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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灵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世间做了种种理论准备,包括创造出某种社会形式以适应共产邪教的传播。在这两方面我们也稍作梳理分析。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响。费尔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认为宗教“不过是对于知觉的无限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对无限的认识中,有意识的主体以其自身本能的无限性作为认识的对象”[7]。如果我们把费尔巴哈的理论做更通俗的阐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是人通过想像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后的结果。
费尔巴哈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有一种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物质的丰富、医学的进步和给人提供的各种享受及娱乐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质基础也能追求到幸福。如果人仍然不满,还有一项阻碍就是社会形态的限制,因此人通过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这也正是共产邪教引导人败坏或相信其邪教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费尔巴哈并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里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和耶稣的神性。这样追溯上去,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甚至古希腊时期。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
尽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却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依据。如果一切物种都是自然发生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人又是最高级的生命,那麽这里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进化论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处限于篇幅略去具体分析)。1860年1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物种起源》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9]
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和哲学领域的唯物论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两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论准备之外,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也经历著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出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欧洲从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农业的发展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来;自由贸易的发展,让产品可以行销各地;金融革命则为工业革命注入了资本,这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的兴起和人员、知识、观点的流动。在城市中,人们的关系不像农村那麽密切,即使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可以在某个城市安家立业,甚至著书立说。马克思,也就在被德国驱逐后,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来到伦敦并居住在贫民窟中。
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化学等相继出现。随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让通信也变得快捷方便。每次社会变动的时候,由于人类缺乏经验,因此会产生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为马克思指责社会形态充满罪恶、必须彻底砸碎的言论提供了传播的土壤。而同时,这些新的科技又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与其说这些社会变动和理论准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毋宁说是魔鬼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而提前创造了那些条件。毋庸赘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会现象,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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