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sdfdfhgafsd.jpg?itok=u5bInUX9)
8月17日下午,一些温哥华的香港人计划在百老汇街City-Hall天车站外向行人讲香港反送中真相,遭遇中国大陆留学生干扰,图为香港人做出回应向中国学生展示条幅。(苏灿/新唐人)
上个周末,全世界数十个城市举行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不少地方也遭到大批有组织的包括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亲共人士的辱骂甚至肢体攻击。此前中国留学生攻击反送中支持者连侬墙的事件像传染病一样从澳洲昆士兰大学蔓延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再蔓延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从校园扩展到社会,参与者也从学生发展到亲共社团和组织,使人想起了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途中所经国家亲共人士有组织地对支持藏人的抗议者的暴力攻击。
当舆论和抗议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留学生身上的时候,有必要讨论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国留学生的抵制是否自发
推特上一个新注册还没有一个粉丝的用户表示:“没有中国使馆参与我们也会抵制你们这些港独!”而中共驻澳新领事馆也都声称那些是“自发的爱国行为”。我这里不去讨论这个反送中等于港独的谬论,但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即这种抵制是不是自发的。
从中国留学生的过往经历看,有自发抵制意愿的概率是很高的。毕竟这些人都是90后,是中共建政后教育出来的第三到第四代了,从出生、进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系统地受中共党文化的洗脑教育,而伴随他们成长的互联网,却是实实在在的局域网,和世界上自由信息的流通完全隔绝。
当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校园了表现出和所在国基本价值对立的战狼行动时,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们到了自由世界还是无法改变思维方式呢?首先是留学生自己抱团,一般情况下同一国家在美国的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并不奇怪,但因为这几年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众多,很容易形成相对自我封闭的群体。再加上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中文,而中文信息的两大主要来源是中文媒体和微信。
在传统媒体方面,全世界的中文媒体,不仅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除了极少数独立媒体外,都被中共不同程度地控制了。中国留学生接受的是和在大陆一样的党文化宣传,和没有出国一样。
中国留学生常用的微信兼有通讯和获取信息作用。对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微信既是他们和大陆的家人,也是和其他中国同学之间通讯的唯一工具,没有任何替代品。中国的替代品基本上和微信一样是被监控的,而国外的社交媒体通讯工具在大陆是被严格禁止的。更糟的是,微信还是中国留学生信息的主要来源,而微信,即使在美国,对能提供自由信息的中文网站也是和在大陆一样封锁的。最后,微信事实上已经被中共或其代理人作为海外行动动员和准备的主要通讯工具。
这样,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如果不是特别愿意和其他族裔同学及当地人交往的,或是不特别主动寻找不受限制的信息的,那就像没出国一样,还在墙里面。
当然这种“自发爱国”和“爱国”还真的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即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中领馆那里挣表现而已。至少有两个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发生了一件真的关乎领土主权的事件,即印度把和中国边境争议地区的拉达克改为中央直辖区。本文不讨论争议地区的归属问题,仅就中共对南海、钓鱼岛的态度而言,这应该是比香港反送中抗议严重的多的事件,反送中毕竟没有牵涉到主权,港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中国司法冤判而已。但无论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还是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中,没有听到一丝抗议或抵制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没有表达愤怒。
另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并不来自自己。反送中支持者有明确诉求,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讲出自己抗议的理由;而这次在澳洲墨尔本(和其它地方)的中国留学生则是数百上千人齐声骂脏话。我估计他们连反送中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明白,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所以才有澳洲中国留学生建议支持香港抗争的人士“多看看微博、微信”这种笑话发生。至于这次在多伦多开着豪华跑车举着五星旗去参加亲共集会的就不值得笔墨了。
不过,这只是“自发爱国言行”的条件。从意愿到行动还有很远的路。
CSSA的作用
中国留学生入学注册后最先遇到的可能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了。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加拿大两所大学分别针对藏裔学生奇美拉莫(Chemi Lhamo)和维吾尔活动人士特度希(Rukiye Turdush)的围攻事件中,因为有人披露了CSSA成员向中领馆汇报获取指示的内容而使CSSA再次被人关注。这次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但8月9日悉尼大学一些学生讨论加入反送中抗议时就有中国学生在微信上讨论如何回应并表示已经向中领馆教育组汇报。由于教育组正好是CSSA的直接上级,有理由认为该中国学生就是CSSA和中领馆之间的联系人。CSSA作为中共长臂在海外围攻中共的“敌人”有很长的历史了。2007年纽约大学CSSA(NYUCCC)配合中共发起反对新唐人电视台在纽约大学举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签名活动,同年CSSA分别组织了中国学生抗议骚扰在匹兹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CSSA(CUCSSA)声称他们的抗议要用“血染的红旗汇聚成海洋”,并得到大纽约地区25所大学CSSA的联名支持。
CSSA还有一个“对内”的重要任务,就是监视和确保中国留学生不离开中共规定的轨道,一旦有人出现对中共不忠的言行,就直接打压并汇报领馆。2008年杜克大学王千源仅仅因在西藏问题上中立就被直接围攻和网络霸凌;2017年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杨舒平,因为赞扬了美国的新鲜空气、民主自由和公民参政而被马大CSSA围剿霸凌,此后经《环球时报》煽动后更有大陆网络霸凌加入。
CSSA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制造一种红色恐怖,逼迫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共的工具,而对可能受美国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同学则组织其他中国留学生进行围剿。澳洲“四角”节目采访悉尼大学CSSA主席时,该主席直言如有中国学生支持或参与民主活动就向领馆汇报。而杨舒平事件中《环球时报》的介入很可能是经CSSA向领馆汇报后上面给《环球时报》布置的任务。
中共的公开支持
澳洲昆士兰大学事件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事件后,中共驻当地的领事馆都发表声明支持大陆学生的行动,并引发澳政府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谴责。这种公开支持无疑鼓励了对反送中活动攻击的升级和越来越高的组织性,包括这几天的澳洲墨尔本、悉尼、英国伦敦和日本的亲共中国留学生和社团的有时是暴力的反抗议活动。当然,除了公开支持,私下的组织动员也是必不可少的。
澳洲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参加了反送中抗议活动后,其在中国的家人立即被国安上门威胁,这就远远超出CSSA和领馆的职权范围了,尽管他们可能起了确认抗议者身份和打小报告的作用。
西方大学和政府能做什么
绝大多数CSSA并不注册为NGO,而仅仅在校园内部注册社团。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理他们。如果是一个和其它学生组织一样的独立的校园学生社团当然没问题,但所有的CSSA,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受中共驻当地领事馆教育组领导的,直接贯彻执行中共的政策,而所在的大学几乎无能为力。
有人建议大学应该采取一定的行动来制止中国留学生的行动。但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至少美国的大学即使没有中共的渗透压力,本来言论自由就已经严重受损了,对中国留学生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行为很少认真干预;其次,中国留学生是很多大学学费收入的主要来源,只要不是太离谱,校方会尽量避免得罪财神;最后,由于牵涉到外国使领馆,超出了大学的管辖权限,校方即使想管也管不了。任何可能的解决必须有联邦政府的介入而绝不能仅仅依赖大学。在王千源和杨舒平事件中,两所大学都没有对肇事并对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的中国学生或CSSA责任人进行任何调查和惩罚。
CSSA和部分中国留学生对校园政治事件的言论,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在表达自己,他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封杀另一方的言论自由,而CSSA的立场来自中共极权政权。这是民主国家是否应该放任外国政府肆意干涉本国内政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中领馆发表支持中国留学生攻击连侬墙事件言论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立即警告中共外交官应该尊重言论自由与和平抗议的权利;新西兰西兰国会议员、行动党领袖西摩(Seymour)要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对总领馆“看上去”是对新西兰内政进行干涉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些反击是非常必要而及时的。而警方也逮捕了至少两位行为过激的中国留学生,但仅此是不足以使中共止步的。
因为所有骚扰围攻事件都有中共通过CSSA操控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而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即使冷战时期也都没有先例,为了保障校园的言论自由,包括中国留学生追求普世价值和发表与中共不同观点的自由,政府应该加强执法。对于已经有相关法律的国家,如美国和澳洲,既然CSSA听命于外国政府,又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那就让他们名副其实,注册成外国代理人就可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