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责北京隐瞒中共肺炎疫情 国际专家提六大方案

长期致力于起诉“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以色列律师尼特萨娜·达尔尚-莱特纳（Nitsana Darshan-Leitner）告诉福克斯新闻，虽然各国政府都具有豁免权，但是“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就像支持恐怖主义的论点（法律上可对此采取行动）一样”。

“一个政府若采取如此鲁莽漠视和疏忽的行为，并掩盖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流行病，可被追究法律责任。”达尔尚-莱特纳说。

“蓄意掩盖重大致命医疗危机的行为，不是主权国家或负有责任义务的领导人可以主张豁免权的行为。”

根据达尔尚-莱特纳的说法，如果某家医院或医疗用品公司或组织的人员，得知高度传染性疾病后仍故意掩盖并向公众隐瞒，那么他们将面临刑事和民事责任。某国政府若从事类似的行为，也应受到法律制裁。

“为何各国政府或地方政府应有所不同？中国（中共）签署了国际条约，并且负有国际法义务向外界通报该病毒，不能掩盖疫情”，尼特萨娜·达尔尚-莱特纳说，“试图掩盖疫情的中国（中共），应为此受到惩罚。”

诉讼已经开始。星期四（3月19日），佛罗里达州的伯曼法律集团（Berman Law Group）对中共政权提出了集体诉讼，控告其没有通报该疾病以及迅速采取遏制措施，从而制造了“巨型培养皿”。

“中国（中共）和其他被告明知COVID-19（中共病毒）是危险的，会引起大流行，但是它们的行动缓慢，视而不见，并且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掩盖疫情”，原告在诉状书写道，“被告的行为已经并将继续造成人身伤害、死亡和其它损害。”

英国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Hampton）3月发表研究报告表示，如果中共当局提早三个星期采取行动，将大幅降低这个病毒的全球扩散，病例数会减少95%。

位于纽约的戴蒙·麦卡锡律师事务所（Diamond McCarthy）国际争端专家兼合伙人朱利娅·阿比斯曼（Juliya Arbisman）指出，根据国际法尤其是贸易法的规定，国与国之间或者个人投资者要求某国赔偿的诉讼具有广泛的可能性。

她举例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禁止人们从事濒危物种的交易和食用，可以用来指控中共没有遵守公约。

有人认为，武汉海鲜批发市场是中共病毒的发源地，该市场将活畜市场与非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混在一起，为病毒从动物宿主跳跃到人类的创造了条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指出，中共在疫情初期压制8名“吹哨人”（武汉医生）的举动，“使得全球失去了两个月的应对时间”，从而加剧对国际的冲击。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称其为“人类史上最糟糕的掩盖事件之一”。

美国企业协会（AEI）国际法和国家安全专家伊凡娜·斯特拉德纳（Ivana Stradner）指出，《国际卫生条例》（IHR）要求成员国将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共延迟通报疫情违反了IHR。

斯特拉德纳认为，各国可以依据IHR，在国际法庭起诉中共。此外，她说：“中国（中共）的行为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该章授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说，中共必须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该公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麦塔斯认为，中共没有通报疫情，属于持有病毒的行为，违反该公约规定。

“如果美国认定中国（中共）的行为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推迟通报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美国可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麦塔斯说。

中共领导层及高级官员近期展开大外宣运动，试图推卸传播中共病毒责任，暗示这个种病毒由美军带进武汉。

对于中共此举，达尔尚-莱特纳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国际义务及国际习惯法的行为”，如果有证据显示中共高级官员掩盖事实，则可以在国际法院（ICJ）提起诉讼。

各国如果认为其它国家的作为使其遭受严重损失，并且寻求赔偿，可在国际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乔治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蒂特斯·尼科尔斯（Titus Nichols）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外国政府不会受到他国公民指控的影响，但是根据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规定，个别家庭有可能对中共政府提起诉讼。

“该法案是指控外国政府或其机构和措施提起诉讼的主要手段”，尼科尔斯说，但是即使打赢了官司，法官下达了经济赔偿命令，要从中共获得赔款也是一个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