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已经接近极限

文章接着从历史入手，分析了这种充满矛盾的奇特状态的产生背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邓小平选择了"尝试"市场自由化的道路，同时又坚持中共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完全的去意识形态化。目前中国共产党有大约9000万党员，但是大多数人入党都是为了职业发展，他们在意的只是个人的升迁。"

而中国这种经济搞活，政治僵硬的体制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北京领导层来说就变成了双刃剑。文章写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张牌亮出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如果中共领导层不能满足这些民族主义者，自己反而也会受到压力。比如在中美贸易战中，为了尽量避免过大的经济损失，北京是希望能和华盛顿达成协议的。但是如果做出太多的让步，又会被国人视为软弱无能。"

作者认为，从社会上看，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具可持续性、更符合社会公平。对于更多民主的呼声虽然目前只是在香港响起，但是内地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群越来越壮大，他们也希望参与讨论。"

文章接着指出，在经济领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饱和，中共的执政成就只能依靠给农村人民脱贫致富，提供住宅和就业来得以凸显。然而未来几十年内，等农村的发展空间也都发挥殆尽之后，"最迟到那时，中共就必须要重新寻找自我定位了"。

是怕中国吗？我们是害怕自己！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主任彭轲（Frank N. Pieke）为《南德意志报》撰写的客座评论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从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这个国家从保守内战折磨、积贫积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而德国人在将视线投向中国时，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令我们赞叹；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却令我们感到恐惧。"

这位荷兰汉学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大数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信用体系，让我们感到恐惧，"然而中国毕竟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模样"。他评论道："我们常常会把中国视为恶魔，然后在看到中共的一些所作所为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印证--而且这些事情的确都是实际存在的：比如在一国两制问题上对香港的强硬态度，比如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比如在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比如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咄咄逼人等，这一切都足以让我们把中国视为一个邪恶的大国。"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感慨不已，并且希望中国总有一天会变得和我们一样。"然而事与愿违。作者认为，如今西方世界看待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看待日本的心情有点相似。但是这其中还有一点微妙的差异："我们把自己对于一个科技主导的未来世界的恐惧，投射到了中国身上，认为它就是恶魔的帝国。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又强大无比的混合体：科技--这个魔鬼的工具，现在掌握在我们的宿敌--共产主义中国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