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法强摘、移植活体器官暴行仍然猖獗

kindwater · 发表于 2019-6-24 18:55:20

李挥戈博士

李挥戈博士是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Th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of the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的教授，是研究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的专家。他向《寒冬》陈述的所见所闻，犹如噩梦一般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简称COHRC）于2018年7月发布一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其标题一目了然：《中共在改革的口号下持续强摘器官》。可惜这份报告墨香犹在，恐怖行径却仍在继续。

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主义中共政权所依赖的经济支柱之一是非法强摘、移植器官行业，这些器官来自被锁定的个人、种族或宗教团体。有的犯人在器官被摘取时还未死。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进步的、开明的、进化的、高级的，但仍有人成为令人发指的无神论政党暴行的牺牲品。更令人愤慨的是，由于在网上通常可以免费、完整地获取发布的文件、专业知识、相关报道和调查报告，全世界得以了解（或者说至少有机会了解）这一暴行，但所有国家仍与双手沾满鲜血和罪恶的中共政府正常进行政治交易和经济贸易。

经可靠的研究证实，中共强摘器官这一可怕的行径确实存在。在此领域一直认真、不懈地努力，只为替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和无名受害者发声的人当中，不乏像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这样的名人。大卫·麦塔斯先生是来自加拿大温尼伯的国际人权律师、作家和研究员，目前担任加拿大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的高级名誉顾问。大卫·乔高先生是加拿大前内阁部长、议员、检察官、律师、作家、专栏撰稿人和人权倡导者。麦塔斯和乔高均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7年，他们合着发布了《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俗称《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并于2008年发布更新版，该报告也有中文版《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修订版》。他们还与来自伦敦的中国事务分析师兼人权调查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共同发起了“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ETAC）。

托斯坦·特瑞博士（Torsten Trey）是医学伦理倡导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是全球反对中国强摘器官运动的领军人物，曾为《寒冬》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特瑞先生还与居住在美国的国际人权律师朱婉琪（Theresa Chu）共同编著了一本重要的论文集——An Unprecedented Evil Persecution：A Genocide Against Goodness in Humankind（《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灭绝人类的善性》一书的英文版，2016年由Clear Insight Publishing出版社出版；早在2015年，该书的中文版已由Broad Press Inc出版社于台北出版）。今年3月，在台湾台北市举行的“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活动中，《寒冬》主编等人与朱婉琪女士见过面。那次的活动是为了响应2018年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全球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而举办的。朱婉琪与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博士（Willie Huang）携手合作，这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灭绝人类的善性》一书的英译本。

此外，在众多研究中共政府非法强摘人体器官邪恶行径的最优秀的世界知名专家中，我们必须提一下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的李挥戈博士。李挥戈教授出过很多本科学专著，前不久还出席了中国法庭（调查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成立于英国伦敦）听证会并提供证词。《寒冬》多次报道过独立人民法庭的听证会。

虽然2018年7月召开的全球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已经郑重提过“活摘人体器官”这个骇人的话题，而且今年3月又在英国议会举办了辩论会（这确实是可喜的进步），但是要说的话、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所以《寒冬》对李挥戈教授进行了访谈，话题从著名纪录片《活摘》开始。（《活摘》根据《乔高-麦塔斯调查报告》的内容，由加拿大温哥华的电影制作人李云翔（Leon Lee）执导，发行于2014年。）

纪录片《活摘》现在很出名，读者们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预告片，也可以在Vimeo上付费观看整部电影。然而，还有很多人对它并不熟悉。您可否简单说说电影的大概内容以飨读者？

纪录片《活摘》由制片商Flying Cloud Productions出品，获得过皮博迪奖等多个奖项。电影一开场讲的是几个台湾病人，他们去到中国大陆，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就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2010年之前中国还没有器官捐献系统，中国官员声称这些器官来自死刑犯。然而，死刑犯人数毕竟太少，远不能解释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更无法解释为何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等待时间是世界上最短的。麦塔斯先生、乔高先生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调查显示，这些器官主要来自被法外处决的良心犯。中共这一罪行始于2000年，受害者大多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中国的一个信仰团体，从1999年开始遭到中共的迫害。

您在这部电影的一个外语版本中出镜，请问您当时在影片里的调查小组中扮演什么角色？

2016年，德语电视网络3sat播出了德语版的《活摘》，片名是Ausgeschlachtet. Organe auf Bestellung，意思是“拆卸组装：买来的器官”（Cannibalized：Organs on order）。为了这个德语版本，3sat专门采访过我，并将我的陈述整合到德语配音的影片里。所以，这个德语版本其实是3sat出品的。我所做的就是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状况，比如为什么并非所有死刑犯的器官都能用于移植。但是电影传递的主要信息没变，主要依据是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结果。

多年来，活摘器官这一血腥事件特别针对法轮功。虽然电影《活摘》上映时，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恐怖现在正波及其他信仰团体，但法轮功学员仍是主要受害者。为什么法轮功会遭此噩运？

正因为中共对法轮功进行残酷迫害，才使活摘器官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法轮功会遭到迫害呢？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2017年度报告说得对：这是中共打的一场中国灵魂争夺战。法轮功是文革后发展迅速的最大宗教团体，这就是法轮功成为中共打击目标的原因。中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起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当时互联网的使用并不像今天这么普遍，中国人无法获得多少真实的信息，所以中共对反法轮功的宣传才得逞，导致许多中国人认为法轮功学员活该被杀。有些参与强摘器官的医生甚至以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件好事：消灭敌人的同时，用敌人的器官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这实在令人发指。为什么中共这么怕法轮功？

中共不仅怕法轮功，凡是组织庞大且不断发展的团体，尤其是宗教团体，它都怕。如今，基督教也因为信徒人数激增，受到中共越来越严重的迫害。

现在法轮功在中国和海外是什么情况？学员分别有多少人？

尽管遭到残酷迫害，法轮功在中国还是幸存了下来。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估计，目前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少也有700万到1000万，而据法轮功海外人士估计，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事实上，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迫害反而加速了其在海外的发展。如今法轮功已传播到100多个国家，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译成40种外文出版。

中共设立一个执法机构，专门调查、镇压被政府视为“非宗教”和列为“邪教”加以查禁、取缔的宗教。这个机构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尽管现在610办公室被撤销了，但其职能移交给了其他国家机构，在中共强摘、移植良心犯器官的恶行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正式发动反法轮功运动之前，中共成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内简称610办公室（因成立之日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这一点在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2018年度报告第七章《中共在改革的口号下持续强摘器官》（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Continues Despite Claims of Reform）有相关描述。610的权力贯穿全党、政府和军队，可以指挥所有警力和司法机关，在按需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17年韩国记者所作的调查以及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其他媒体所作的调查均显示，在中国，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还像以前一样，只需几天到几周。只有具备大型活体器官库存，才能维持这种按需分配器官的系统。这意味着国家批准的器官犯罪仍在继续，如果没有610办公室及其接管机构，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对中国每年都有大批良心犯被判死刑感到震惊。大赦国际等世界知名组织指出，每年到底有多少人被执行死刑，我们真的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数字被列为国家机密。但是，我们当然可以以千为单位来计算。请问在中国，每年被执行死刑的良心犯数量与国际人体器官贩卖需求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我们必须要分清两种犯人：一种是死刑犯，一种是良心犯。中共政府声称，2010年之前，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执行的死刑犯。然而，由于执行的死刑犯人数太少，哪怕按最高的数字估算，也远不能解释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从2007年开始，被官方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下降，但器官移植的数量反而持续增长。因此，大部分器官并不是来自死刑犯，而是来自未经法律程序被判死刑、法外处决的良心犯。

中共政府说活摘器官已成为历史，现在已经没有了。他们说早在2015年就停止活摘器官了，是真的吗？

2005年，中共首次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十年后宣布，从2015年开始不再用犯人的器官。但是，话是放出去了，但器官捐献的相关法律法规没变。中国官员还计划将犯人的器官纳入自愿捐献系统，以便将这些器官看作是普通公民自愿捐献的。我和一些同事分析过，他们在玩文字把戏。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未承认过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你刚才提到了自愿捐献计划。请问这些计划真的可以满足器官需求数量吗？

中国政府声称，2015年后，所有移植的器官均是自愿捐献的，但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们把2017年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跟美国公布的官方数据作一个比较。美国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大约有1.3亿人，其中只有约5千名捐献者是真正从死亡的人当中产生的，另有5千名捐献者死在重症监护室（ICU）中却未登记在册。就算有这1万名死亡者捐献他们的器官，2017年美国肾脏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仍需3.6年。

截至2017年底，中国只有373,536名器官捐献者登记在册，人数太少，微不足道。中国官员称，2017年有5146名死亡者自愿捐献器官，主要来自重症监护室，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人们不想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那么重症监护室的器官捐献率为什么如此之高？最近一项研究使用法医统计法对中国2010年至2018年的器官捐献数据库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了系统数据遭篡改、人为操纵的证据。

如果真的有5146名死亡者自愿捐献器官，或许可以解释官方公布的1.5万次移植手术这一数字，但无法解释等待器官的时间只需短短几天到一周（前面说过）。这必须具备大型活体器官库存，而且还必须有可以按要求提供器官的捐献者才行。

国际贩卖人体器官的利润非常丰厚。中共政府过去和现在是否真的从中牟取过暴利？

在器官交易中，医院是直接受益者，政府是间接受益者。“有钱的”医院对政府财政拨款的要求就会少一些。

如今，除了法轮功，其他群体也成了器官移植的目标，尤其是发展迅速的基督教新兴教会——全能神教会，以及维吾尔穆斯林。现在中国已建立维吾尔穆斯林的DNA库。为什么？

在中国，这些也属于弱势群体，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所幸中共强摘器官的行径现在已广为人知，国际上的关注度很高。这些因素使得这些群体比2000年代的法轮功情况要好一些。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密集报道可能有望让这些群体免遭中共有计划有步骤地强摘器官。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很重要。

2017年2月，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应邀出席梵蒂冈宗座科学院（Vatican's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组织的关于贩卖器官的会议并发言，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想说，强摘人体器官进行移植不是中共政府下的命令，而是一些私营个体和公司所为。这个借口还被用来指责别人，自己反装无辜。我们当然都知道，在中国，一切都由国家控制，不会允许“私营”这样的机构处理这种事情。我们是否有证据能证明制造这些血腥事件的真正凶手是中共政权，是中共自己，是国家和政府？

随着中共2015年宣布改革（器官移植系统），中国给世人一种错觉，中国也因此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支持。许多学术机构和公司不加以查实便与中国的移植行业恢复了合作。

中共的器官犯罪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等待器官时间很短，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在一两家医院，而是几乎中国所有医院都这样，不是某个时间段如此，而是从2000年代到今天始终都是这样。这背后必定有一个系统。“私营”犯罪集团无法提供这么多器官，只有得到国家支持，建立器官按需分配系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此外，对中共政府高官的调查也在进行中。这些调查结果虽然仍有待第三方核实，但已说明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下令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也表明610办公室等中共政法委部门在器官犯罪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2018年度报告第八章：电话）

有时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时，人还没死，器官还是鲜活的，请问是真的吗？

移植重要器官的核心道德原则是“死亡捐献者规则”，该规则规定，摘取器官必须在器官捐献者死亡之后才能进行，并且摘取器官不得导致捐献者死亡。然而有证据表明，在中国，许多器官是从活人身上摘取的，而且这些人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丧了命。这就是“强摘活体器官”，并不是说器官主人在未经麻醉、意识仍然清醒的情况下器官被摘取，而是说器官被摘取的那一刻，所谓的“捐献者”仍然活着（不管是否麻醉）。在提交给独立人民法庭的陈述中，我根据现有证据将中共的强摘活体器官行径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死刑犯被枪决未完全死亡时摘取器官。这种情况只有在枪决犯人时才会发生，这是有据可查的，执行死刑的人故意对着犯人的右胸而不是头部开枪，目的是让所摘取的器官保持血液循环，提高器官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器官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从仍然活着的人身上摘取下来的。（参阅英国伦敦生物医学中心的医学伦理学出版物publication in BMC Medical Ethics）

第二类：从被注射药物致死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在中国，从注射致命药物开始算，几十秒内就可以宣布死亡。然而这个阶段的情况既未达到心肺死亡的通用标准，也未达到脑死亡的通用标准，在犯人被注射致命药物仍然活着的情况下摘取器官。（参阅剑桥护理伦理学季刊出版物publication in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第三类：以移植器官的方式处决犯人。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良心犯没有被判死刑，在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前，不必处决（与第一、第二类一样）。因此，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几乎都是强摘活体器官，因为在摘取器官之前杀死犯人会降低器官的质量。器官是从活人身上摘取的，就像普通手术一样，很可能在麻醉状态下进行，唯一的区别是，强摘重要器官会导致犯人死亡。中国医学杂志上刊登过一份报告，对这一过程有过描述。（our analyses）

第四类：以脑死亡为借口摘取器官。很多中国医学论文声称移植的器官来自“脑死亡的捐献者”，但器官摘取过程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案例中，显然没有做过脑死亡测定，因为器官捐献者在器官被摘取之前没有使用呼吸机（因此没有做过呼吸终止测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器官摘取过程清楚显示，有些器官捐献者的心脏无疑还在跳动着。这意味着这些器官捐献者的情况既不符合脑死亡标准，也不符合心脏死亡标准，说明器官是从活人身上摘取的。（会议摘要第107页B）

摘取人体器官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尤其是活摘器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史一样长。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活摘政治犯器官案例发生在1978年4月30日，受害者是一名女教师，名叫钟海源。20世纪90年代，新疆曾报道过很多活摘政治犯器官的案例。然而直到2000年以后，中共活摘器官才演变成有计划、有步骤的暴行。

虽然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些血腥的活摘器官案例有没有相关数据？有没有估算过？为了摘取器官，总共有多少人遭到虐待丧命？每年有多少受害者？在总人数中有多少是法轮功学员？

由于中国的数据不透明，确实很难准确估计有多少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官方公布每年的器官移植只有1万例，这明显低于实际数字。2006年有报道称，每年约有1000名韩国患者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手术。据报道，2006年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所谓的器官移植旅游）的外国病患者总数超过1.1万人。因此，国内外患者加起来，器官移植每年的实际数量非常有可能数以万计，而且大多数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最近，由澳大利亚主导的一项研究呼吁西方刊物大规模撤回400多篇关于器官移植的科学论文，因为担心器官是以不道德的方式从中国犯人那里获得的。对此你怎么看？

这份刊物显示国际社会未能守住其自身的道德标准。不幸的是，许多组织和社团还没有意识到中共滥用、践踏器官移植系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侵犯人权的恶劣行径。

从2018年12月开始，独立人民法庭对中共政府强摘器官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当时，法庭异乎寻常地宣布了令人震惊的临时判决。再过几天，最终判决将会出来。法庭听取了许多证人的证词，收集了大量证据。你当时也出庭作证了，介不介意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下那次经历？

独立人民法庭由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发起，该联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是一个非营利国际慈善机构，由致力于终止中共强摘器官暴行的律师、学者、伦理学家、医学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和人权倡导者组成。独立人民法庭旨在调查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国国家（或国家批准的）机构、组织、个人可能有哪些刑事犯罪行为。

正如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温迪·罗杰斯教授（Wendy Rogers）所解释，“中共被指控为了盗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独立人民法庭对这个坚持不懈、可信度极高的指控作出正当回应。为了将中共严重的涉嫌犯罪行为陈述清楚，国际社会需要斩钉截铁地对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国国家（或国家批准的）机构、组织进行法律分析并追责。独立人民法庭除了提供关于强摘器官证据透明、永久的记录外，还将提供相关分析报告。”

自2018年3月以来，独立人民法庭评估了数百份文件，包括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伊森·葛特曼的报告以及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的报告。法庭邀请了数十名专家、证人和受害者家属，于2018年12月8日至10日组织了三场全天听证会。法庭也给中共发了邀请，但中共拒绝出席。12月10日（人权日）当天，独立人民法庭宣布了临时判决：“本庭所有成员一致坚信不疑地认定，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已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了大批受害者。”

采取行动，刻不容缓。袖手旁观，实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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