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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级干部级别
一级:宋庆龄;
二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李富春,邓子恢,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马寅初(北大校长),龙云(民主人士,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六级)等(注:二级干部中,多数原为三级,后调到二级);毛泽东在1954年带头降薪
三级:李先念(副总理),张闻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黄炎培(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伯钧(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七级),陈嘉庚(华侨领袖),蔡畅(全国妇联主席),彭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郑位三(原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解放后长期养病),陈铭枢(民主人士,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十级),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茅盾(沈雁冰,文化部部长,一说行政四级)等;(中共十二大之后,中央规定只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刘伯承、华国锋这几个人是行政三级,赵紫阳等是四级,胡耀邦自请降低一级,为五级,具体可以参见胡耀邦、王兆国一九八四年和香港《明报》社长金庸谈话记录)
四级:陶铸(中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滕代远(铁道部部长),卫立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水利部部长),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罗章龙(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九级),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章乃器(粮食部部长,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十级),张秀山(东北局第二书记,由行政四级降为八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李大章(四川省省长),黄绍竑(民主人士,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十级)等;
五级: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盛丕华(上海市副市长,民主人士),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仿吾(山东大学校长),胡耀邦(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四光(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中科院副院长)、李书城(农业部部长),郑洞国(民主人士),覃异之(民主人士)等;
六级: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邓颖超(原定五级,周恩来要求降为六级),刘澜波(水电部副部长),陈漫远(农垦部副部长),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张体学(湖北省省长),谭启龙(山东省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许建国(公安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副市长),范文澜(中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友渔(中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周新民(中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达(武汉大学校长),刘达(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等;
七级:伍云甫(卫生部副部长),丁玲(文化部文艺处处长,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十三级);田方(北影厂厂长),谷牧(国家建委主任),喻杰(商业部副部长),杜者蘅(辽宁省省长,1958年被错误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由省长降为沈阳拖拉机厂副厂长,行政七级降为十二级,1979年平反),白如冰(山东省省长),王昭(青海省省长),丁西林(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文化部副部长),叶圣陶(教育部副部长),冯雪峰(人民出版社社长),阳翰笙(中国文联秘书长),吴有训(中科院副院长),黄琪翔(民主人士、国家体委副主任,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九级),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等;
八级:田汉(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马思聪(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欧阳予倩(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任白戈(重庆市委书记),申云浦(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佟磊(北京农机学院院长),张如屏(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习从真(云南省经委副主任),林蒙(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秘书长,后降为九级),胡绩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张天翼、周立波、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
九级:秦川(中宣部宣传处处长),刘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曹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吕骥(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孙犁(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江青(1968年3月,林彪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一下子提升到五级),李庭序(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臧伯平(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王更生(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聂春荣(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等;
十级:于占彪(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原渭南军分区司令员)、赵树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华君武(中国美术家学会秘书长)林一(滕代远夫人,北京铁路局副局长)等;
十一级:浦熙修(《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1957年后划为右派降至十三级),蒋谷峰(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杨伯瑶(民主人士、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耿炳光(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等。
十二级:齐瑶亭(四机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原解放军上校,后重回部队系统),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王树青(河南医学院医务主任)等。
各军队级别所对应的地方行政级别:
大军区级:三、四级;
正兵团级:五、六级;
副兵团级:五、六级;
准兵团级:五、六、七级;
正军级:六、七级;
副军级:七、八级;
准军级:八、九级;
正师级:九、十级;
副师级:十、十一级;
准师级:十一、十二级;
正团级:十二、十三级;
副团级:十三、十四级;
准团级:十四、十五级;
正营级:十五、十六级;
副营级:十六、十七、十八级;
正连级:十七、十八、十九级;
副连级:十九、二十级;
正排级:二十、二十一级;
副排级:二十一、二十二级。
这次改定的地方级别,开始决定设三级到二十三级(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家行政干部的第一、二、三级合并,取消一、二级,所以三级为最高级别),后来因为军队在编职员原有的级别最低为二十七级,1965年改为现役军官时,级别又规定不作调整,因此军队的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延伸至三级~二十七级。以后到了70年代,由于干部的级别长期未进行调整,基层干部的生活普遍发生困难。所以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今后提拔基层干部,定为二十三级”,从此取消了二十四级~二十七级。
以下是根据有关资料整理的将帅“减薪定级”后的行政级别,个别可能有出入,仅供参考:
元帅:朱德为国家领导人,定二级,其他元帅为三级;
大将:多为四级,个别为三级或五级。大将中资历最老(参加过辛亥革命)、年龄最大的张云逸为三级;以让衔著称的许光达大将(正兵团级,大将中级别最低者)定为五级。据说黄克诚、谭政后被错误批判降为六级。
上将:多为五级,如杨成武、许世友、李天佑、韩先楚、叶飞、陈明仁等。洪学智在回忆录里讲1960年因庐山会议问题被命令转业,到地方套为六级,他说“取消军衔时,上将都定国家行政5级”。其实也有个别定六级的,如刘震上将原级别是副兵团,当时职务为空军副司令,套改时低套到六级。副兵团级的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整整十年,不知为什么也压到六级。这在《陈再道回忆录》里有记载:“当时,他(罗瑞卿)还主动对我说,一九六五年套级时,叶群曾找他和徐立清同志传达林彪的旨意:‘陈再道的级别不能搞高了。’他们当时也按林彪的意图办了。”[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91页。
正兵团级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原定五级,1984年降为六级。
中将:少数定五级:徐立清,唯一的正兵团级中将,本应在上将行列里;几位副兵团级、准兵团级中将也定五级,如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当时职务,下同)廖汉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
中将多数定六级、七级,副兵团级和一部分准兵团级中将定六级,如梁兴初、方强、罗舜初、黄火星等;万毅受庐山会议牵连,转业到陕西省定六级。梁必业曾被错误处理由六级降到八级。一部分准兵团级和多数正军级中将一般定七级,如正军级的刘西元、温玉成、陈康、胡奇才、刘忠等。王近山曾被降到九级,后恢复六级。冼恒汉被降到十级。
少将:多数定七、八级,如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海军工程部部长赵一萍、后勤学院副院长阎捷三等都定七级;1959年被错误处理的钟伟将军,降职转业到山东省农业厅和安徽省农业厅任副厅长,行政十级。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七级。”后来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已经转业水产部袁也烈,套为七级。
1955年少将定八级的有第四十军副军长叶荫庭、北京军区副参谋长马卫华等。1955年大校、后来晋升的少将多数定八级,如1961年少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1964年少将总参军训部副部长曹诚、1964年少将总后军需生产部副部长颜青云等。
副兵团级的贺晋年是少将中级别最高者,定了六级,比一些中将级别还高,与个别上将相当;段苏权、李迎希、易耀彩、张德贵等少数少将由于原级别和现职务比较高,也高套到六级。文革期间,王集成少将被错误处理离职回家,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撤消了对王集成的错误处分,王集成的级别定为行政六级、大军区正职。
少将中也有定九级的,主要是1961年和1964年由大校晋升的,如刘林(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等。另外,个别也有定十级的。
大校:最高为八级,多数定为九、十级。如定九级的旷显扬(北京军区财务部政治委员),贾如胜(山西省军区忻县军分区政治委员),陈春林(南疆军区副政委),高克恭(总参管理局副局长),黄明政(四川省重庆警备区政委),刘应启(江苏省南通军分区政委)等;原连云港要塞区司令员阎超大校,1957年任山东国防体育协会主任、省体委副主任,也定九级。定十级的有周树青(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魏振华(鞍山军分区司令员)等。个别大校也有定十一级、十二级的,多是后晋升的大校。
上校:一般为十至十三级;
中校:一般为十一至十四级;
少校:一般为十三至十六级。
由于这次定级是以军队级别为主要标准,因此出现了大将、中将都评为五级,还有上将、少将都评为六级的,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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