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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经济走衰,北京手中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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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8 17:41: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朝野一直笃信一条,“信心就是生产力”,无论是遇到经济困境,还是发生天灾人祸,统计部门与宣传部门都很努力营造“曙光就在前头”的幻象。只有今年不同,政府工作报告甚至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从1994年中国首次将GDP增速列为政府工作目标以来,每年都列有GDP增长数值指标。这一不同寻常之举足以说明: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将会延续,中国政府对提振经济计穷力竭。

中国政府最拿手的经济刺激政策失灵

中国政府未设定GDP增长目标,是27年以来首次。《华尔街日报》认为,不设增长目标,乃因中国经历了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急于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这恐怕有点高估了中国领导人的耐心,早在今年2月疫情还很严重之时,习近平就要求按时复工,最后导致地方政府为完成复工任务下达指标,工厂被迫开机器空转。

我的看法是:就算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恐怕也无力回天。最近接受采访时,好几位记者都问:中国政府手中还有什么牌可打?我的回答是无牌可出。

有关中国经济讨论得最多的是:要不要重启“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这讨论其实多余,近三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放水,2018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逾180万亿元,较前一年增长8.4%。2019年仅12月一个月就新增人民币贷款1.14万亿元,略低于11940亿元的路透调查中值,但对经济几乎没起到什么刺激作用。

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主要是将资金密集投放铁路、公路、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如今无论是铁路、城市地铁、房地产,早就都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相关企业欠了巨额债务,再投进去,无非是增加过剩产能,继续增加政府、企业债务。

中国债务过高,是国际投资界非常关心的话题,几乎年年都被提起。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压力,中国年增长率6.3%创“27年新低”之后,303%的债务比重再度登上美国、英国、日本财经媒体的版面,评论者一致认为中国的债务存在极大的危险。

如此情境,再加大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保六”到“六保”,世界“经济引擎”变成保生存

今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去年的GDP“保六”变成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和“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所谓“六稳”是2018年就提出的治理经济之策,结果并不如意,就业、外贸、外资一样也没稳住,因此增加了“六保”。由于已经不再设GDP增长目标,“稳预期”就成了多余。

而细数“六保”,其中除基层运转这一项与政府管治有关,其余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关。将保基本生存当作国家大政,实际就是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不保。从2005年中共理论界三朝元老郑必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文《中国和平崛起》,欲与美国试比高,到今天只能保基本生存,其间十五年,如何走到这地步?值得写篇长文检讨。这里只丢个梗在这里,回到本节主题。

一场疫情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偏高这一弱点的短板全部暴露出来:“保就业”,乃因一旦失去海外订单,中国企业开工率不足,失业立刻剧增;“保基本民生”,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68%依靠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等三大主粮对外依赖极强,据2018年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2.3%左右(低于世界安全标准的90%),谷物自给率降到了95%左右,一遇到国际关系紧张,外汇储备缩水,粮食能源安全就成了必保项;所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业链讲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供应链谈的是原料、粮食、能源的国际供应链。食物、用电、燃气、交通(汽油)等都关系到民生;“保市场主体”就是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

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因对外依存度极高,无异于泥足巨人,一旦国际形势变化,就变得脆弱无比。疫情之前,中国欲扛经济全球化领军大旗;疫情当中,中国想领导世界抗疫;如今遇到各国外交孤立,一下就跌落到只求保基本生存。

中国正在失去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内需严重不足

不少国内网军都认为,中国有14亿人的内需可以提振。这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消费率多年持续走低的无知之言。

多年来,支持中国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内需当中,所谓内需最弱。内需弱,消费就难以提振,国民最终消费率就低。2019年的消费率高,相关部门报喜,也就57.8%,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7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乃因中国住房支出太高,挤压了其他消费。

以下为中国官方数据:2018年底,中国居民债务额达到45.9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了154.1%,债务额年均增长率达20.51%,可谓惊人。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仅增长42.5%,年均增长仅7.3%;同期GDP仅增长41.4%,年均增长不到7.2%。五年来,中国居民债务总额的增长以3倍于GDP和可支配收入的速度快速膨胀。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说过,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了房地产领域,大比例的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2018年的居民负债中,住房贷款超过56.1%。与住房相关的债务超过7成。畸高的家庭负债,不仅隐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严重挤压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企业开工率不足,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中国的失业问题将更严重,中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将随之下降,提振内需更为困难。

各国应该调整国内经济,降低对中国依赖程度

人类特性都是舍难求易,那些对中国产生严重经济依赖的国家,就算中国今年两会未设定GDP增长目标,也很难面对中国经济严重衰退这一现实。有些评论还非常忧虑,认为世界经济失去了发展引擎。少数对中国经济依赖过高的国家,过去一直不敢得罪中国,害怕受到惩罚。最近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一直不肯摒弃华为的英国,直到5月23日,才算是宣布弃用华为5G;日本首相安倍终于壮着胆子,公开指称病毒来自中国。以上这些,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定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面对国际交往受限”。

中国在过去10多年来,之所以被视为“世界经济引擎”,就在于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中共既能全世界购买能源、农产品,又能通过援助、捐款购买影响力(比如对非洲与世卫)。但正如我在《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风光难再》(2020年5月24日)一文中所谈,这笔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对美多年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每年贸易顺差的90%以上),二是位居对华投资第一的美资带去的,一旦美国抽走中国依靠的肩膀,中国顿时就失去了全球“买、买、买”的豪气。

过去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过高的澳大利亚、南韩、日本、德国等,在中国经济走旺之时,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不容易。现在中国经济走衰,想依赖也依赖不成之时,正好是调整本国经济结构的机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旦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程度降低,受到的政治要挟就会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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