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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爆发的七月政争,无论以内斗、内讧还是政变来定义,都隐含另一层意义:与权力斗争并行的路线斗争。
极左路线,这是习近平当政近六年来的明确特征。政治上强化党性,经济上国进民退,外交上反西方反文明,对异见者零容忍、不惜运动式镇压(如709维权律师迫害案)……无一不是极左的重症。
诚然,在其他方面,习近平政权又混合了右翼纳粹的特征:对反对者格杀勿论(监禁与谋杀),国际上恃强凌弱,军事上扩张冒进,地缘政治上唯我独尊……也混合了末代封建王朝政治的特征:腐败,彻头彻尾而又无可救药的官场腐败;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泛滥;小人当道,阿谀媚上成风……
相对于右翼纳粹和末代封建王朝的特征,用极左路线来定义习近平政权,还是最为确切。这套极左,无须外界来定义,而符合共产党本身的定义。加权时代系数,习近平的极左,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完全可以等量同观。唯一吊诡和具有欺骗性的是,习近平的极左,盗以“改革”之名,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事实上,习政权用(毛时代的)旧手段对付新时代,新瓶装旧酒。
修宪,取消领导人任期制,习近平和王沪宁们居然天真地以为,历经十年文革和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仍然可以接受一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多么地不接地气!由此测量,他们距离人民有多远!他们距离时代有多远!
引用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观照习近平和王沪宁的表现。
“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托克维尔评查理十世)
跨越近两百年时空,托克维尔的这段话,对今天的习近平和王沪宁,竟是最精准的写照!文革期间,习近平从北京被下放到陕北梁家河,在那里度过七年青春岁月。他的一生由此停止在那个时刻。登上最高权位后,习近平声称:“梁家河有大学问”,发起荒唐的梁家河造神和朝圣运动。
文革中,王沪宁兄弟三人曾被父亲关在上海家中,手抄毛选,埋头硬啃马恩列著作,他的人生也由此停止在那个时刻。当上意识形态最高主管前后,王沪宁把手抄毛选演化成手抄党章,强制在中国社会推广,以至于演出“洞房花烛夜,新人手抄党章”的惊悚丑剧,而竟丝毫不觉得脸红!
历经七月政争,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意识形态总管的王沪宁,虽然各自都暂时保全了他们头上的乌纱帽,而以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作为牺牲品和替罪羊,来为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免责脱罪。然而,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沪宁,都遭受重创,成为十九大七常委中权力遭受最大挫败的两人。
习近平权力遭重挫、威信遭削弱,体现在一系列现象中:全国撤除习近平画像及十九大宣传标语;几经反习派斗争和习派反扑,最终,从八月份开始,各党媒头条不再是习近平,结束丑陋一页。
王沪宁遭挫败,也体现在一系列现象中:从七月份的内斗到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王沪宁露面机会大减,几近“消失”,而曾几何时,王沪宁曾经是十九大后露面频率仅次于习近平的政治局常委,一度大出风头。王沪宁本人,重新回归“夹着尾巴做人”的套中人。
习近平和王沪宁,与其说是权力斗争的败家,不如说是自我打败的蠢人。习近平与王沪宁同属败家,但这两人并非同病相怜的族类,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各自弃船逃生,以至于发展到彼此厌恶、仇视,决裂、乃至绝交。
权力斗争固如是。问题是:历经七月政争,习近平的极左路线还能走多远?2018年8月,云遮雾绕而风险浪恶的北戴河,新老高官开会,必有一番争吵与恶斗,对习氏极左路线,将得出何种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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