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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绥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偏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三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于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后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知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么热闹，谈些什么。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么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于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
另外一种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受了不少毛的批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三面红旗特别拥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
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的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后发言。后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交系统电话会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
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于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
批评的人只敢在自己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于披逆鳞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就不再多说话了。
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后要立个规则，大家要轮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排。
王敬先听了以后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三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工作，并且又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的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于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于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后，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于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三、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后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于天天要开会争论了。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后，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么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听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么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二十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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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 06: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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