，我们共同走过风雨飘摇与风雨同舟的时代，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航向与探索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抗日战争时期与台湾建设时期统一与复国的精神，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理想。

杨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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