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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先驱晨报：“反人类罪”： 中共在杀害良心犯以谋取器官吗？
引言：2010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认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移植”， 2013年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声称他们一年内进行了4000例肝脏和肾脏移植，黄洁夫告诉《广州日报》，2012年，他一个人就做了500例肾脏和肝脏移植手术。仅仅北京市有20个国家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其中许多中心每年可以进行数千次移植手术，然而，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直到2013年才开始运作。这些器官从何而来？麦塔斯说：“器官似乎源源不断。” “这些数字根本对不上号。”。。。。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悉尼先驱晨报》于2019年11月9日发表了关于中国当局杀害良心犯谋取器官的长篇深度报道。以下为原文译文。
2006年11月的一天，位于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系26岁的学生刘金涛（音）接到了讲师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去化学实验室聊一聊。快到中午了，金涛快要开始吃午饭了，但讲师是个重要人物，所以金涛照他说的做了。
金涛说：“我以为他想和我谈工作。”然而，当他进入实验室时，他看到了他的讲师，以及两名警察和610办公室的四名穿着便衣的人员，610办公室是共产党建立的法外机构，其唯一目的是铲除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的金涛最近在实验室的台式计算机上下载了一些资料（主要是音乐）。当警察检查计算机时，他们发现了法轮功材料并逮捕了他。“我问他们是否有搜查令或逮捕令，他们在纸上随便划拉了几下，丢在我面前说，‘那是你的搜查令。’”
金涛，英文名“Tony”，现居住在埃平，位于澳大利亚悉尼西北部绿树成荫的郊区，一栋1970年代修建的红砖房中。他和妻子Tina于2013年逃离了中国，来到了澳大利亚，并获得了保护签证。（他们现在是澳大利亚公民。）Tony，现年39岁。他现在仍然修炼法轮功，他认为法轮功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都非常有益。
被捕后，Tony在北京昌平看守所受到了四个月的洗脑，在那里他被迫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和报纸，当他拒绝放弃法轮功时，他被关押在一个有八个吸毒犯的牢房中，吸毒者被警察诱使定期殴打他。“有一天，他们正在殴打我的后背和腰部时，一个警卫跑进来告诉他们‘不要伤害他的器官！’”
2007年5月，Tony被送到北京团河再教育中心，那里的迫害情况进一步恶化。Tony声称自己被饿了三天，然后被用管子强迫灌食，另一名囚犯往管子里撒尿。“有些囚犯不想殴打我，所以看守把他们弄走，换来了一些非常凶狠的人。”囚犯们将他的衣服扒光，将马桶刷的柄强行插入了他的肛门。他们用加热器烫伤了他的背，猛拉他的睾丸，并将金属插入了他的指甲下。“他们一直逼迫我签署放弃法轮功的声明。”
2007年底，他和其他法轮功被关押者接受了一系列体检。对他们的身高和体重进行测量，取血并进行X光检查。Tony说：“他们对我的整个躯干进行了X光检查，一年后，他们又给我做了X光检查，并抽了更多血。”没有任何人被告知为什么要检查，他们也从未收到检查结果。但是，在受到那样的迫害后，Tony认为他们做体检不是为了他的健康考虑。
在2009年，Tony终于签署了放弃法轮功的声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被释放了。他在2012年结了婚，并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工程师的工作。但是，他仍然被要求定期向当局提交“思想汇报”，当局继续密切监视他。由于担心再次被捕，他和Tina决定离开中国，在澳大利亚寻求庇护。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经常回想起X光检查和血液检查。他想起了看守当时指示囚犯不要伤害他的器官。尽管，他听说过囚犯因器官被杀害的传闻，但他始终感到难以置信。后来，他想起了2007年的某一天。当一名名叫李伟（音）的高级看守来他的监舍悄悄看望他。“他弯下腰，当时我们几乎脸对着脸，他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
2018年12月，Tony通过电话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提供了证据。“中国法庭”是在伦敦举行的对在中国发生的谋杀良心犯谋取器官的独立调查。
该法庭由七人组成的小组领导，主席是杰弗里·尼斯爵士，他是一位英国大律师，也是兼职法官，他曾在1998年至2006年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院工作，并主导了对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该法庭是由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发起的，该组织名为“终止在中国的移植滥用国际联盟”（ETAC）。其他国际调查，例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和欧洲议会在2013年进行的调查，都找到了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在中国发生着系统性的活摘器官。但是，还没有人专门探讨这些指控是否构成《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界定的国际刑事犯罪，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因此，“中国法庭”采用了单一的刑事标准：毫无疑问的证据。尼斯在电话采访中说：“ETAC提供了大部分材料，就像其它检察机关一样。我们（法庭）与法官或陪审团没有什么不同，过滤信息以做出客观判断。”
“中国法庭”的任务艰巨。在12个月的时间内，它审查了数千页的材料，包括以前的调查和学术论文，中国内部病历以及“大赦国际”，独立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它审查了在中国医院内拍摄的秘密录像，与中国移植外科医师的秘密电话录音，并听取了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和韩国的50名目击者的见证，其中有些人亲自到庭作证，有些人则通过视频作证。
公开听证会在格兰芬诺客房举行，格兰芬诺客房是考文特花园一栋华丽的，受遗产保护的建筑。目击者包括恩维·托西（Enver Tothi），他是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一名前外科医生，现居住在伦敦，他声称曾从一个仍然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了肾脏，还有一名中国男子，曾在沉阳陆军总医院担任医学实习生，曾参与了从“未完全处死”的囚犯身上摘取了肝脏，肾脏和角膜。同样在法庭上作证的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药理学教授李辉戈（音）声称，“不完全处死”（通常是通过向胸部右侧开枪）（在中国）并不罕见，目的是维持器官的血液循环。
证人经常能够指证对他们施暴的酷刑者的姓名，职级和警号；他们会记得他们何时被关押在哪一个劳教所，关押了多久。他们讲述了警卫如何告诉他们将被杀死摘取器官。卫兵如何称法轮功被关押者为“商品”；并且他们是“被当作备用商品来保存”。
法庭听取了许多关于（对被关押者）进行体检的报道，包括定期的X光和CT扫描。目击者还声称他们被迫提供了尿液和血液样本。在被关押人员中，只有法轮功学员接受过此类检查，“中国法庭”的医学专家认为，该检查的有选择性和系统性都表明，这是用来评估器官功能的方法。
法庭也采用了2016年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由加拿大人权法专家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桥高（David Kilgour）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共同撰写，名为《血腥活摘/屠杀》。《血腥活摘/屠杀》长达678页，包括2367个脚注。（麦塔斯和桥高对器官活摘的调查，让他们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法庭还听取了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法轮功修炼者给医院官员和中国境内的移植外科医师打的数十个电话。在这些经过了独立核实的电话录音里，中国外科医生和医务人员承认，并在某些情况下吹嘘说，他们是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中国法庭”的最终判决书共有60页，于6月发布，判决书摘要指出，中国的官方移植统计数据经常被伪造，实际数字是每年60,000例到90,000例，而不是当局声称的10,000例手术。调查发现，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但维吾尔人（主要是穆斯林少数民族）（有多达150万人在中国被关押）有成为下一个“器官库”的风险。
研究还发现，在当局的主导下，在军事机构的推动下，非法器官移植已成为中国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杰弗里·尼斯爵士和专家小组有效地指控中国当局犯下了大规模杀人罪，并警告世界各国政府或与之有实质性接触的任何其它机构“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们正在与犯罪国家互动”。
尼斯认为，人们认为这难以置信是自然的。他说：“人们起初也不相信大屠杀正在发生。”“如果您是在墨尔本或伦敦一个温和的郊区长大的，您会想，‘这怎么可能会发生？'这太难以置信了。但是看看柬埔寨，看看在卢旺达互相残杀的人们。人类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明，很多难以置信的东西最后证实都是真的。”
2000年后中国器官移植如“雨后春笋”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就与政治密不可分。最早的器官移植记载之一是钟海源（音），她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于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被处决。据其中一名刽子手（后来与中国记者胡平（音）交谈过）说，钟某头部被枪击，其肾脏在一辆军车里被切除。然后，她的肾脏被移植到了名叫史云峰（音）的空军军官身上，后者是南京军区已退休的副司令的儿子。
1984年，中国出台了规定，允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并对手术进行严格保密。到1990年代中期，军队的外科医生开始摘取死刑犯肝脏，肾脏和眼角膜，以供共产党高层人士使用。一位名叫王国奇（音）的中国陆军医生后来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听证，他当时不仅摘取内脏器官，还摘取皮肤，以便最终移植给烧伤患者。（当时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将王的证词描述为“耸人听闻的谎言”和“恶意诽谤”。）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开始了飞速的发展时期。政府重点发展器官移植行业，并将其纳入了五年计划。数年来，成千上万的移植病床，专科医生和人员被添加到系统中。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从91家增加到1000家，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它们的数量成倍增加，“就像雨后春笋”。移植手术数量也猛增：根据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内部讲话，中国在2000年至2004年之间进行了34,726例器官移植，其中肝脏移植量增加了18倍，肺脏移植量增加了24.5倍。
后来，在2006年3月，两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被披露了出来。第一个消息来自自称叫彼得（Peter）的人，他声称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东北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里。根据彼得的说法，该集中营内有医生摘取囚犯的器官，并设有一个焚尸炉来销毁尸体。他说，摘取的器官被卖掉了。
几天后，一名自称安妮（Annie）（当时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妇女声称，她的前夫，一名外科医生，在2003年至2005年之间，从苏家屯的法轮功修炼者那里摘取了数千个眼角膜。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尸体被火化。
2006年5月，人权活动家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桥高（David Kilgour），应“调查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联盟”（CIPFG）组织的要求，开始无偿调查彼得和安妮的指控。
2006年，中国政府声称每年进行10,000次器官移植。但是麦塔斯和桥高对此数字表示怀疑。麦塔斯说：“（在中国）保密和官方宣传的成分太多了。”然后他和桥高开始着手计算中国的实际移植数量，其中包括检查其器官移植基础设施：床位数，外科医生人数，医院容量和数量，移植等待时间，当前和已存档的医院网页，医院收入和科研设施等等。他们还收集了媒体报道和对卫生官员的采访。（许多报告后来已被删除。）他们发现，只有几家医院就很容易超过官方宣称的每年进行10,000例手术的数字，而实际数字更接近60,000例。
随着新医院的上马，这一数字在不断上升。2010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认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移植”。2013年，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一年内进行了4000例肝脏和肾脏移植。黄洁夫告诉《广州日报》，2012年，他一个人就做了500例肾脏和肝脏移植手术。
这些器官的来源一直不明。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直到2013年才开始运作。（中国人对器官捐献有一种文化不认同感，因为传统上认为人体必须被完整地安葬。）在上海，2013年8月21日，一位死去的器官捐献者进行了第一次捐献。然而，在上海有11个被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北京红十字会确认他们没有器官捐赠办公室，也没有安排一例器官捐赠。然而，北京市有20个当局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其中许多中心每年可以进行数千次移植手术。麦塔斯说：“器官似乎源源不断。这些数字根本对不上号。”
极短的等候时间
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最不寻常的方面之一就是等待时间极短。悉尼大学的老年医学专家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指出：“在大多数拥有自愿捐赠系统的国家，患者等待器官的时间很长，”，她也是全球“医生反对强迫器官活摘”组织的成员。在英国，肝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135天。在澳大利亚，需要肾脏的人需要等待五到七年。而在中国，等候时间可以只有短短的两周。在中国网站haodf.com上，即“好大夫”，一个在线聊天网站，患者可以交换对外科医生的评论，人们在谈论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器官。
到2000年代中期，器官移植已成为了中国的大生意，尤其是在军队医院，在那里这种手术产生了数百万美元的“灰色收入”。医院开始直接在网上宣传。2008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标榜以“低收费”提供“优质肾脏”，并称“因供应充足，患者等待时间短”。云南省昆明市肾脏病医院告诉潜在患者：“万一失败，我们将继续进行移植直到成功为止，并且不会为重复的手术收费。”2007年，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援助中心（CITNAC），一家位于中国东北沉阳的器官中间商，吹嘘“可以立即找到器官供体！”CITNAC主要针对外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俄罗斯人，并提供了综合价目表：肾脏移植，65,000美元；肝脏移植，130,000美元；心脏移植，价格从130,000美元到160,000美元不等。
外国人组团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开始流行：麦塔斯和桥高与来自东南亚的器官接受者进行了交谈，每个团里可以有多达9名患者同时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一个7人团里的所有患者同时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医院越大，外国人组团人数越多。“韩国伦理器官移植协会”主任黄浩金（Hwang Ho Kim）说：“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待了331名韩国人，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新客户。医院甚至支付了机票费用。”
麦塔斯的调查表明，如今在中国，约有28%的器官受体是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中间商获得的，这些中间商在中国是合法的。对于焦急的病人，中间商不仅提供便利，而且让患者安心。其中一些中间商，例如天津的Lovehandy Healthcare Service，提供门到门服务，在机场迎接患者，并在手术后将他们送回。该公司网站上说：“Lovehandy将一步一步指导患者。”“将提供在医院中陪同患者的助理/口译人员，以帮助您安排一切。”
随着对器官交易的关注的增加，中国器官中间商变得更加不透明，从在线商店转变为雅芳式的直销方式，过去的移植患者招募潜在新患者。悉尼大学的Fiatarone Singh指出，此类中间商服务的存在表明这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她说：“在正常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中，无论是通过医院还是通过中间商进行预订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器官库，那里有一大批被关押，并可以随时应要求而杀害的人。”
触角无处不在
中国当局的触角无处不在，甚至远在悉尼郊区的埃平，也就是刘金涛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一起的悉尼郊区。不久前，Tony就他在中国遭受的酷刑接受了SBS的采访。此后不久，当局保安人员来到了他母亲在山东省的家中。他说：“他们警告她告诉我不要讲话。”（Tony目前在存钱以将她带到澳大利亚。）
有一次，在Tony被关押期间，他遇到了一个被派去给他洗脑的岁数更大的人。该名男子是曾参加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Tony说：“他确实在天安门吃了苦。”“他看到有人遭到了枪击。”现在，他在那里告诉Tony要停止抗争，不要与当局作对。“他对我说，’要从学生的遭遇中吸取教训。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他们从努力中得到了什么？你认为你能实现什么？’”
Tony说，有时在中国，“最好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做。为了生存，你需要对现实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我问托尼是否害怕。
他说：“不会！他们才是害怕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试图掩盖一切，因为他们害怕真相（被曝光）。”
译文有删节，文内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阅读原文：
'Crimes against humanity'：is China killing political prisoners for their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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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1 04: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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