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创造天堂与地狱的力量（一）（原创）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处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的规范和原则！

人类信仰主要表现在宗教和社会理念的信仰。不信仰具体哪一个教，不等于没有信仰。有的人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却信仰普世人伦道德或者信仰其它理念；真正没有信仰的人会滑向以我为中心，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以我为中心的人就是魔鬼。现代的中国人有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信仰佛教和其它，大部分没有宗教信仰；我要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不同，他不是普通的道德和价值观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是政治理念。

世界上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其他一些宗教都起源于犹太教。世界历史上产生过无数次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可以说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是在宗教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的。实际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本质信仰是一至的，即“亚伯拉罕诸教”，都笃信广袤无比的宇宙即是神、且宇宙真神是单一的；大自然与神一体，山河湖海是神的子女，投身大自然即是追逐神的足迹。

正规宗教的产生都离不开规范人类道德的目的。《圣经》认为，人类的任何罪恶都源自于以七宗原罪：贪婪、淫欲、妒嫉、傲慢、懒惰、愤怒和暴食（有的宗教演变为对某些食物和饮酒的禁忌）。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常进行礼拜和洗礼来忏悔人类萌发的原罪，防止人类恶行的产生从而实现人类文明。这种人伦信仰的传播、教化和约束是不分种族、阶级地位和国家的。

中国的儒学礼教和道教、以及引进的佛教也讲究对七情六欲的控制，即对喜、怒、忧、惧、爱、憎、欲及生理需求和欲望的控制，以规范社会道德。但是，与产生于阿拉伯世界和希腊的宗教不同，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要求的对七情六欲的控制只是对百姓的，而佛教禁欲仅限制在部分不食人间烟火的信众范围。封建帝王通过官本位的儒学礼教成功的将管控七情六欲的人伦信仰置于克己复礼的忠义之下，将统治者置身事外，使偶像崇拜即权力崇拜代替了普世人伦信仰。

    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没有了天敌，如果说天敌唯一的是大自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天敌是人类自己。

人类文明始于规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宗教和神文化，图腾崇拜是宗教和神文化产生的基础。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为了生存一方面不断探索大自然，一方面在劳动中产生了协作分工的社会化。人类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是以太阳..高山..海洋、湖泊..猛兽等干系人类生存而人类无法驾驭、使人类产生敬畏的大自然的标志体。伴随着图腾崇拜和劳动分工合作，产生了人类的文字，进而产生了中国两河古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人类古文明。

除古两河文化之外的其它地区，由于语言文字和民族的多元性，海、陆川、山谷、平原地理环境复杂性，人们流动的频繁性和交通工具的多样性，以及游牧、渔业与农耕生产方式的多样性，为了消除氏族部落之间强暴、杀戮和战争，规范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身份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处理男女老幼权益和情感争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都先后产生了规范人类道德和社会性的原始的宗教。

中国以神文化标志的古文明是从夏禹开始的，从产生起就与其它地区原始宗教文明不同。由于受到两河流域周边山脉、荒漠、大海阻隔的比较单一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汉民族的因循守旧、和由崇拜奴隶主和皇帝出发形成的具有固步自封性的神教。虽然从更早的仰韶文化到礼教文化，华夏文明就讲究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但是，神文化的特点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斗争和皇权。神文化中统领人类战天斗地的大禹治水到后羿射日等的神话的主人公都是奴隶主和皇帝的化身。汉民族的图腾崇拜演变为对抽象的龙的崇拜，而封建皇帝又都把自己封为真龙天子，最终将原始的图腾崇拜引至皇权崇拜。

用现代科学的最微小粒子-量子在宇宙间的纠缠现象可以解释宗教所说的“报应”。现代科学在进入量子微观级别后，意外非常大，不但出现了超导体、纳米级、石墨烯等革命性的材料，还发现了神奇的“量子纠缠”。

　　科学实验发现，二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会在不同位置出现完全相关的相同表现。相隔很远、宇宙光年甚至更远的二个量子，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一个出现状态变化，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而且不是巧合。 “量子纠缠”是经理论提出，实验验证了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与我们相关的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二个量子，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把意识放到分子，量子态去分析，意识也符合物质反射的属性。

因此，现代文明可以用科学的量子纠缠来解释‘三尺之上有“神明”’的报应。善和恶是人类行为，但是会在人类和大自然之中产生量子纠缠效应的报应。某人对另外的人施以恶行或善行，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行为，都会相互产生纠缠感应。这种感应在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有即时传递性，不仅仅是当事双方的即时感应传递，也会纠缠和影响到他人、亲友，社会群体和国家之间、包括后世来生。

实际上，人类早就悟出了这种感应，也叫“报应”，因此形成宗教教义上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七宗原罪的忏悔自律。

宗教笃信神和上帝实质上源于对无限深远冥冥之中的宇宙和大自然的崇敬和畏惧，把当前尚无法探知的作用和反作用力视为神的作用。人类从来也不应该谋求战胜大自然，而只能战胜自己顺应大自然。因此，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开始，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是任何正教的基本宗旨，而任何正教信仰都反对以具体的人做偶像的偶像崇拜。

正教信仰在基本理念上都是相近的，任何正教信仰都讲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佛教讲行善积德、基督教讲平等博爱、伊斯兰教讲普善，正教与邪教的区别就在于：正教具有包容性，尊重人权和信仰的选择，在自由、平等、博爱（或普善）的基础上与其它人群、教派和谐相处；普善和博爱是针对任何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源自于宗教的普善和博爱，包括对待俘虏和死刑犯。邪教是排他性的，以宗、派、族的立场否定普世人伦道德和价值观，善良和平等只对自己一宗一派一族，对其他则行以打压迫害并扼杀。法西斯和中东的极端宗教份子是邪教的典型代表，民族主义和封建宗亲观念也不属于正教，任何对其它正统宗教信仰和思想不具包容性的教义都是邪教。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正教认为：人属于自然而自然不属于人类；而邪教认为：自然和天地属于特定的人群、试图战胜自然而不是顺应和科学利用自然。信仰可以创造文明和谐也可以带来社会堕落和灾难，不同的信仰创造不同的社会形态，信仰是创造天堂与地狱的力量。为了维护信仰、正邪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就实际上滑向了唯心主义。人并不能也不应该无所畏惧，人定胜天是不可能的，人在大自然中与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斗争，甚而绝处逢生，战胜的不是大自然，而是掌握利用规律发挥自身能力的斗争，实际战胜的是自己。在真理面前所有人只能是信徒而不是神，耶稣也不自称为神，真正的信徒都明白：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道德领袖而不是神。宗教占精神统治且政教分离的国家从不称呼皇帝或国王”万岁！“，只有封建社会的皇帝自称为天子并接受百姓的千呼”万岁！“。当一个人接受了万民千呼“万岁”的时候就已经背离了唯物主义原则。

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和林肯等知名政治家绝大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数的如爱因斯坦等伟大的科学家虽然不是宗教教徒，但都主张树立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普世价值观的信仰，承认人归于自然。

宗教曾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甚至于形成了某一教派的政治和精神的全面统治。在文艺复兴过程中为了弥合宗教矛盾，进行了宗教改革，在大面积的政教分离基础上，逐渐破除了神权对人格的控制，为创造普世价值观建立了基础。

普世价值观与普世道德观是两个层面的理念，都是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和身份地位的社会理念。普世道德观即是普世人伦信仰，是自由、平等、博爱（普善）的道德理念；普世价值观是在普世道德观基础上建立的，衡量和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和规则，其核心是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

文艺复兴以后，文明社会的标志是由两方面来体现的：一是确定了平等自由的人权范畴、二是政教分离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观的建立。

文艺复兴以后，宣示人权主要是从奴隶的解放和妇女的性解放开始的。解放奴隶自不待言，性解放不是解放糜烂和纵欲，而是女性和弱者地位的保障。当然，不影响社会和他人的性自由也受到法律保护。对于公务人员来讲，体现忠诚度和道德的性行为会影响从政。发达国家、俄罗斯、中亚等国即使在无婚生育下也能够保证妇女儿童的地位。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处理上是非常严历的，女士优先是社会的普遍风尚。育孩妇女离婚时法律上首先保证的是妇女的财产和生活，妇女不管是否有过工作，退休待遇上都有特殊的法律保障，这实际上是对妇女安全和孩子成长的保护。在尊崇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的国度，性犯罪率普遍低于其它国家，妇女普遍比较滋润、而儿童普遍纯洁天真。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中国人，退休后到了中亚国家定居，由于国内宣传对国外性解放的曲解，他放肆的在舞厅摸不认识舞伴的乳房被扇了耳光；在菜市场买菜时看到丰满性感的金发女郎公然去摸人家的屁股后被扭送派出所。他曾经纳闷：性解放、思想开放的国家还这么落后?后来他归咎于这国女的比男的多，男人不饥渴。但是当他试图通过多交往异性实现目标时，却屡屡受挫，甚至于被打。发现这些女人普遍不如中国女人“温柔”，且对男性的情感、风度和仪态文明有要求时，才知道文明和龌蹉的区别，才逐渐明白国外的性解放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所理解和要求的性解放只适合于现时的中国。

中亚国家从前苏联至今一百多民族十余种宗教共处下相互影响、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多宗教和谐相处，和取长补短的社会形态的进步。虽然在宗教教规上有所不同，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教在禁止饮酒和售酒方面相当严格，而哈萨克斯坦则是开放的；中亚国家伊斯兰教对异教徒之间的通婚并无限制，对猪肉的禁忌也不严格。普世人伦道德信仰在中亚国家基本形成而影响着社会文明。吉尔吉斯发生的几次动乱有民族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西方和俄罗斯代理人之间的斗争。这也就是中亚国家普遍认为与中国“道”不同的根本原因。根据我的观察，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更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

极端宗教主义在中东产生的根源是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即对宗教和部落的认同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如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掌握总统、总理和议长三大政治核心职位，而其境内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教派认同超越了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则由什叶派担任总理，库尔德人担任总统，逊尼派出任议长，但掌握实权的什叶派在外交上也唯伊朗马首是瞻，库尔德人更热衷于维护其自治权，逊尼派则积极寻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的政治支持，这导致伊拉克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分裂和分化特征。中东国家治理的缺位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极端宗教主义对异教徒奉行恐怖主义，与普世人伦道德和价值观相对立。通过劫掠异教徒的财产和女性做性奴给信徒分配的宗教特权来吸引贫困落后地区愚昧的信众，也吸引了不少有极端思想的发达国家的信众。极端宗教主义煽动宗教狂热，把一切不信奉其教义、不为其服务的人们视为敌人，宣扬为圣战而死后会上天堂，引诱、蒙骗、胁迫无知群众作自杀式袭击的肉弹。世界上出现的人口和器官买卖主要在极端宗教和无正统宗教信仰地区发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原始奴隶制基础上形成的，由于其保守和狭窄性，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强调教徒的排他性和特权：严格保持其生活习性包括不吃猪肉等以示与其它信仰的不同；限制与不同信仰信众的通婚；宣示宗教首领的特权、包括婚娶（可以娶幼女和多妻）、拥有资产、占用宗教税费等的特权；实行男信众对妻女的奴役和禁锢、包括对妇女工作和生活着装的限制和随意休弃的权利；奉行 “教法大于国法”。

新疆恐怖主义就是在原教旨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原教旨主义推行者利用边远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对孩子从小经过“讲经点”做“满拉”，灌输原教旨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从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价值观对立，破坏国家和谐和统一。

中东伊朗是政教一体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国家，因此伊朗政治受到信奉普世价值观社会的普遍抵制。而叙利亚是一党专政演变为家族统治的什叶派集权国家，也受到信奉普世价值观社会的普遍抵制。

中国的宗教除道教之外都是从其它国家引进的。从引进宗教到鼎盛时期，都没有形成精神统治，而且从一开始封建统治者就把宗教做为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唐太宗支持唐三藏到天竺取经并将佛教立为国教的初衷也是为了统一和规范社会道德、维护封建统治。中国封建统治者还将孔孟之道等进一步改造成为迎合封建统治的国教-礼教文化，虽然礼教文化也有着善和孝的普世道德本源，但忠和礼混淆了普世信仰的自由平等，其本质是官本位。

封建统治者还逐渐将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礼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相溶合，形成中国特有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佛教和道教文化中的神都是封建统治官位的化身，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七仙女、托塔天王等，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最后也在皈依佛门的同时臣服玉皇，佛和道则被改造成为神的护法。水浒宋江最后招安也是礼教文化的结果；政权更叠或以皇室宗亲奉诏行事、或者挟天子令诸侯；历代皇帝都自称为天子，历代造反都以奉天承运为借口才能名正言顺；社会的发展进步则主要依赖于统治者的贤明。

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信仰--官本位的权力信仰。中国官本位下忠和礼被置于孝悌之上的典故有：易牙公然烹幼子给齐恒公食之以换取宠幸、郑庄公因顾忌皇权威严而掘地见母。而普世价值观下讲究大义灭亲是在法的面前而不是权势的面前。

除了讲经之外，宗教（邪教除外）教堂主要是举行教义提倡的活动和忏悔原罪、规范道德的场所；而中国的佛道教庙宇殿堂主要是膜拜能主宰自己命运人化的”神“和许愿升官发财的场所。虽然佛教和礼教文化也讲修身养性，但最终目的是入仕平天下。

中国封建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根源就在于人伦信仰被置于官本位之下，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礼教文化一直是遏制中国人建立普世信仰的思想枷锁，造成中国社会没有形成脱离政治形态的独立的普世人伦道德信仰和价值观。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是农耕和小手工业，中国人性格中固步自封、喜欢窝里斗，不注重探索大自然，与中国人的封建礼教文化和封建社会长期的生产力基础有着深刻的联系。

礼教文化将中国人的精力和探索精神引入到规范人治和研究人斗谋略上去了，讲究玩心眼耍计谋、翻闲话捣是非、揭短戳痛并以此为乐。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深刻的描述了中国人的社会性。封建礼教文化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对外赢弱对内强暴，造成三百多年的积贫积弱、大量领土丢失。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人属于自然，尊崇并探索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因此将主要精力致力于开疆拓土，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唐吉柯德》描写的则是典型的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鲜明个性和探索精神。

人类的体育活动和体质不仅受到人种、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性的影响，还受到信仰和文化的影响。绿茵场上、大自然中拼搏的群体项目基本上都起源于欧美州，往往不是中国人的强项，这从足球、兰球等大型、群体对抗性强的体育运动中就可以看出与欧美、日本、韩国与中国之间的差别；中国人习惯于相互依赖和循规蹈矩、不善于随机应变和主动出击，单体项目可有突破而集体项目往往薄弱；擅长的乒乓球反映了中国人单打独斗时的刁钻奸滑的性格；中国人的创造性差而协调性强在统一动作的走队列和团体操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具有不同信仰国度的人们的生活习性和爱好有许多的不同。具有普世信仰国度的人普遍喜欢溶于和探索大自然，在高山雪域和江河湖海、在动物世界和野外求生探险中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直接本源的认知，亲友聚会和休息日大都乐于在野外寻求乐趣，自带乐器、同唱并舞是他们喜好的聚会方式；礼教文化深厚的中国人亲友聚会和休息日喜欢圈守在亭堂楼阁里歌舞吃喝、打牌、打麻将、下棋，卡拉ok，专家学者多喜好在实验室、图书资料室里工作、喜好在别人认知的基础上再加以发挥。普世信仰国度的人重于开拓创造性，而礼教文化深厚的中国人重于应用发挥性。

具有普世信仰的国度的人包括女性虽然很多喜欢饮酒但不喜拼酒，因为宗教把暴饮暴食视为七宗原罪之一，酒桌上猜拳行令大呼小叫的拼酒习性源自于中国封建宦官的宫庭酒文化，也是中国特色。

在中国，青少年沉溺于游戏的比例远远大于世界各国的比例，许多青少年患上了电子游戏引发的健康和心理疾病，影响了学业和事业的正常发展。而尊崇普世信仰的国家为了消除“懒惰”的原罪，更多的要求孩子参加劳动和接近自然，以能设计出让别人玩的游戏为高级娱乐。

发达国家有普世信仰的人们不会弄权耀富，并将其归为贪婪、傲慢的原罪而视为耻辱。普世信仰使许多人成为“低欲望”群体，以享受自然、满足健康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生活为乐。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穷奢极欲、耀富耀势却具有普遍性；穷奢极欲是封建社会留给人类的痼疾、是扭曲的王公贵族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国外自由世界进入赌场和妓院最多的是中国人，而并不是当地人。普世信仰将纵欲视为原罪，信仰对欲望起到规制作用，因此才有了上流人和下流人。由此不难理解发达国家要求从政执法者必须是上流人以及宗教宣教者必须是上流人。

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正是利用了中国社会从上流社会就产生的纵欲的病态需求，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由于封建清政府的腐败孱弱造成鸦片战争失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则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

在社会活动中守住规则和红线、体现的是普世道德信仰。我在国外工作多年去过一些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中亚发展中国家，面对红灯，不管白天黑夜、城市还是旷野，哪怕没有任何车辆，司机大都会停车等待绿灯而不会逾越。在中国，不要说旷野、就是在市区，只要没有车辆和行人、没有摄像头和警察，逾越红线是普遍的。在具普世信仰的发达国家以及宗教兴盛的中亚等国，商店在卖给客户会影响健康的食品类商品时，他（她）们经常会提醒你：这个是多少天前生产的，不新鲜！如果你不介意可以买。这也许是为了免予以后去教堂忏悔吧？但是，在现实中国的商家，只要拿出来卖，基本不会提醒你，甚至于会涂改商品的日期标志，想办法将次品、变质品按正品价值销售，因为他（她）无所畏惧！

普世价值观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建立？主要是由于宗教中的普世道德观在中国一直没有形成深刻的影响，而引进的佛教和汉文化的道教被与封建礼教结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因此，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只尊崇权势而不尊崇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

为什么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欧州英国、挪威、瑞典以及日本等国虽然保留了君主制，但同样实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法制、实现了公民社会下的国家文明和富强。这是因为普世价值观位于政治形态之上的社会形态。这些国家人们认可曾经的皇室绅士公爵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同意以国家名义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待遇和声名荣誉并在一些国事仪式上充当司仪。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通过《权利法案》确定了皇室的作用，但是皇室成员不能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不享有特殊的自由和人权，这就从根本上建立和维持了这个”道”。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目前不是思想大国。封建的官本位和权势至上使中国科教和文化丧失了追求和颂扬真理的本源。

‘位置学’原本是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概率卡位法，却很好的诠释了既定模式下的中国官场：在人们都在抢上公交车时，没有能力的弱者如果正好站在了车停的门前位置，只要不摔倒，就会被众人簇拥着先行而上，而身强力壮者如果占不到合适的位置也只能干着急而鱼贯在后。这就是中国官场位置学。只要上了位就会得到簇拥和辅佐，因此卡位学就是中国的官场之道。中国人成就事业重在卡位而不在修“道”。

在中国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光有钱不行，通过权力和人际关系优先或更多占有资源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因此，权力在金钱之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通过求学实现当官发财仍然是现今众多中国寒门学子的晋身目标。在获得文凭后的社会职业取向上，众多人倾向于做公务员，退休双轨制又强化了对公务员的追求，从制度上扼制了中国科技创新和工匠精神的发扬。体制内群体有一种说法：有本事你去考，没本事考上，你羡慕嫉妒恨有什么用！反映了考取公务员谋取超国民待遇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下的科教产业化和权钱交易使学历、文凭、科技成果造假现象严重，靠一把剪刀一瓶浆糊撰写论文而获得职称、学位、和成果奖的众多，货真价实的学历文凭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不40%。

科研成果评审挂上了领导名字就容易通过。我曾经工作过的院校的军转党委书记，藉着有个在职并不专的学历，却挂在多项科研成果头几名次上轻松先于一线教师评上教授，成为“专家学者”（当然也有许多真正科班出身的领导干部，但由于脱离了专业岗位，已经不专了。）。中国这样凭藉官位上位的”专家学者”遍布科研院校和政府领导阶层，中国职称评定和相当多的科研成果以及许多重大经济技术项目的决策也都是由这样的“专家学者”坐镇主持和做为重要评委参与评定的，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中国人才和科技成果泡沫、造成国家许多重大经济建设和科研投资项目的决策失误。

长期以来，政治条件做为获取学历、学位的绿色通道，红而不专影响了人才质量。从解放初期至文革的突击培养工农兵学员、白卷先生到如今专为政府各层领导干部设置的本科、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博士学位绿色通道是一脉相承的。

组织与人事党政权力相互贯穿大一统的树枝状人才管理体制，使人才培养和利用上仍然保留着中国封建社会“察举制”和“科举制”的混合版的影子，某些部门甚至存在派系承继从而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和独立王国，实质上是封建原始的“传承制“的延续。缺乏监督的主管党政领导的行政干预和审核权限制了人才机制的建立，主管领导的品性决定着人才的取舍，以人以派划线、老乡、宗亲观念，使论资排辈、近亲繁殖、武大郎开店成为普遍现象。

政治挂帅否定了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文字狱造成学术思想界的万马齐喑、造成中国人的“足将迈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的特殊性格，形不成科技创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局面。真正的专家学者在权力阴影下除了埋头苦干，还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人际关系，否则将受到排挤和压抑，从而扼杀了许多学者和科技人员的创造性。许多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人才“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追求做掌权者或管理型“学者“上，享受做人上人的养尊处优，从而耗费了专业方面的聪明才智，巅峰时光流失、棱角磨平、庸庸碌碌、江郎才尽、难有建树。

在古代技术发达的中国，在近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反而被西方超越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学者所研究的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可以被验证的具有规律性的基础科学成果，中国历史上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都是应用技术而不是基础科学。在近一百多年里，世界有900多项诺贝尔奖，出自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近年出现了二项，这两项却都遗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一项是在中国传统中医学基础上治疗疟疾方面巨大贡献的医学奖，而莫言的文学作品、由于描写了中国农村习俗的落后和丑陋而获奖，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讽刺。

1953年爱因斯坦在回答中国学者斯伟泽时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是必然的，不需要感到任何的惊讶。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产生的必要的两个条件分别是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只有达到了这样两个条件，科学才有可能产生。很显然中国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刻认识和回答。爱因斯坦所说的这两个条件只是环境和方法，而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学的根源是中国没有形成普世人伦道德信仰和价值观的社会形态、是落后的封建礼教文化和官本位对中国人创造性思维的禁锢，“离经叛道和怀疑精神”是中国人所不容易具备的！

我是个工人家庭出身当过军人和工人的草根，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一所国内知名工科大学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多年，后来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国内名牌大学研究生并获得了工学硕士学位，但当抱着边疆家乡需要人才也可以照顾老人的一颗孜孜之心，到了边疆一所普通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却被浇了一盆凉水。尽管我当时已经是具有中级职称且获得过多项奖励的专业人员，而且当时我是毕业来该大学工作的第一个硕士生，却并没有安排我从事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我被安排与退伍军人一起做学生政治辅导员。理由：一、我当过兵也是共产党员；二、我不是财经类专业的研究生，这与当初接收我到这所院校工作的校长的：’“急需理工类技术经济专业硕士人才”的初衷南辕北辙。在我坐冷板凳期间，我参加了本院提名我所在系的教研室主任参加全国劳模的评选，发现了该主任参加评选的成果竟然大部分原封不动抄袭了我内地重点大学两名研究生导师公开著作中的内容，我明白了我坐冷板凳的原因。由于当时不喑官场事理，我从劳模的真实严肃性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的意见没有影响这位主任在省区当领导的同学扶持下评上全国劳模，却更使我一直处于坐冷板凳的地位。后来，校和自治区党委曾经想安排我去基层县区做科技付县长或付区长，我拒绝了。坐冷板凳期间我利用赋闲的时间读书和学习并自行在农村工厂调研完成了一些科研成果。曾经的一项科研项目起初在我工作的新疆高校“专家”评审时只评为院校鼓励奖，而在之后的省部专家评审时被评为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切实使我体会了：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后来我到国内另一所知名大学工作后也遇到了同样的宗派之争；在自治区计委工作期间本来我研究生专业的技术经济和项目评估方向正好在国家和地区项目投资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但是担纲本职需要先拜领导的山头，使我不能适应。因此，我放弃了经受人际关系磨砺，先拜“山头“、再做“人才”的发展之路，从高级专业岗位走入机电市场、只使用大学专业知识从事一般经营和技术服务工作，硕士学成后的二十几年来直到退休，没能发挥所学，志未舒、才未尽结束了我的专业职业生涯。

民国年间至今在中国流行的《厚黑学》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封建政治学，是一门为了达到权势最大化的争权夺利学，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和经验的深刻描述和总结，中心是推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和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思想，是与普世价值观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而正确的趋势，但是开放初期推崇的`猫论`被堂而皇之的贯穿了《厚黑学》思想，造成人们趋利没有底线。《厚黑学》的脸之厚而无形，心之黑而无色把礼教文化的终极目的描写的入木三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 “古今中外，成大事者，无外乎面至厚心至黑而。”，即厚颜黑心，流氓更容易成就事业。2008年中国出版的《经商厚黑学》提出了中国特有的“经商术”：经商不能不贪、心不能不狠、脸不能不厚、术不能不奸。并介绍了诸如：乞丐精神、借鸡生蛋、依附权力、借助名人、收买对手、弱肉强食、利用女性等等厚黑方略。

在中国思想文化、文艺影视界，只管控政治方面言论思想、谋求共性而摒弃个性思想，没有创造多少能够打动人们心灵、贴近现实的作品。抗日剧被改编为手撕鬼子的闹剧，许多具有劳动人民深厚情感、人伦道德的历史文化艺术被恶搞成低级趣味和现代俊男靓女煽情的表演；孙悟空和李元霸被杜撰成情圣和小鲜肉，失去了原著思想的精髓。上层建筑的电视、广播、网站、媒体、报刊杂志为了赚取广告、空间费和点击率，迎合了社会的穷奢极欲，放纵了各种行骗、造假、黄赌毒暴、低级趣味，并热衷于明星炒作。出于趋利目的，各行各业造假成风，集资、投资庞氏骗局无孔不入；中医、佛学、道学、武术、养生界假大师、花和尚、荤道士比比皆是，纵欲和贪婪打破了清规戒律；江湖术士竟成为国家党政领导的大师座上宾；佛道教殿堂成为赚钱的道场，神圣的精神和道德偶像被用做赚钱的道具，甚至于用伟人毛泽东形象代言商业活动；传统文化道德和国人尚存的一点信仰遭到肆意践踏；人们也不认为潘金莲淫、黄世仁恶了，反而潘金莲代表了思想解放而白毛女则代表了愚昧落后；社会上沉渣泛起、鬼魅横行、乌烟瘴气，形成了中国的畸形厚黑文化。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得到了发扬、社会主义优越性却没有得到光大，权钱成为国人的唯一信仰。

一个丧失了普世人伦信仰、崇尚权和钱的势利社会，是个浮躁和虚夸的社会。人类的劣根性得不到压制，泯灭了纯真和善良，破坏了尊老爱幼、诚实守信、文明礼貌、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沦丧。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信奉正规宗教的国度人性多得以延续，而缺乏信仰的国度人性空前堕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讲发展是硬道理，由于信仰缺失和民主法制不健全， “猫论”和厚黑学、位置学思想，造成了中国造富过程中的不择手段；出现了许多通过钻政策空子、通过人际关系优先占用国家资源致富的低素质暴发户。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公务员的权力腐败成为普遍现象。中国的富豪大部分具有通过权钱交易、侵吞国家资产的原罪而伦为高官的白手套。政府通过垄断国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通过层层垄断油、电、气，网络、通讯、药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使百姓别无选择的遭受盘剥；暴富的特殊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化为官僚资本主义。

权力腐败形成收入和保障的不平等，面对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某些秉承封建宗亲观念的官二代、三代们认为江山社稷是自己的前辈打下来的，将改朝换代后的阶级地位互换视为理所当然，从而抵制普世价值观，形成特殊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

贪污受贿上千万、上亿的贪官污吏的刑罚与盗窃几万的小偷、掏了鸟窝的相近， “窃珠者贼窃国者候，刑不上大夫”，甚至于以党纪处理代替国法刑责，似乎国家资产不是国家和人民的而属于特殊群体自己的，等于把政党和政府置于统治阶级地位。各种宣传机器天天在诋毁和抵制普世价值观，上流权贵、”国家脊梁“们却将家人和子女移民、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尊崇普世价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有民众全方位监督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一直建立不起来，出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

发达国家虽然人的财富有差距，也产生了比尔盖兹、乔布斯等超级富豪，但普世价值观和权力得到制约的社会形态给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人权和自由，加上资源配置、竞争机会的公平，税收、监管和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上不会有弄权耀富现象，也不会形成仇富倾向和阶级对立。

在被我们认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却普遍清廉。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位州政府官员戴安娜挪用公款一万多美元被法院的判决让中国人大跌眼镜：一要还回一万多美元并罚款一倍；二要坐七年半监狱；三要在这个州的主要六家报纸上写声明向公众道歉、并且联系到因她贪污受到伤害的人将道歉信亲自交上致歉；四还要做两千个小时的义工为社区服务；五去向学校和民众团体做144场忏悔自己的贪污行为和道歉内容的演讲。

美国独立战争战胜英国殖民者建国的第一天起，在宪法上就规定了民众具有持枪的权力和反抗暴政的自由。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允许私人持有枪支，中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法人代表可以私人登记拥有枪支。而所有允许私人拥有枪支的国家都是百多个民族以上的多宗教多民族国家，虽然产生了一些刑事案件和社会问题，但却不会颠覆尊崇普世价值观国家的政府和社会。

封建宗亲观念产生于小农生产关系，宗亲观念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社会活动中以宗派、宗族、老乡、血统、亲缘等划线，善良和平等只对自己一宗一派一族；而在宗亲内部又尊崇势利至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二桃杀三士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典故，刻画了中国人的可以共患难不能共享福、内斗内耗的社会性。宗亲观念是背离普善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的观念，是维持传承官本位、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目前的中国，以权力、金钱区分社会地位，对强者的尊崇和对弱者的欺凌，对得势者的附炎趋势、对失势者的落井下石甚至于趁火打劫在社会上是普遍的。无钱无势、孤苦伶仃、缺少亲情和不谙人际关系的人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会遭受更多的困难和挫折。通过结拜兄弟、认干爹妈干子女、结亲攀龙附凤成为中国社会建立宗亲关系而得势的重要方式。

在市场活动中，仅靠能力和知识、不善于攀附权力和利用宗亲关系优先占用各种政策和资产、资源，企业经营不可能发展壮大。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做权力关系代理人的白手套、并与国企和金融机构挷在一起是中国私营企业做强做大的主要途径。父子兵、夫妻店家族式模式是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和尚吃水的社会性使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入分家，缺乏宗亲关系单打独斗的民营企业必然是惨淡经营。

对此我深有体会。

由于不愿意附炎趋势，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希望能够使自己的能力有所发挥。虽然我具有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我倔犟和孤傲的个性不愿意投山拜佛，也不善于利用关系，多年来没能获得国家一分钱政策性资金和资源的扶持，仅靠自己通过技术咨询和服务得来的几万资金启动，面对地区和毗邻国家的许多商机，却无力开拓，企业发展缓慢。

我是个一岁多由养父母收养的养子，无从知晓和联系到亲生，养母在我三岁时去世，父亲在我从商后也已去世。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因性格不合与妻子离异以后，世上唯一的直系亲人是我的儿子。中国离异家庭的子女大都存在教育问题，权势至上泯灭了普世人伦信仰，孩子也成了筹码和牺牲品，哪边势大、哪边放纵哪边跑，这种家庭情况使我的下海经商路更充满困难和风险。

在国内外市场形式好的时候，我踌躇满志投入近些年几乎全部利润扩大了经营，在中亚三国和国内建立了五个机电和技术服务公司。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了七五事件时我在中亚国家，与国内联系不畅，监管出现了问题、资金出现了严重的跑冒滴漏，而当我回国后委托管理的朋友一走了之而无法追责。资金流出现问题后，虽有货物资产、经营条件和市场前景，不见现实利益，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员工难以聘到，还有的要先有利再出力。面对同行拉拢引诱，有的吃里扒外抢公司客户、出卖公司信息；有的挖公司墙角另起炉灶；违背契约见利忘义行为形成企业内外的恶性竞争，使宗亲关系差势单力薄的我心力交瘁。

国外公司也出现了骨牌效应，先是乌兹别克办事处经理离岗，吉尔吉斯近年内先后发生了两次国家动乱，委托的负责人先后在无交接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在我疲于奔命处理国内外经营事务时，哈萨克公司经理擅自挪用公司资金后也离职了。而在先前他曾对我表示：“您就是我的干爸爸！”而得到了我的信任。当我谴责他的行为时并追责时他竞说：你毕竟不是我的爸爸。至于欠公司的钱，你就是在哈国打官司，我也一下子还不了！

我陷入了资金极度紧张，和孤家寡人的困境。为了筹备基本的经营差旅费用，我到处借款；尽管国内外尚有上千万的货物和资产，折扣掉要归还的欠款（货款、贷款和借款）后，尚有几百万净资产。因为国内外相隔，看不到现实的利益，国内没几人能帮助我，费了很大劲只筹集到十来万用于我自己出国经营的费用。我唯一的亲人的儿子，在受到一些影响后怕当负二代而呼唤不来。同学、战友和朋友公开的问：你是私人企业，为什么你不动员你的家人？我哑口无言，我无法改变我孤家寡人的宗亲关系处境。为了不负于曾帮助和关心过我的人、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紧牙关、战胜自己，集经营管理、技术财务和业务库管于一身，挺直腰杆去开展经营。我立下遗言：如果还不了债，以我的房产和自己的所有器官摘除还债。

由于劳累，我吐血在哈萨克斯坦住了院。住院期间给客户订的中国的一车货物到达了海关，待我出院提货时，运费、清关又增加了延误提货近十天的滞纳金罚款。多亏哈萨克住院分文未收，交完费用后货车开到我库房后，我身上已经只有不足三百美元了，时间也已经到了傍晚。卡玛斯车主声称，如果我明天早上卸不完货物，要增加五百美元压车费用。当时院子里别的公司的请来做劳工的几个中国籍哈萨克小伙正准备下班，我请求他们帮忙卸货。平时只要再来两人、每人最多支付100美元就可以搞定，但是，当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六十左右的中国老人时，提出了要来四人、一人二百美元的卸货条件和费用。在客户没有提货支付货款时，我根本没有办法支付这笔工钱，可是，货不卸下入库、客户不可能来付钱提货。我咬咬牙拖着刚刚出院的身体、开始一个人用手摇叉车和撬杠卸货，八个多小时直到天亮，货已经卸了大半。清晨，当看到并知道我一个人在卸车时，院里另外一家公司的一名俄罗斯和一名哈族小伙主动跑来帮忙。在上午司机要求的时间，三十二吨的机电设备和工业原料全部卸完了。汗水湿透了我的全身，大病初愈的我全身都在颤抖。

我坚持要给主动帮忙的两人每人支付各50美元的费用时，他们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原来做同样的帮忙时给他们支付的小费是相当于人民币100元的五千坚哥。

通过我吐血倒地被扶和困难求助这两件事，使我感触到中国人和当地人、同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人在助人为善方面的明显不同。

当我求助于人时，一些过去曾求助过我并得到我的帮助的人、和当我在政府机构和高校以及公司兴旺时期你来我往热络的亲友避而远之了，一些曾经恭维抬举我的人对我换了另外一副嘴脸。一时间，贬低的声音出现了、兴灾乐祸的声音出现了、甚至于传出了一些污蔑我人格的谣传。我真正感触到了：过河拆桥、墙倒众人推、兴灾乐祸、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人间百态和“成功者的失败是失败者的快乐”的中国人特有的心态。

凭籍着对劳动实现生存的基本信仰、吃苦耐劳及所学的专业知识、并得到一些善良的人的帮助，我挺过了一个个灾难。几年来，从主动到国外客户工厂做设计和技术服务、销售国内外库存货物、为国外客户做专项定货，通过一点点创收实现了资金回笼和归还欠款。期间我身心伤痕累累，深知盲目扩大经营和孤傲的个性造成的管理失误是主因。

在这里我想要讲一下犹太人的信仰。

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具有团结互助精神的民族，在犹太教的《塔木德》丛书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生下的婴儿长着两个头一个身体的话，应该把他算作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塔木德》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简洁明了：在一个头上淋上热水，如果另一个头也发出悲鸣，就是一个人；要是另一个头满不在乎，那就是两个人。用犹太人的话来说，如果有人听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受到迫害，或者俄国犹太人受到迫害，会感受到痛苦，并发出呼喊的话，那这个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不会呼喊，就不是犹太人！

在二次大战中，犹太民族遭受了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巨大灾难，几乎灭族，二战后的犹太人特别注重于普世信仰下的包容性，即使是其他民族的人，如果他处于危难之中，犹太人也不会置之不理，如果他笃信犹太教，同样可以加入信仰共同体。犹太人非常重视人与人的联系和相互帮助，犹太人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民族也罢，阶级也罢，组织也罢，一切超出个体范围的集体，无一不是通过聚合个体的力量成为有组织的合力。犹太民族团结互助的观念很强，对于自己的同胞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富人会尽量帮助穷人，并且认为提供帮助是“富人的义务和责任”，穷人也会认为获得富人的帮助是“穷人的权利”。如果有谁在某个领域非常活跃、或者有才能，大家都会积极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让他为整个民族和信仰共同体服务。可以说，这种团结的传统，是保证犹太人保持优秀和不断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类社会中，发达的地区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群体，都是具有这种坚定的血肉相联共同奋斗意识的群体、并在普世信仰基础上给人才竞争提供公平的机会，推崇维护高智慧、高能力的人发展事业，与狭窄落后的封建宗亲权势至上的观念完全不同。

文革期间虽然我当时还刚刚小学毕业，工人家庭出生的我参加了红卫兵也当过勤务员，参加过学生间的武斗，曾经与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拷打过我并不认识的黑五类。

从部队复员后我刚开始曾被安排到单位公安所，我只去了两天。期间，我拜访了一位也在做公安的小学同学。当时他正在拷打一个农村来的小偷，那人戴着手铐，据不交待他的偷窃行为，他拿起警棍朝他的头部又是一击，顿时头部流出了血，奄奄一息。我实在看不下去离开了。后来这个同学津津乐道他辖区公园里偷情搞流氓被他抓的一个漂亮大学生后来成了他的马子，并说他手里被抓的十几岁漂亮的女大学生还有几个，问要不要批给我一个。

两天以后，我要求调换了工作做了单位的放映员，因为，我在部队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在此期间我有过这样一次遭遇，使我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打消了我做为复退军人的荣誉和自豪感。那是一个傍晚，单位安排去火车站放电影，由于没有协商好临时取消了放映工作。当我背着一大包影片打算走捷径过铁路回家时、被误以为铁路沿线居住的氓盗而被车站人员强行扭送派出所，并逼迫我写有流氓盗窃行为的检查。我要求与我的单位核实我的身份并核实我在铁路那边的家庭住址，但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暴打、被打得满脸流血后关押。虽然后来铁路公安做了赔礼道歉，由于官官相护，并没有对刑讯逼供人员进行处理和给我应有的赔偿。如今，我完全明白基层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躲猫猫死、喝水死是怎么回事；清楚杨佳案出现的根源。

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的滥用而官官相护是司空见惯的，只要有点权，就可以对被管辖者颐使气指享受快感。我曾经内急因为没有零钱和小面额的整钱遇到一个厕管发挥权威被拒不能入厕，让我一个老人到别处换零而造成失禁。上BRT公交车安保人员检查液体，也可以喝一口通过也可根据情况酌情处理，曾经因为带着刚刚从中医院开取的液体瓶装中药上车时、因拒绝打开喝一口的要求而无法乘车。

一方面遭受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伤害，一方面当自己有了权力的时候又对别人造成伤害。人与人之间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泯灭了纯真和善良，压抑了追求实现美好的愿望和创造力，戾气盛而和气衰，人人都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普遍的耐受权势的压制而习以为常。

为什么中国上流社会的富人权贵，专家学者大批移民国外，虽然有许多具有因贪污和违法致富的原罪而逃离的动因，但选择发达国家的原因除了自然生态环境之外，教育、医疗、文明、和民主法制的社会环境是主要原因，骨子里还是尊崇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说不定若干年后，自己的子女还可以混个总统当当。

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移民海外22万多人，目前还在暴发式增长，其中40%是年富力强的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使中国的高精顶人才大量流失。目前，引领先进科技的世界人工智能高级人才有10%是华人，大部分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工作；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中国在世界各地学习深造的高端人才回流率不到15%。中国高端人才在国际上比例很大但不为本国所用。

社科院统计，近十年来，中国每年资本净流出量达三万亿美元平均每年三千亿美元，相当于国内产值的的5%。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公开的数据有70%以上是资金转移性质的贪腐资金和富人的资产转移。但是30%不到的国家项目资金的一半以上又被通过投资误差转为贪腐资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资金是贪官和富人的转移资金。

中国官本位下的法制腐败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坠落。

近期，河南检察院，先是在其官微上自夸成功调节了一起强奸案，后来又曝曾经调节过一起故意杀人案。

据检察院调节，中学生强奸未成年少女，受害女生家属获赔8万元以后，涉事双方已经“冰释前嫌”，成功和解。还宣称，“一切都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为先。不久，网上传出，受害少女被强奸而感染了性病，说明强奸犯不是初涉性事。

被调解和解的故意杀人案发生在鲁山县某高中，嫌犯和被害人为高一学生，是一起因校园欺凌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鲁山县未检干警对双方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最终，故意杀人犯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李某一天牢都不用坐。检察院还协调教育单位将李某转入另一所高中就读了事。

在法理上来讲，这两起案件都是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刑事案件，且两起案件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均已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却被掌握法理公诉的检察机关堂而皇之的进行了调节处理。鲁山未检调解和解的这起故意杀人案件，还被评为了“河南省未检十大精品案件”，树为典范以示维护社会和谐之功并加以推广。

不要说法制建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正规宗教影响深厚的不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佛教国家，都将强奸视为大恶，杀人视为极恶，在许多国家宗教法庭都会处以酷刑或者极刑；通奸在有在国家处以宫刑，有的地区通过民间宗教审判以乱石击死。

这类毁三观的诉讼判决比南京彭宇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没有在中国消除，还在不断的发生、不断摧毁着人伦道德的法制之堤。有这样的判决就不难坦然理解上海法院法官集体嫖娼案了。法官集体嫖娼案也是经过网上爆料后才得到了党政纪处理，如果不是网络管制，这类没有披露的还有多少？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白社会黑社会化了。

湖南幼女被强迫卖淫案一波三拆，为了申冤，幼女的母亲唐慧历经多年的诉讼、期间还遭受了反被判强迫劳动教养和持续的侮辱迫害，由于网络披露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才得以纠正昭雪；聂树斌和呼格被冤杀案、雷洋被警察无端打死还被诬陷背上恶名等冤假错案的制造者被绳之以法；山东辱母案一波三拆后的改判、三鹿奶粉、儿童疫苗的造假事件的披露和司法处理等，网络和媒体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反映了百姓对传统道德的呼唤。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汤兰兰全家性侵案是个惊世骇俗、违背人伦的大案，如果按现在的判决，说明中国的人伦道德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却是个关键证据缺失的惊天大案。

中国社会需要开放的媒体和网络监督以维护善良惩罚罪恶，各行各业都需要徐晓东这样的打假之人，但是，社会不能靠媒体披露、靠个别民众打假来维护公平正义和法制。

面对社会上严重影响人伦道德的罪恶、古今中外政府都会特别关注，甚至于皇帝和国家首脑也会拍案而起以正本清源、引导民风、稳定民心。贤明的统治者都知道：一个社会如果扭曲了人伦，就丧失了统治的根基；如果维持权力的稳定先于维护公平正义，必将后患无穷。

中国历史上窦娥冤，铡美案的故事，明宪宗时期的桑冲案、乾隆时期的查斯海案，光绪时期的杨三姐案，晚清时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等都曾引起了当朝的震怒而对作奸犯科者钦批处刑。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伦理道德的维护，也同时反映了封建社会靠皇帝贤明实现法治的落后。

但是，社会也不能只靠政府甚至于国家主要领导的拍案而起去维护伦理道德和公平正义。要靠树立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靠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法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什么？推崇和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维护公平和正义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职能。

什么时候冒荆高峰之名上学的上上下下的始作诵者得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是仅仅党纪、政纪处罚时；什么时候官商勾结的三鹿奶粉和儿童疫苗的造假事件的始作詠者被以反人类罪行受到公审严惩、而不是宽大、轻判和减刑时；即是社会对人类道德底线的善与恶、公平与正义有泾渭分明的认知并健全了民主和法制时。

缺失了普世人伦信仰、全社会的崇权拜金，破坏了中华优良的尊老爱幼、扶弱济贫、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善良、仁爱和纯真被势利关系代替；惊世骇俗的事件不断发生。

如因与父亲发生口角纠纷，江苏江阴男子姜某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撞倒并碾压死自己79岁的父亲；山西阳泉不孝女当街殴打亲妈，理由是欠她3000元没还：陕西安康14岁初中生姐姐凌晨在被窝里看手机被11岁的弟弟发现，因怕弟弟告诉父母、且仇恨父母重男轻女，居然持菜刀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势利攀比、虚荣心在中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只是因为想当第一名，山东淄博市中学初三的第二名的学生对第一名的同班同学连捅13刀，致其死亡。

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的自私和任性也让世人瞠目结舌。诸如为等自己的迟到的家人、硬行堵在高铁车门上致使整列高铁不能正点发车；民航班机为等某个领导和富豪而误机的事件并不稀奇；在中国交警拦下所有包括需要紧急送医的急救车等车辆而戒严让大领导开道先行是常态。

偶尔得势也成为要挟失势者的资本。浙江宁波路上捡到姑娘丢失的手机的妇女，在接到失者急切的通话后，竟乘人之难索要高报酬才能归还，约面谈时达不到索取理想报酬后居然当街摔坏失主手机，还理直气壮说：“我地上捡的，又不是偷的！”。

成都的摔狗事件，刷新了人们对人性的认知。成都小姑娘养的一条柯基狗走丢，几经辗转，到了何女士的手里。小姑娘找到了何女士的联系方式，添加其微信要求返还爱犬，并承诺自己可以买一条相同的狗送给她女儿。何女士不仅不愿归还柯基，而且态度恶劣，多次勒索、羞辱小姑娘。几经协调未果，小姑娘只好带着警察上门谈判。何女士见状顿时火了，竞当着自家孩子的面，直接把柯基狗从六楼摔了下去造成失血过多而死。

同学聚会往往成为攀比权势和耀富的场合，并产生许多心理扭曲的行为。中科院研究生谢某在两年前的高中同学聚会时当众劝勉大起大落的同学周某，被周认为损伤了自尊。强烈的虚荣心使周某埋下了仇恨。两年后，当谢某在饭馆招待自重庆远道而来的周某时，竟被周用备好的刀杀害。

丧失信仰、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培养了中国扭曲三观的青少年。因琐事结怨，复旦硕士黄洋被同宿舍同学林森浩投毒杀害；在日本留学善良的江歌在帮助中国女同学并阻挡其前男友骚扰时被残忍的杀害，却被获救的同学恶毒诬陷。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国内一个已经分赴社会多年的成人同学聚会的视频，一位女同学在席间致词时突然跌倒猝死，有人近前查看确认说：“已经死亡了！”。这种情况下，居然没见有同学处于痛苦和紧急救治中。有的笑嘻嘻对镜头做聚会性质介绍，有的无动于衷在旁边观看，有几个仍然在吃兴未尽之中。不要谈同学情，连一丝丝触动都没有，冷漠和无情在动物世界中都不会出现。

发生在前段时间秦皇岛的因为半个西瓜的杀人案，很值得中国人思索。为了半个十几元的西瓜，二位老人三番五次去找商家论理，而且并非是西瓜有什么缺斤短两或者变质损坏（这从后来西瓜的实体拍摄和销售标签上以及被刺杀老人儿子的陈述可以确认。）。导致店员激情杀人，肯定有店员曾经报过案而派出所没有及时出警的原因。从起初的视频可以发现，茅盾产生于西瓜切半的时候，而至今媒体和司法部门没有给出起初双方茅盾诉求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价格和西瓜不好，否则，老人不会买走。说变质吃坏了肚子要赔偿也肯定不成立。有可能的是因为：切的部位是横向还是纵向、多一半或少一半没有按照老人的要求，使这两位心胸狭窄、面对弱者没有吃过亏的老人非要搞个天翻地覆，也许是两位老人身上十年文革以来造反派面对专政对像无所顾忌的强势作风的延续。店员不顾一切的拔刀相向，反映了对伦理和法制无靠的歇斯底里的爆发。信仰对两代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官本位权势崇拜引伸普及到中国人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现象和穷家富养在中国较为普遍，势利自私从小养成，是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富二代、官二代病甚至于穷家、俗家“官富”二代病的根源。

在中国乘公共车给抱婴儿的让座较为多见、但给老人让座并不普遍，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给活蹦乱跳的孙儿，自己颤巍巍站在一边，这在许多国度都是不可理喻的做法，在中国都已习以为常。也许这些人认为儿童蒸蒸日上而老人日薄西山，应该将舒适让度给更有前途的幼者，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孩童的溺爱和娇宠，也反映了中国封建宗亲观念中势者优先的社会理念。

一次在公交车上，一群放学的小学生一拥而上抢座，我被排斥在后。这时，我看到了一个抢到座的儿童给我身边的年青女士让座，那位学生彬彬有礼的对女士说：”老师您坐！“，原来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让座，那位老师瞅了我一眼后踌躇满志的坐了下来，而我是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我感叹儿童让座也知道审时度势，儿童眼中闪烁着不是纯真的童稚而是老练的势利。如果说中国社会上出现的碰瓷老人是老人变坏了，新一代的势利却反映着后代垮掉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实际上碰瓷的老人都是缺乏社会保障的老人，碰瓷老人的频频出现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保障程度的严重两级分化。有较好退休待遇保障的老人绝对不会去碰瓷，因为，万一撞死了说不清，本金利息全无。

中国人性的封建劣根性不仅表现在权势面前的奴性、还表现在对弱者的欺凌。社会底层频频出现无端砍杀幼儿、同为弱者因癣疥小事而杀害弱者、猥亵和奸污幼儿和老人、家庭虐老、幼儿园虐童等惊世骇俗事件，都是通过施虐发泄被压抑的极端势利欲，人人都承受被势利的虐同时享受利用势利施虐的快感，是相对于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对等膨胀。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2016年一年中，媒体公开报导的14岁以下儿童性侵案件为433起，平均每天曝光1.21起，相比较2015同比增长了27.35%，其中女童比例为92.42%。近年来，中国的离婚率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35%，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在中亚国家工作，中亚国家都是有将近一百多民族的国家，有众多的宗教信仰，但是民族和宗教之间都能和谐相处。正统宗教的普善和平等博爱成为社会道德的润滑剂，在民间尊老爱幼、尊重妇女形成普遍社会风尚。尽管我是个中国老人，在乘车时年轻人几乎没有不让座让的、在鱼贯进出时年轻人没有不让先的。我曾经参加过多次民间家庭庆贺活动和红白事聚会，往往会因为年纪被让在上座，即便有官员在场不管职位大小也不会喧宾夺主，这与中国尊崇权力的官员优先习俗不同。说到：老人和小孩应该先让老人还是先让小孩坐？老婆和老母掉到水里应该先救老婆还是先救老母？他们会说：这是中国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不是问题，应该先让有困难的弱者或者实现成功为原则；一般活蹦乱跳的儿童要让老人的，幼儿须由大人抱、独不单独占座。

失去母爱的甘肃庆阳平民女孩李某奕二年前遭到班主任猥亵，如果不是她的反抗和其他人突然进屋，她差点儿被强奸。面对屈辱，当她求助于学校、政府和社会时却是学校息事宁人的消极、心理辅导老师当作个人茅盾的调节，公安检察机关认定为事件轻微不予立案的处理。这就使这个女孩善良纯洁的心里装不下这么多污垢，使她感到了“无边的黑暗、恐惧、羞耻还有恶心。”。在她从8层楼准备跳楼自杀时，在所谓的四个多小时施救过程中，她没有能够见到有生以来值得依恋的一个人、听到打动她心灵的一句话，面对人头攒动的围观起哄、鼓掌和拍照，就如听到了魔鬼的招唤、看到了地狱，使她最终选择了纵身一跳离开这个世界。

一百多年前鲁迅笔下的“看客”，描写的是冷漠和麻木的中国底层民众，他们没有了善良和邪恶的认知底线，他们自己也遭受过痛苦，又将别人的巨大痛苦当作享受和刺激。庆阳群众的“看客”行为，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落后的社会形态的延续和扩大。

金钱至上将人类最薄弱的环节、最需要政府保障的生儿育女、养老送终阶段和入托、教育、医疗、养老、殡葬等公众事业变成了高利商业行业，人道和公益活动成为造势或为争取更高获利条件的表演，城乡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被社会冷落雪上加霜，普通平民生不起养不起、活不旺死不起现象频现，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在普遍信奉正规宗教有普世信仰的国度、族群、部落内，民间有领养孤寡老人和失独儿童的传统，基本上没有独居的孤寡老人和失独儿童，无亲无故的人会得到社会的爱护和照顾，得到平等的待遇和尊重；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这方面的公益机构也比较完善并受到全社会的监督和关注、并成为政府考核竞选的重要一项内容。

2013年元旦期间，我因为高烧不退住进了国内的医院，但住了不到一周就因为各种检查和治疗押金已经用完了，当时国内公司周转出现亏空，帐户没有钱，无法续交押金。我的烧还没有退，我请求医院让我住在医院只做普通治疗，但是医院不同意。没有办法，我被逼带病出了医院到了国外继续工作。在哈萨克斯坦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出现了呕吐和便血。凌晨我强打精神准备去距离住地不远的办公室上班途中突然大口大口喷出血，趴在地面，无法站立，这时被路上行走的两位当地不认识的哈萨克小伙子看到后拉起并搀扶我回到宿舍门口敲响了邻居的门，邻居莎莎出门见状紧急联系了附近的医院的救护车，在我昏迷状态下送我去了医院抢救。在阿拉木图住院的各种检查、手术、输血六大袋、治疗二十余天，包括急救车和食宿、医药，没有收一分钱。

后来我知道：不仅哈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都差不多，无论有无交医保、是否本国人，在急重、大病住院治疗期间，救治医药费用，包括输血、手术，甚至于急救时的肾透析、心脏支架等都是免费的。这次在哈国的救治颠覆了我对中亚等“发展中国家大都比中国落后”的看法。

在国内因为没有压金而无法住院的经历，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企业人员、城乡普通平民百姓与公务员和有钱人之间在医疗保障和生存条件上的的差别，这也是中国特殊的“海里”的人和“岸上”的人之间的差别，是我当公务员时候无法体会到的。

哈国的救治也使我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如果当时我在中国，当我在路边吐血倒地，会不会有人扶并送医？当我手头没有钱交押金的时候，我是否能得到救治？没人扶、得不到及时救治，我都不可能活命！尽管我是个公司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有过省部级贡献的科技人员、是个近四十多年工龄和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但是，我并不后悔我离开了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因为，每当我完成了一套工厂设备的提供以及技术服务，得到国内外的客户认可、信赖和尊重的时候，就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他们所表示的这种尊重不同于对领导的“尊重”。当然，其中也得到了我应得的劳动收入。

我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以自身的遭遇思考国家的民风和民生医疗体系，我心中的疼痛比伤病带来的疼痛还痛。

有正统宗教信仰的国度和家庭的孩子从小通过与大人一起参加祷告和洗礼等宗教活动，通过日常就餐、集体活动和经过教堂和灵柩时的祈祷，耳闻目染从小就产生了对神灵和偶像的敬畏。长大以后也要参加洗礼和礼拜，当身上出现七宗原罪、还没有形成实际的恶时，会去教堂忏悔，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底线和行善的处事原则。普世人伦信仰和价值观不仅在宗教信众中间，在全社会都像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规范着社会秩序和形态，影响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

当我们要时时注意衣食住行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谨小慎微的防止被骗时；当我们身处严重的雾霾和戾气之中，面对无处不在的傲慢、嫉妒、愤怒、贪婪、道德沦丧和穷奢极欲时；我们一遍遍的呼唤纯真和善良，希望看到孩子的纯真和老人的慈祥；我们一遍遍呼唤公正和正义，呼唤给我们带来安全和谐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