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愿你把武侠小说也一同带进天堂

   

    金庸先生走了，身后留下一地的啘叹。但人，终归是肉身凡胎，难有不死之躯，即便是在他创作的武侠世界里，那些身怀绝世武功，有着举世无双大能的侠者，终归也有一死。死亡，对人来说，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可话又说回来，用机器和药物，甚至换上年轻者的器官，来使一位垂死之人的依旧活着，那成本，也只有“大家主”才付得出、付得起。

    坦白地说，我不是武侠迷。未能迷上武侠小说，现在想来，算得上是“生不逢时”，在最想读书的少年时代，金先生的书还没有到内地来。读金庸，还是一种小小的特权。我那时能搜罗到的书，只有《打不死的王效和》及一些“民兵故事”之类，且还多是少皮无毛的破旧了的书。生长于农村田野的孩子，那时的无书可读，是今天的少年所无法理解的。待各样的武侠书可以摆上书摊，我已经有了一份职业。供职的地方，对过是乡里的图书室。曾在那里借过一部武侠，但不是金庸的作品，而是温瑞安的《四大名捕》。为何没有借到金先生的书，是因为他的书全都被借出，还是图书管理员正好是一位温瑞安迷，推荐了过来，现在已忘记了。

    我得承认，武侠小说，确是十分诱人的。那几个“名捕”的事迹，便使我一天一夜未能放手。但读过之后便想，这样的书，太耗人了，万不可陷了进去。从那，竟然再也未读过武侠，自然也就与金先生的作品失之交臂。后来，待大陆版的电视剧《笑傲法湖》被炒得火热，便跟着看了一遍，就此算是与金先生的创作结了一点缘分，但也就此发现，金、温二人的武侠，则有所不同。温瑞安是让武林高人去做捕手，替官府去追杀或夺利或争官而做了大案的另一伙武林高人；而金先生的武林高手，大多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夺秘籍争盟主，为的是一统江湖、独霸武林。里面的武侠，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并不那么地紧密。也就是说，金庸先生自拟了一个武侠社会，把中国的以皇帝为首的官场搬了进去罢了。

    中国的侠义小说，“出道”是很早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的《儿女英雄传》，便出自道光年间，光绪初又有《三侠五义》等。这一类书，多以“善恶有报”，且“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积压了太多恶气而又无处申告的缘故。比如自以为蒙冤或受辱，便想一位大侠凌空而至，把个对手打翻在地，为自己报了一腔的冤仇，这是何等地痛快呢？当然，有时也幻想自己去做侠客，身怀绝技，可以飞檐走壁，可以缩形变体，以至自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武侠虽然时常要吃一点苦头，但来去自由的乐趣，却又是足可补偿的。而到金庸的武侠世界出来，则又多了另外的一种乐趣，那就是可以去争一个江湖的头头，过一把称王称霸的瘾。

    现在，一说到金庸先生的“文学成就”，常引以为傲的是“凡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的小说。”这表明，华人是极爱读金庸的武侠的。但随之又想，在文化交流已不甚困难的时代，为何不把金庸译成英、德、法、意等“十几种语言”广被世界呢？是华人过于宝爱而不愿意让异族人去读，或者是只有华人才能看得懂，而他族则读了也不知所以然？我想，华人不但没有这样小气，而且是做梦都想让中国文化光耀世界的，所以，武侠未能走出去的原因，多半还是后者。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但这“成人”，也只是汉文化中的成人。在其他文化中，如基督文化，甚至是印度文化中，也很少如此热衷于创作与阅读这种“成人的童话”的。是故，武侠，则又近于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也是凡有华人的地方则必有麻将桌或麻将馆，但也只在华人圈子里玩玩而已。

    从文艺的一面说，到金庸先生的作品出来，新老的侠义小说家，为华人创造的作品已足够完备了，既可从中得到善恶有报的快乐，又可从中满足练得绝技，一统江湖的幻想。因此，我就在想，现在金庸先生逝去了，华人的武侠小说也就到此为止，最为恰当。因为，如果说侠义小说里还有一点精神力量，也不过是草原时代和农耕时代里的牧奴和农奴，在强权的笼罩之下，仅有的一点反抗意识与幻想的寄托而已。而在汉文化中，中国的武侠小说家之所以要创作这样的小说，是因为要以此来“发不平”，华人热爱它，则是因为可从阅读中寻一点生活中不得舒畅与安全的快意，即心理学所称的情绪转移。试想一下，在健康快乐、阳光灿烂、公平正义的文化中，人哪里会有受着压抑的精神需要转移呢？

    金庸先生曾说：“我希望我死去之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就很满意。”（《齐鲁晚报》2018年10月31日）从爱自己的作品角度而言，此话是可以理解的，若是以小说与读者的呼应上来看，如果一二百年之后的华人，仍然是武侠小说的热爱者，那就真的要为华人感到悲哀了。——我的可怜的族人，百年之后，你竟仍然只能在侠义小说中得一点快意、得一点精神的慰藉，是谁给你这族下了如此难以除净的慢毒呢？

    2018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