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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知名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发表观点,认为美中贸易战将成为中国行进道路上的重大拐点,可能改变中国的国运,端视中国统治者的选择: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封闭。
英国知名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
他举例历史上的阿根廷。该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当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降临,世界资本市场崩盘,阿根廷走回封闭政策,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尤其庇隆上台执政后,让阿根廷走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类似于意大利的社团主义,强化中央集权,实施极权统治,对外敌视美国和英国两大民主国家,而亲近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法西斯国家。这个所谓庇隆主义,给阿根廷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长期化,让阿根廷沦入百年衰落。沃尔夫总结说,这一后果,“与其说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不如说是阿根廷自己的选择造成的。”
回到中国,沃尔夫指出:“因此,如果贸易战让中国觉得外部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再相信它,不再与之合作,不再对它开放,那么中国的国运可能就此发生重大逆转。”
闭关锁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时空背景下不再只是经济上的意义,更在于政治上的意义。沃尔夫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掣肘。长此以往,中国的体制有可能僵化,稳定压倒改革,增长停滞。”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就已经开始。中共停止了对外学习,而重新开始朝内寻找执政动力,即从原教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中找回政治资源。
这里面,除了保住红色江山的顽固意识,部分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的权力傲慢,自以为中国已经崛起,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能证明一党专政的成功,更有巩固一党专政的必要。这种权力傲慢,体现在北京的一系列政策中:
极端钳制舆论、全面封锁互联网,向中国人民强加“学习强国”软件,继续夯实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墙国”;向台湾强推“一国两制”,而无视这正是台湾主流民意下的政治毒药;向香港强加“一地两检”、“逃犯引渡条例”等,强推“23条国安立法”,并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阳谋扼杀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破坏香港六四纪念馆,收回胡耀邦故居,封杀三十年前所有隐喻六四的歌曲,彻底瓦解民间寄望平反六四的幻想……
凡此种种,不一而举,无处不显示中南海逆民意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权力傲慢。
习政权急忙忙开历史倒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所驱使。中共高层、政治局里,充满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等被文革洗脑和荒废的一代,而缺少像样的知识分子。王沪宁,这样一个思想陈腐而善于文字包装的唯一秀才,竟成为中南海的大脑中枢。此人的自我封闭性格和极左思维一根筋,铸成了习政权不合时宜的极左路线,倒行逆施。
说到政治改革和中国的民主化,极端自私、极度腐败且权力傲慢的中南海统治者已经彻底放弃,国际社会也几乎放弃了指望。当然,中国人民还没有放弃,至少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民还没有放弃。在这重大的历史拐点时刻,中国向何处去?端视中共的选择,也端视中国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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