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宪章十周年反思

（一）铁屋中呐喊激起持久回响吗？

《08宪章》的问世犹如晴天惊雷，霹雳一声响，呐喊：“开窗！”，于是震撼了硕大无比的铁屋，铁屋开始晃动几下，接着就阻尼衰减下去······

诗人北岛对“世界”作回答：“我不相信雷的回声”，雷的回声难道真的不可信吗？

今天《08宪章》已满十周岁了，这十年来中国政治气象的走势是：越来越专制、独裁、蒙昧、左倾、毛派、物化。对此，人们就有必要去深思：《08宪章》的效力究竟如何？呐喊有无回响？

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我们今天评介《08宪章》，就不能空洞、孤立、抽象地作论述，而需要把她放置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环境之中，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成为系统的一个组成元，予以综合论述。

《08宪章》怀着真诚动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现实的操作问题是：可行之路在哪儿？

《08宪章》作了期盼：“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呼吁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加入公民队伍，果然可嘉，然其可行性是：需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可这对于寻常中国人来说，何来之由？公民社会是自由民的联合体，建立的前提是：社会成员自身的公民素质达到一定的水准，反之亦然，后者又大大依赖于前者。这里就呈现为一个主客体相互缠绕性问题，早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唯物主义者就为之困惑：“意见支配世界”抑或“环境决定意见”？如何去解开缠绕？今天号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异己分子却极少去深究去研讨，而这又可看成是表层缠绕性问题的结果，进一步形成了深层的缠绕性问题。

《08宪章》共同起草人之一刘晓波曾经满怀希望：“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言》）——须知，这种期待还有赖于“觉醒之后”，而现实的问题为，如何去完成这“觉醒”目标？若无有效的“觉醒”程序，则“觉醒之后”流弊于空谈、遑论！

正如批评者所云，《08宪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间有一定的相似度。毋庸违言，1982年版的中国宪法及修正案中，也有不少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容条款，但众所周知，几乎都沦为虚假摆设，徒有形式，难以见到有严格执行、贯彻和落实的，也就是“说了等于白说”。因此，这里凸显为执行者主体的素质问题。主体素质的展示不仅仅显示在将成文法规放置在大舞台上如何去表演、去做戏——这只是外在的“超我”的人格面具而已，而且更是在于内心欲求所展现出来的本我、自我，由传统文化积淀所成的心理习得、心理定势、“百姓日用而不知”上。中国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说了等于白说”，亦即“雷无回声”，同样的处境要降临到《08宪章》上，因为鼓吹者、认同者、执行者、贯彻者（除了少数人之外）的主体素质并未有根本上的改变。

传承五四精神，智慧高超的刘晓波早在出道时悟彻了一个至理：现代化的优先目标是兑现“人的解放”。中国人之所以迟迟未能得到解放，问题的要害是：“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1988年11月答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解放月报》1989年4月号）乃至刘的极具争议的“三百年殖民论”——由此引出了民主运作、人民解放的主体性这个重要话题。

（二）主体性目标为何重要？

《08宪章》的最为要害点在于：结束一党专政！这在中共政权看来，就是要解除其独享的特权，这当然是万般不容的。但若深入些，就是要解体纵向隶属型等级制的政治结构，而这恰是中国的政治伦理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国同构，尊卑贵贱。因此说得严重些，《08宪章》是在挑战整个中国的悠久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礼治秩序、外儒内法，而这种传统、文明、秩序、儒法，是由全体国民共同凝聚起来的精神结晶体。没有驯服的臣民，哪来专横的统治者？主子与奴才互为依赖，结成一体。而浅薄之徒设想为：中国的问题仅仅只是由占人口少数的专制统治者把握住了政权而已，人民要想解放，只需把统治者推翻、改朝换代、变幻大王旗，就成大业了云云——这就是主体性目标的缺失，把问题全推让给了客体。譬如，海外中文媒体上的政论文字，批评的对象全都瞄准着中共统治者。

图：《上访者》李晓斌1977年摄，1986年《十年一瞬间》摄影展获得头奖

《08宪章》推出宪政民主建设。当代民主政治理论已经进化到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aet)阶段，宪政民主制度和程序的确立，是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是最为典型的交互主体性运作。哈贝马斯在二十世纪末时候认识到：宪政民主是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协商之上。协商，务求人们有着平等的关系意识来对待，方可取得成效。可是中国国民早已将“三纲五伦”内化为国民人格，积淀为集体无意识，以等级观的心理定势来行事处世，必然与现代性的平等观相悖起来。

2010年春天，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位于美国纽约的海外流亡者组建的政党机构，它集中了多数的海外中国异己分子的精锐）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实行民主化的理论研讨会，在会议上我强调了思想启蒙先行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该党党魁、号称是“民运大佬”的宋书元却站起来嘲笑我：“搞什么的思想启蒙，那是书呆子的事业，我们马上就将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推翻制度的目标，我们不可能等候到头发全白了才行动吧？”——一副活脱脱的农民起义者模样，可是在号称海外民运分子的队伍里，这副模样的农民起义者何其多啊！

在同样性质的另一次会议上，曾大军先生和我二人都说出相同的意思：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专制传统，对于种植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之类的作物来说，中国的土壤是贫瘠的，难以期望有好收获。不料，号称是海外民运头号智能大脑的王军涛博士却对曾大军和我二人发出一阵嘲笑，说“文化对于政治的影响，那是德国人从前一套的老式思路观，现在不时髦、不流行了”，然后王军涛博士运用他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压制住曾大军和我二人的发言，不让我们俩多说话——而这种王氏观点、王氏民主、王氏自由方式竟然得到了绝大多数民运大佬的认可。

可见，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启蒙，文化传统，这些精神领域的事物要让流亡海外的中国异己分子去好好体认、领悟，化作为肉体上的执著，是多么的沉重的一个话题，况且还发生在高度自由民主的土地上，遑论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乎，这就是中国当前在精神文明、民主政治建设上面临着主体素质期待的严重困境。

（三）思想先行的重要性

《08宪章》提出了6条基本理念和19条基本主张，这些价值形态的事物都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理解之上，唯有理解才会才生出一个合格公民的实际行动来。谈及理解则要懂得观念形态的把握，要得到恰当的把握，需要一个独立自主个体具有大胆运用自我理性判断的能力，并有愿望来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进行独立思考。

人是最富灵性的生命，是一颗思想的芦苇，人是奔走在向上帝祷告的路上（M·舍勒），而其他生命则没有。生命的灵性和人的思想是同一性事物的不同层面，本质上为自主性，但唯有人的自主性可归纳为：自由。

人的自由，如同基督教的爱，有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之间的等级排列秩序，可用“度”来标示，人的各项自由权利中，思想，可以说是最为难以为他人所控制了，亦即最富有自由的权利。因此有理由把人的最富有活力的思想自由，首先释放出来，这样的自由等级秩序符合事物发展之道。

从前，杨小凯（杨曦光）被判处现行反革命罪，坐大牢十年，服刑的十年基本覆盖了整个文革年代，可谓心身和言论极不自由，但是杨曦光的大脑从未放弃过自由思想的权利，服刑期间一直在阅读、学习和思考，待刑满释放的时候他的大脑思维能力远远胜过今天的庸常之徒。同样的典型例子是服刑达四次的政治良心犯刘晓波。

“人的思想是自由的。”马丁•路德发出了呼唤。马克思予以高度评介：“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能够被解放出来，欧罗巴人种能够被率先把自己解放出来，全面走向发达的国家行列，是大大源于他们的天性喜好思想的自由。

当代中国也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天才，个性卓越的殉道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在青少年时代通读了马克思著作，研习了马克思的叛逆气质、批判精神和“敢下地狱”的大无畏气概，乃养育成一条英雄好汉，颇令中共政权畏惧。捏准了“打蛇七寸”、“斩首行动”这些要领，中共政权单单拿英雄好汉来开刀，刘晓波“得罪”主要是为《08宪章》拟稿，且慑于其意见领袖的威名。刘从此身陷囹圄多年，直至罹患肝癌病逝，出师未捷身先死。就当今中国这个极度封闭的铁屋现实来说，亟需胆略过人的开窗英雄，刘晓波即可担当先锋重任。而今，一面思想旗帜如此受夭折，这在思想贫瘠的中华大地上，尤显悲哀！

刘晓波同时习得了尼采的“超人”史观，“超人”不需要庸人的同情和怜悯，他只顾自己散发出光芒和热量。只求施与，不求索取。《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自然激起了众多异己分子的争议和非议，也在情理之中。乃因“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在我看来，学术思想与民主政治是二类不同层面的事物，两者的领袖也只是统领各自不同的领域，不可简单地通约。学术思想其品味总是小众的兴趣，而民主政治必定要关涉大众的事务。学术思想面对的是未来的精神领域的价值形态，而民主政治需专注于当下的现实的事实形态。

（四）主体性问题所在：目的主导一切

对程序正义的淡漠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异己分子主体性羸弱的姿态：只求任性自由，不愿担当责任，漠视手段方式，回避程序过程，从而显露集体人格的缺陷。

譬如：《08宪章》的联署本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然而其中有些联署人是非中国国籍者，那么这些人就是“干预者”的身份而不应是参与者，于是增添了法律上的争议。有些使用假名的，有些是冒名者，至于到了后期，联署签名者更是大批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搞身份者”，即来自中国的偷渡客或非法移民，他们平时从来不关心社会公德和正义良心的事情，原本是构成“主子—奴才”等级系统里不可或缺的一员角色，唯有也只有在此时此刻才想起来，世界上原来还有这等美好的机遇，可以让自己来大大利用一番，从而达到将自己的非法身份转变为合法化。非分之念盛行起来，就大大亵渎了《08宪章》的神圣性和庄严性。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上述的那些有问题的联署人，更在于早期的联署人中有不少是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异己分子，他们大肆炒作《08宪章》，纷纷“挂羊头卖狗肉”，以便大大增进西方人对待非法移民的博爱情和同情心，充分利用之而展开他们自己的非法移民生意，大搞政治庇护民运，这样就堕落成为罪恶。诚如鲁迅所曰：“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几年里有感于伊斯兰教世界的乱象后，形成了一个新意见：“法治先行，民主后上。”也许有道理，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现状也适用。

（五）主体性丰满才有超越性

《08宪章》以“自由”作为基本理念来开首：“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自由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随手幸运可得；亦非靠幻想家来思索出“生而自由”——按此思路，就可以摒弃人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在寻求自由的途中所应该承担起的责任。

刘晓波在思索审美实践中认识到：“自由是一种最危险、最痛苦、需要付出最大代价的追求。即便从整个人类看，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也极少极少”（《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在超越性的宗教层面上，可以说，自由就是“强者的事业”，自由的担当需要天才、精英、伟人、超人：敢于承担失败，勇于韧性反抗，有胆量单身鏖战，无畏于抚哭叛徒。西方人文思想里，普鲁米修斯的勇气和西西弗斯的毅力是颇为值得敬慕、赞美的。

反观我们中的无数普罗大众，毕竟为庸碌之辈，当一度高涨的自由浪潮被强权平熄、压制之后，其所投入的激情也就迅速冷落了下来，就回避崇高，不再愿意为那些超越功利的事情，以为那些真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至少不想去积极争取，只觉得“乾坤特重我头轻”，于是无所作为，只空等待着“明君”来驾临，好好地为民做主一番，可是现实中的“明君”就是“戈多”，是虚幻的。更有甚者猥琐者，以为个人是渺小的，而社会是巨大的，统治机器更是强大的，以个己之身去抗击彼等无疑是“以卵击石”，因此“问题”仅出在于自身，需要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心灵，而不是社会，如此似乎就“适应环境”，于是“天人合一”了，这是阿Q 的哲学。或者说，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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