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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瓷绘艺术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粉彩的开创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清代宫廷瓷器中最为名贵的瓷器品种,虽然烧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康熙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瓷器于康熙晚期创烧成功。康熙皇帝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科学,大量外国的艺术珍品得以进入中国,康熙帝立即被造型优美、色彩绚丽的珐琅器所深深吸引,它与康熙皇帝所推崇的富贵华丽、清新博大的皇家装饰效果相吻合,而且比当时宫廷中使用的斗彩、五彩瓷器更具表现力。
康熙蓝地珐琅彩缠枝花卉文字纹碗
因此,康熙皇帝遂命宫中巧匠尝试烧制,并试图将其移植到他钟爱的瓷器上。由于珐琅彩瓷借鉴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技法,在瓷胎上用各种不同的珐琅彩釉进行绘制,与施彩于铜胎上相差甚远。在瓷胎上绘制珐琅彩难度极大,装窑后也难以掌握烧成时间,以至于珐琅彩瓷的研制工作进展迟缓。
康熙皇帝遂又要求法国传教士回国邀请最优秀的画珐琅艺人进入清宫,经过长达近30年的试烧,珐琅彩瓷创烧成功,当时称为“瓷胎画珐琅”,也了却了康熙皇帝长达几十年的夙愿。康熙帝将其个人审美喜好与中国传统的图案纹样融入到瓷胎画珐琅的装饰之中,开创了珐琅彩中国化的先河。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
由于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尚处于初始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量借鉴了西方铜胎画珐琅的工艺和装饰手法,所以当时的瓷胎画珐琅带有强烈的西方装饰画特征。
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
康熙时期所用珐琅彩料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珐琅彩瓷器烧制尚处初创时期,彩料昂贵且品种稀少、工艺成本高、产量低,所以烧制不多。
康熙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莲纹瓶
由于康熙瓷胎画珐琅的彩绘效果胜于铜胎画珐琅,施彩较厚,所绘纹样有堆叠凸起之感,突出了图案的质感,因而逾受皇帝的青睐。 雍正珐琅彩瓷器
到雍正时期,瓷胎画珐琅已经发展至成熟阶段,装饰工艺明显中国化,类似国画风的白胎画珐琅独树一帜。此时除有少数采用色的瓷胎画珐琅装饰外,更多的是将精致的彩绘直接施加在洁白的瓷器釉面上,更好地突出了中国画斑斓的色彩与细腻的画风。
雍正黄地珐琅彩桃花纹杯
雍正黄地珐琅彩桃花纹杯
雍正皇帝励精图治,政治经济稳定发展,使康熙盛世得以延续,这也给珐琅彩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雍正帝对清宫造办处珐琅作极其重视,亲自督促珐琅彩瓷的烧制,他委派怡亲王主持珐琅彩的烧造工作,同时还选用制瓷能手唐英和精通工艺设计的郎中海望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并招集全国的高级画师和能工巧匠供职于宫廷。
清宫有关档案记载,雍正时期奉职于造办处提供画稿及画珐琅的有谈荣、邹文玉、焦国俞、唐岱、张琦、汤振基、贺金昆、宋三吉、吴士琦、邝丽南、余秀、周岳、戴恒等。清宫造办处、怡亲王府及圆明园造办处等三处都分别设立窑口烧制。
雍正珐琅彩送竹梅橄榄瓶
这个阶段的珐琅彩已经完全脱离了铜胎画珐琅的影响,而发展为追求瓷器本质的表现,装饰工艺也日趋中国风,寓意吉祥的中国传统纹饰较多地被运用,装饰工艺化繁为简,彩料种类繁多且富有变化,绘画技法或工笔、或写意、或平涂、或没骨,皴、擦、染、点等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无所不用,画面写意,相应匹配诗句,旁边配有印章,集诗、书、画于一体,与中国纸绢画渐趋一致。
珐琅彩瓷的烧制在雍正时期达到鼎盛,康熙时期的无釉素面白瓷胎得以改进,雍正时期珐琅彩瓷胎的质地更为洁白、轻薄。器型亦更为丰富,除了杯、碗、盘、碟等小型器外,还有茶壶和瓶等大件器型。形态圆润美观,色彩妩媚娇艳。
雍正珐琅彩梅花牡丹纹碗
雍正珐琅彩梅花牡丹纹碗
雍正珐琅彩得以迅速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康熙时的珐琅料全部依靠从国外进口,雍正时期,清宫对各种用途的珐琅彩器需求剧增,进口珐琅料供给远远不足。在这样的供需矛盾下,雍正六年二月(1728年),雍正帝下旨“试烧炼”珐琅料,雍正七年十一月一次就“炼得各色珐琅六十斤”,其生产效率之高,令人结舌。
国产珐琅料的试炼成功以及新增的色彩品种,使瓷胎画珐琅的画面内容大为丰富,纹饰题材也进一步增加,从而促使雍正年间的珐琅彩装饰艺术有了长足进步,无论产品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瓷胎画珐琅艺术走向巅峰。 雍正淡黄地珐琅彩兰石纹碗 雍正淡黄地珐琅彩兰石纹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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