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洪信大权在握,工作不能说不努力。但他从未当过“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之间仍带着往日的“军阀作风”。巴盟流传着余洪信的几个段子。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970年7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大家越害怕,余洪信越肆无忌惮。
余洪信的长处就是带兵打仗,越难打的仗越显示他的能力,但部队却迟迟没有来替换他。虽说巴盟也算前线,但总不能让他指挥“锅碗瓢盆”啊,余洪信越来越焦躁不安。
他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余洪信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非法捆绑、扣押、打骂群众,强奸、污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6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告状信寄到了周恩来那里,余洪信铤而走险
余洪信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职,1966年7月他在63军任副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他是陕西人,和余洪信资历相当,余洪信提为副军长时,曹步墀也是副军长,只不过排在余洪信前面,余看不起他。但余洪信自知理亏,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上,余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余洪信表示没有意见。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
63军正副书记曹步墀、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63军副政委宋双来参加了这次常委会。宋双来回忆: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提高对错误的认识。
但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