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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治一乱的怪圈
专制统治，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乱世，就是整个社会完全崩溃，人们为了争夺食物和土地彼此屠杀。直到势力最强的一个集团征服所有对手，成为下一个皇帝。每次乱世，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减少，降低到了可以依靠现有土地生存的数量，从而开始新的“治世”。
事实上，每次建立新朝代，都是皇帝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新建立一套规章制度，以保障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
而且，也不是每个朝代都特别注重民生，而是主要依靠暴力维持统治，例如，秦朝，隋朝，西晋，以及元朝，剥削太甚的后果就是，统治的时间都不长。
西晋时候，司马炎在初期还比较注重民生，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耽于享乐，将上万美女置于宫中。在他荒淫无度的影响下，西晋的奢靡之风盛行，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即便放到今天也让人咋舌。
多数朝代的初期，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国力往往能迅速恢复。历代初期，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大臣，通常是具有真才实学，对于治理国家也能发挥很大作用。
除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拥有肥沃的土地。
在历史书籍中，人们认为神农氏教导了人们种植五谷，豢养家畜，并创立了中医草药。现在看来，神农氏应该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人物。但是，这种归功于某个人的解释忽视了自然条件，无法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少部分地区处于热带，气候适宜，有适合耕种的肥沃的广袤平原。此外，中国也是世界上动植物种类，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使先天优势得中国成为人类早期发展很快的国家。
“中国在不晚于公元前7500年就已经驯化了粮食作物-稻和黍，以及动物-猪，蚕”。①
稻和黍，能够提供丰富的蛋白质。猪在提供营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蚕丝可以编织衣服。这些优厚的自然条件，使得早期的居民能够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源。牛，马的驯化，青铜器，铁器的出现，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和农具。
从权力角度看，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是一种互为利害的统一体。
天下的所有权是皇帝的，官员们只拿俸禄。皇帝虽然也需要不断剥削百姓来应付日渐增加的开支，但往往希望江山稳固，于是要约束官员们遵从旨意。但是官员没有所有权，只有管理权，与皇帝根本利益不一致，自然有动力把皇帝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有机可乘时，甚至要把江山也要夺过来。
皇帝治理天下，又离不开官僚集团，但不得不提防官僚集团贪污属于自己的钱，或者谋反篡位。当皇帝占据优势时（通常是历朝历代的早期），对官僚也比较苛刻。典型的证明就是俸禄通常定的很低。有的朝代，官员俸禄甚至难以满足其生活需求。
皇帝的严格控制下，官僚集团比较难以形成朋党势力，贪污腐败的规模也能控制在较小的程度。但是，哪个朝代都不能保证历任皇帝均能胜任，当某个皇帝不能有效控制官僚集团，
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P84
官员就会互相勾结，结成朋党势力来对抗皇权，便于贪污腐败，既要搜刮百姓，又要搜刮皇帝，即所谓的欺下瞒上，中饱私囊。
除了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微妙关系外，统治者集团人口膨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历代初期，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开国功臣，人数不多，消耗的资源较少。但是，经过几代世袭，这些人的数量就呈几何级的增长，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优待朱氏子孙。
虽然历朝的官员数量并不多，比较稳定。但是，除了官员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吏。官员离不开吏的辅助。这些人的开销也都需要官员来承担。因此，官员不得不想办法敛财，来供养这些吏，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
对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百姓而言，在专制高压下，任何反抗的力量都显得过于弱小。既然无力改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入官僚集团。即使不能分得一杯羹，至少也要依附某个政治靠山，即使做白员，也比在官僚体系外受剥削强。于是，人们都是想方设法参加科举，捐功名，乃至净身入宫，总之要拼命挤进体制内，摆脱被统治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通过分家的方式，历代土地集中现象并不明显，大体上比较稳定。土地属于私人，也有地契。但是，这种保障只是表面现象。为了维持体制内日渐庞大的开支，统治者只能不断加大对体制外剥削的强度。皇帝和官吏有无数办法进行搜刮，往往巧立名目，逐渐将土地的大部分收益拿走。总之是花样百出，巧取豪夺。
而且，粮食增产的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加上天灾人祸等因素，导致百姓的生活总是越来越贫困，进而通过逃亡、盗抢、甚至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无论是维持特务机构，还是镇压起义，都需要大笔经费。朝廷为了筹集镇压经费而只能加强剥削，而百姓为抵制剥削也只能加强反抗，最终陷入这种镇压与反抗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资源逐渐消耗殆尽。
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历朝百姓，都是从零星反抗逐渐发展为大规模反抗，最后汇聚成革命的洪流。
为了巩固政权，皇帝只能越来越多地将权力下放给官僚集团来完成任务，比如任命武将镇压叛乱，或者进行土地改革，税法改革等。官员自然更是趁机虚报军费，截留税款等等，把自己也弄得盆满钵满。很多时候，皇帝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随着百姓越来越贫穷，从百姓那攫取钱财越来越艰难，也就需要更加心狠手辣的人来完成任务。这也就是为何每个朝代越到中后期，越出现大奸臣的原因。正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选拔机制，将这样的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皇帝也总想要夺回权力，由此上演了各种政治斗争。在手中可调动资源较多时，皇帝往往可以达到目的。
由于镇压与反抗的循环加强，皇帝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维持政权，镇压反抗，逐渐耗尽。因此，权力和财富总是逐渐向官僚集团转移。
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土地，一些皇帝试图通过改革，从官僚集团夺回财富，分配一部分给百姓，皇帝不希望百姓无以为生而失去江山。官僚集团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将成本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这种改革总是进一步强化对百姓的剥削，反而恶化形势，归于失败。
一旦手中的资源枯竭（如无力供养军队），皇帝很难再扭转，实际上失去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从此，官僚集团就成为社会主导势力，逐步将皇帝和百姓的财富统统掏空。整个社会就这么靠惯性维系着，直到某种力量（如自然灾难，政治斗争，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打破这种状态，社会就立刻崩溃，进入乱世。
人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总是将王朝覆灭归咎于这些力量。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崩溃，无力应对危机的缘故。不妨以清朝为例。
直到乾隆早期，历代皇帝对官僚集团控制得都相当成功。但是，乾隆在晚年为个人享乐而倚重善于理财的和珅。和珅发明了“议罪银”来满足乾隆庞大的支出，官员犯罪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获得赦免。官员们还向乾隆进献各种奇珍异宝来讨皇帝的欢心。这就导致整个官僚集团迅速陷入腐败。
嘉庆继位后，希望杀和珅以儆效尤，重新控制官僚集团，但是很快发现，杀头已经起不到作用，官僚集团已经失控。
镇压白莲教，耗尽了皇帝手中的最后一点力量。嘉庆无计可施，只好采取遵守祖训，采取以身作则的“守成”策略，进行思想教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节衣缩食，厉行节约。然而，这种勤勉就是空转，只能告慰祖先自己已经尽力。
道光时期，官僚集团不受控制的迹象更加明显。皇帝禁止鸦片流入的命令在官僚集团的抵制下形同虚设。禁令越严格，官员们索贿越高，鸦片商人需要支付名目繁多的陋规。皇上问的紧了，就随便交几箱鸦片敷衍一下。因此，几十年间，鸦片反而越来越禁越多。
对鸦片的危害，林则徐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这戳到了道光的痛处，他感到江山要不保，于是痛下决心支持林则徐禁烟。但是，形势的发展显然不是林则徐所能控制的。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道光又责备林则徐办事不力，发配新疆。因为，此刻的皇帝已经不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了。这也就注定了林则徐出力不讨好的悲剧。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朝廷更是无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汉族地主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显然，这种不受朝廷控制的的军队是危险的，咸丰皇帝为此考虑了很久。曾国藩成功镇压天平天国，使清朝的统治又多维持了几十年。但是，清廷的权力从此转移到了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员手中。
慈禧太后也曾一度想收回权力。她将曾国藩调离，安排马新贻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上任仅两年后，马新怡便遇刺身亡。层层护卫之下，刺客却只有一个人，这不能不让人觉得蹊跷。慈禧太后怀疑地方上报的审理结果，委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前去审理。经过审理，郑敦谨维持了此前的结论，没有回京复命，直接辞职回家养老。显然，这里面的水太深，若再牵扯进去，性命难保。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自然清楚无法再深究，只得任命曾国藩再度出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凭借新军成为实权人物。溥仪的父亲担任摄政王后，也曾试图夺回权力，终归无力回天。当袁世凯与孙中山达成一致，接受共和之后，皇帝失去了所有支持，只能宣布退位。
历史证明，一旦社会崩溃，皇帝倒台，官僚集团也往往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根据明朝人赵士锦《甲申纪事》，李自成进京前，明朝国库存银不足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查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数。其他官员也是不遑多让，社会财富大都落入官僚集团囊中。
连皇帝家的国库都被掏空成这样，处于体制外无权无势的草民，其生存之难，可想而知。
但是，讽刺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却发现了崇祯皇帝的私房钱，据记载，有白银3700多万锭，黄金1000多万锭。崇祯舍不得动用自己的私房钱来抗击起义军，而是希望大臣们带头捐款，显然，他知道大臣们贪了很多，可能想趁机让大臣们出点血。而大臣们也不傻，既然皇帝那么多私房钱都舍不得拿出来，凭什么让我们割肉呢。更何况江山是你皇帝的，又不是我们的。大不了我们再服侍一位新皇帝，只要能保住财产就行。这真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因此，大臣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捐一点。
现在看来，即便崇祯拿出私房钱，也大多会被官僚集团贪污克扣，实际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整个官僚集团已经烂透了。崇祯皇帝知道，光凭自己的私房钱支持不了多久，所以才让官员们一起捐款。他也曾想迁都，但自己抹不开面子张口，大臣们也没人提议。显然，大家都明白，谁主张迁都，谁就得留下来替皇帝去送死。即便像袁崇焕那么忠心，还不是被凌迟处死吗？为这样的皇帝牺牲有什么意义呢？皇帝已经让大臣们寒了心。
显然，崇祯自己不这么认为，他硬说自己非亡国之君，把罪过都推到大臣身上，实在是可笑。
李自成是流寇，没有稳定的根据地。进京后，开始也是严格约束部下，禁止劫掠百姓。但是，形势不由人。几十万军队，消耗大量粮草，由于没有财政来源，解决口粮就成了头等难题。财富大都集中在官僚富户手中，他们依然采取对付皇帝的办法，只象征性地进献一点，希望以此保住财产。但是，这点钱远远不够养活庞大的军队，更没有时间做思想工作了，李自成只能采取强硬措施，对这些大臣富户严刑拷打，逼交财产。如此一来，再也无法约束其他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也趁机劫掠，导致失去百姓的支持。吴三桂权衡利弊，决定引清兵入关。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皇帝依靠官僚集团进行专制，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模式决定了双方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遭遇困境时不可能同心协力。这也是清朝洋务运动失败的政治根源。
当专制制度日久，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即便想改革也往往无济于事。
我们不妨以明末来分析一下。明末李自成原本是驿站的驿卒，在崇祯皇帝精简机构的浪潮中下岗，因欠债还不上被债主逼债，杀死债主，妻子又与人私通，李自成一怒之下杀人，从此走上造反的道路。
从崇祯皇帝的角度看来，驿站制度弊端很多，有改革必要。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即驿卒失业后怎么生存的问题。也许在皇帝看来，有力气都能找份工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把驿站工作比喻为体制内，那么体制外人其实受到严重的剥削，生存十分艰难。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每次改革都不得不依赖官僚体系，而官员们就趁改革之机大肆搜刮，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现象。机构精简，实际上把习惯于附着体制内生活，缺乏体制外生活能力的人推向了生存困境。而坏政府，同时又无力提供失业保障。因此，看起来貌似合理的改革，在实际执行时不仅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更大的副作用。
建国后几次精简机构的努力，也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每次精简，在中央的严厉要求下暂时裁撤一些人员，以求达到标准，但是，这种职位的存在有着现实的利益，精简风过后，由于信息不透明，一个职位往往引来好几个关系户，官员们各显神通，纷纷借机收取钱财，替人安排工作。敢给主管者打招呼的官员，来头都不小，主管轻易得罪不起，而且主管也会得到相应的好处。
如果某位打招呼的官员遭到拒绝，就算将钱退给求职人，也会给人留下没有办事能力的口实。官场恰恰最看重某人的就是获取职位的能力。这就等于宣告自己没有利用价值，不仅无法敛财，更重要的是再不会有追随者，无法编制关系网了。因此，拒绝打招呼的官员，肯定会得罪人。对主管来说，坚持原则并没有额外的好处，多安排几个人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还能够收获一份人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每次机构精简过后，都比以前更加臃肿。
执法机构离不开这种临时工。因为这些执法机构经常进行乱收费，乱罚款的勾当。但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辛苦，而且有一定风险。例如遭人举报或者报复。把这些工作交给临时工完成，一旦出事就解雇临时工，从而规避了风险。临时工的工资，从收费中拨出一部分就可以解决。而对于临时工来说，在体制外寻找体面些的工作并不容易。这种工作收入稳定，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完成罚款指标就能胜任，比当农民工，或者到处被人罚款强多了。
最近一次大部制改革，只是把机构在名义上合并到一起，级别不变，人员结构不变。简而言之，就是换个马甲。
不要感到失望，其实也只能这样了。
1.6 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并不是导致中国社会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但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假设人口维持恒定，各种因素，仍然会最后导致政权崩溃。
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处于封闭环境下的日本，似乎也有理由面临人口问题。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此，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这缘于日本人恪守“各守本分”的自律。
“就象武士一样，农民不得不控制家庭规模。整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总人数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数字。就一个亚洲国家来说，在长期的和平时代，停滞的人口数字足以说明很多有关这一政权的事实。”①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P77-78
可见，即便几百年间保持了人口数量大体不变，德川幕府仍然没能解决权力问题，最终难逃被推翻的命运。
当时的日本是封建国家，与中国相比，对百姓的剥削程度要轻的多，也没有灭绝性的大屠杀。受到压迫时，农民可以请愿，甚至发动起义，向幕府将军控诉大名，愿望通常会得到满足。起义首领将被照例处死，但会得到农民的供奉。
在中国，失控的人口增长与恐怖专制，就像两股浪潮，一旦在乱世汇聚，就形成滔天巨浪，上演大规模的人口灭绝。
因此，导致中国落后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国人的生存模式。
我们这里主要分析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
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生男孩来传宗接代。生养男孩，绝不仅仅是因为要遵循孔子的话，孔子的话，只不过给人们的生男孩行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因而备受推崇。
中国人是很功利的，谁的话对自己有利就听谁的。就像求神拜佛一样，谁灵验就拜谁。如果对自己不利，百姓也不会因为政府鼓励而多生育。就算那时没有避孕措施，也可以在出生后杀死男婴。
实际上，多生男孩，对于社会各方都有现实的利益。这只是统治者从文化角度来强化百姓生男孩思想意识的方法，而百姓也认为对自己有利，因而乐于接受。反过来说，如果孔子的儒家学说不能照顾统治者的利益，是不可能被独尊的，至少也会被篡改，就像董仲舒阐述三纲五常一样进行“理论创新”，以迎合统治者需要。
在婚姻方面，中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为了解决土地分配与继承问题，当时采取的是嫡庶长幼的方法。妻的地位比妾要高，妻子生的孩子，叫嫡出。妾生的孩子，叫庶出。在继承权世袭爵位上，只有嫡长子优先继承，然后是嫡次子，嫡三子的顺序。如果嫡系没有男性，庶出的儿子才有机会继承。在土地继承上，通常采取分家的办法，也是根据儿子的数量进行分配。而女儿，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没有继承权的。这种分配方法，必然会导致重男轻女的后果。
为了保证老有所养，人们势必愿意养育后代。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中国喜欢男孩，杀害女婴的传统。基督教极力反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因此，大约在公元五世纪起，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废除了杀婴的传统。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杀婴的传统都一直存在。只不过，由于技术的进步而稍稍改变形式。通过超声波检查确定性别，如果是女孩，就去做引产。
普通百姓养不起三妻四妾，能娶到老婆就不错了。但生育男孩的好处也是多方面的。
男孩务农，能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如果男孩比较聪颖，还有机会读书做官，而女孩则没有这么多的优势。此外，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势利的。如果某家没有男孩，则比较容易受欺负。这种现状，在今天的很多农村，依然存在。谁家男孩越多，就越没有人
①：
敢欺负。俗话说，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只要是能养的起，人们就愿意更多的生育男孩，这样，对生存保障就越有利。这也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仍无法阻止超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人们已经不再一生固守一块土地。随着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男女比例失调。男孩结婚费用水涨船高，很多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面临娶妻难。而且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更好的生活，进入城市谋生。那些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生活费用的父母，只能成为留守老人。养儿防老的策略，在现实中遭遇失败。而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仍然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如果政府能早日承担起养老保障的责任，人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英国，很早就注重解决救济问题。
“1572年和1576年的法案，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得到充分的安置，直到16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当时因害怕骚乱、以及忽略穷人所引起的种种不安，议会迅速地通过《1598年济贫法》(Poor Law of 1598)， 1601年在做了微小的改动后重新颁布，支配着济贫工作长达250年。”（克莱顿等，英国史，P366）
对政府来说，百姓多生孩子，也就无须承担建立养老机构的费用。中国从古代到清朝，也只有宋朝曾大力发展过官办的养老机构。元朝是把百姓当奴隶对待的，根本谈不上养老。明朝和清朝都采取了家庭养老为主，家族养老为辅的模式。只要对比今天的现状，我们就会知道，兴办养老机构需要巨额的花费。显然，统治者们更乐于把这些钱用于自己的消费上。有限的养老机构，只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最近，更开始修建超豪华养老院，显然，普通百姓根本住不上。
而且，多生男孩，能够保证更多的劳动力来服徭役和兵源。这两项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充足的兵源，才能保证政权的安全。有的朝代征兵困难，地方官员甚至逼迫百姓分家，从而完成征兵的任务。因此，每个朝代都鼓励多生育，甚至立法让百姓早早结婚。
在皇权时代，人们看不到多年以后人口多到爆炸的恶果。或者说，即便能预见到，也更倾向于攫取眼前的利益。那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人口问题，而是认为土地问题。于是，当人口越来越多，多到难以养活的程度，就寄希望于平分土地来解决问题。显然，土地问题只是表象，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计划生育虽然禁止生育，却不解决养老问题。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增长，却导致诸多的副作用，人们为解决养老等问题依然选择超生。根源在于中国人解决养老，劳动力等问题的方法。
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甚至局部的武装斗争，都不能影响全国，比如赵匡胤建立宋朝，明朝朱隶篡位，政权很快完成更替，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社会。而且，中国土地肥沃，只要社会安定，没有大的天灾，粮食产量增长很快，因此，人口增加也比较迅速。但是，粮食增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因此，每个朝代的后期，人口问题都很棘手。而关键就落在土地的分配上，土地又主要掌握在皇室家族和地方豪族手中。所以，中国历来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它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和政权的稳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百姓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就是移民，很正确，局部地区面临食不果腹的困境时，农民们就开始向外迁徙，俗称“逃荒”。这个现象，在清朝中晚期尤其明显，由于地少人多，从山东等地区向东北三省移民有长达百年的历史。然而，一旦遇到连续的灾害导致全国范围的饥荒，农民们无处可逃时，就沦为流民，甚至落草为寇，中国社会就会渐渐进入“乱世”。
朱元璋对朱氏子孙格外优待。为了防止子孙造反，他规定，皇族子弟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离开封地，并按照家庭人口数目来提供生活费用。于是，皇族子弟们努力在家生孩子，给朝廷造成越来越重的负担。
“皇家档案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永乐年间增加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万多人。这还仅仅是高级皇族的数目，不包括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氏子孙已近百万，其结果就是，各地的财政收入，已经根本无力供养本省皇族。”①
①：陈梧桐：洪武大帝大传
当农民们走投无路被逼造反，也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李自成每攻克城池，就大肆杀戮朱氏子孙。
最后，我们不妨看一下掌握最高权力的德川家将军的情况。
“将军的菜谱很少变更，主食是米饭，副食包括三菜一汤，三菜包括烤鱼（日语称“烧鱼”），香物（就是渍菜）和炖煮蔬菜（野菜煮），再有就是汤了。特殊时候也不过加两个菜而已。更有趣的是妻妾。将军要“幸”某个宫女，要先履行手续，先调到自己身边当贴身女官，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只有生育孩子，才能分得单独住宅，否则就要和其他人住集体宿舍，还得参加劳动。以荒淫著称的德川家齐，一生有妻妾40名。其中16名侧室，24名长工。（这24名长工就是未生育孩子的女性。” ①
这种生活水平，别说是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可能连中国的一个大臣也不如。中国的统治者是过着怎样穷奢极欲的生活！
①：萨苏“可怜的将军”
1.7 村民自治-独木难支
中国开展村级直选试点，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那么，这种模式能否实现向普选的过渡呢？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情况。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日本的村庄已经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民主自治，在德川统治时期已经集体聚会推举长老与大名打交道，村民都有投票权。
羽仁五郎说：
“南北朝（13世纪）起，逐渐形成农民自治组织，发生重大事件时，农民们来到神社处集合，商讨应付办法，久之，这种集会便定期召开，做出决议共同行动。15世纪后，逐渐形成包含几个甚至十几个自然村的组织，应仁之乱后，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町民自治，代表性的城市是‘堺’。15世纪末产生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叶，这种议会成员达36人。每月由其中三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 它证明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的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 ①
这段文字，意义重大。它清楚的表明，日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备民主倾向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是真正的集体参与，与中国依靠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专制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尽管这种自治形式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却并没有壮大到足够取代幕府势力，甚至也没有能力形成强有力的自我保护。
对于个中原因，坂本太郎说：
“因为村吏都是从农民中选举出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具有很强的自治色彩；不过君临其上的政治势力却更加强大有力，所以村吏并不一定经常代表一般村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往往作为统治者的走狗去压迫村民。而且因为领主优待他们，准许他们称姓带刀，赐予他们有家徽的礼服等，所以他们也就越发以统治者自居，有的甚至向村民征收额外的年贡，中饱私囊。这正是所以形容农民的贫困时所说的‘煮豆燃豆萁’，因此农民起义中往往有的将矛头指向村吏，或是牵涉到他们头上。”②
不难看出，这种村级自治，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有限。
实际上，在民主思想如此低的条件下，中国的村级直选，在民主程度上还远远不如日本。与日本自发的村民自治不同，中国的村级选举时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对统治者而言是可控的，搞个几百年都不会对政权形成实质性的威胁，确实很适合用来做做样子，堵堵自由派的嘴，迎合一下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其实一直在原地。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印证农村基层选举的混乱。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了投票权，也不一定会按照人们设想的那样去行使权力。实际情况往往是，要么是以家族关系拉选票，要么就是贿选，即实力雄厚的候选人通过吃请，甚至干脆现金的形式购买选票。有的候选人就是上一级政府内定，也很普遍。2016年松原某村主任托人贿选，一手给票一手给钱。从百姓的角度看来，他们不相信村主任选举时的承诺，因为村民根本无力制约村主任，无法将其罢免。百姓对此心知肚明，既然每个村主任上台都是一样的弄钱，索性还不如先得点实惠。
①：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三联书店，1958年
②：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P324-325
在政府的强势面前，竞选村主任注定流于形式。每位当选的主任都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否则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在某些地方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村主任确实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但是上级政府不认可，于是设置各种障碍，甚至指示现任村委会拒不移交公章和账簿，导致当选者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一旦人们的民主意识觉醒，团结起来保护权益，必然与现实发生冲突。比如广东乌坎村的事件。村民们激烈反抗官府操控的原村委会，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在省政府高层的过问下，查实了原村委会领导的犯罪事实，村民依法选举出了新任村支书林祖恋，并在其带领下要求政府彻底解决遗留问题。这种要求已经大大超出了政府能忍耐的范畴。显然，一旦满足村民要求，必然导致当地一批官员落马，在官场产生震荡，而且为其他村做出榜样，必将导致基层的形势失控。官方采取了强硬手段镇压，在2016年，政府突然逮捕林祖恋，并迫使其在电视上认贪污罪。这也是赤裸裸的迫害了。如果电视台都可以判案，还要法院干什么呢。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国内遭到禁止，人们只能从境外媒体得知一些消息。从当时流传出的一些照片看，村里进驻了大批武警，但是村民们确实非常团结。
简而言之，单纯实行村民自治并不能实现民主政治，而必须同时进行全方位的努力，包括思想启蒙，宗教自由，法律建设等等。
但是，这种村级自治，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锻炼百姓的结社能力，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明治时期日本民众的民主水平如何呢？
“1873年至1881年的九年间，掀起了305次农民起义。。。起义群众既不烧人民房屋，也不伤人；而对凡带官家名义的场所则一定捣毁烧掉。。。他（大久保利通）建议政府降低地税。。。1877年1月4日，明治政府决定将地税率从地价的3%降低为2.5%，其附加税从1/3降低到1/5。”①
只针对官府，绝不伤及无辜，这表明群众有非常高的契约精神，严格遵守起义前的规定，而不是阳奉阴违，更没有浑水摸鱼。如果农民们缺少高度的纪律性，即使组织者再努力，在那种群体情绪高昂的情况下，也实在难以约束。
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日本的村民自治已经非常成熟。
“日本近代公民政府从官方来说，已经确认了市、町和村的地方行政机构。被选出来的‘长老’再选择一个能承担责任的首领，由他来作为社区的代表，来处理所有与国家相关的事宜，而国家是由中央政府和府县公署来代表的…
在20世纪20年代，那时日本已经有了国家政治党派，尽管当时在很多国家‘党派’意味着随任期而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交替，但是在日本，地方管理体系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依旧是地方上的长老直接领导，他们对整个社区发挥着作用…
因为大多数民事纠纷依旧是通过仲裁以及仲裁以及中间人来解决，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对地方行政事务影响甚少。”②：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P97-98
日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基层民主可以实现，前提是打破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制，但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实践，人们需要时间去学习和平衡利益纠纷。与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相比，这种日本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更具可行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中国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这种代表很难完全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确保代表受到监督，在不胜任时能够被选民投票撤换，也是至关重要的。
反观中国，别说烧杀掳掠的义和团，即便到了2012年，那场所谓的爱国游行中，“理性爱国”的声音也埋没在打砸抢烧之中。与1873年的日本群众相比，其中差距，何止139年！
这种水平，仍停留在暴民的阶段，还远远算不上有能力全民公投的公民。这并不是说
①：吴廷璆：日本史，P421，P425
中国不应该进行选举，而是要清醒的认识到，走向民主的困难无比艰巨，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即便那时的日本，也还是没有能避免军国主义，最后依赖美国的帮助才实现民主。中国有什么自信能超过日本？在苏联的“帮助”下，走进专制的中国，离实现民主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可以一个筋斗云就翻过去，但无数像二师兄这样的人，除了闯过九九八十一难，还能怎么办呢？不仅好吃懒做，还贪财好色，不想出力，只想捞好处，遇到点困难就嚷嚷着散伙，为了点赏金可以出卖任何人。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
而斗士们要解救的，偏偏是这样一群人！甚至会怀疑是否值得拯救。
无论做斗佛，还是做斗士，如果没有巨大的献身精神，实在很难坚持下去。
1.8 共产党的夺权之路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争论颇多。显然，共产党的成功取得政权，有着复杂的多重因素。随着更多资料可供研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会不断加深。
孙中山，多年来东奔西走，但是苦于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无论是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还是会党，都不足够强大，而各派军阀，又不会真正听从孙中山的领导。孙中山策划的起义，力量弱小，屡遭失败。他多次海外寻求支持，但是始终没能成功。直到苏联的介入，给予其支持，才具备了争夺政权的实力。支持的条件，就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斯大林的野心要大得多。斯大林表面上是与国民党亲密合作，实际上却是要控制和分化中国，建立完全接受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挑起战火，分散其他国家对苏联的压力。苏联对周边国家采取的都是这种控制政策，从而建立了所谓的“共产主义阵营”。
蒋介石识破共产党人夺取权力的阴谋，进行严厉镇压，共产党活动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
蒋介石统一中国，使得中国不仅结束了军阀混战，也同时具备了向民主国家转化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条件。首先，就是美国等自由国家的支持。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就是最好的证明，无须赘述。其次，就是内部力量的平衡。国内的政党和军事集团的存在，使得力量多元化，而统一，又完成了军队国家化，因此具备了各种政治势力在统一的前提下和平博弈的条件。
然而，西安事变改变了一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已经被证明非常正确。但是，无论是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其他参加12.9游行的青年学生们，认不清共产主义的危害，根本无法理解蒋介石的策略。张学良是一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而皇姑屯事件，将无法挑起重担的张学良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不得不说，这也是家天下传统的弊病。因此，与其批评张学良，不如反思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在晚年，张学良承认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达，而非蒋介石。在大陆的历史教材中，出于维护张学良和打击蒋介石形象的需要，依旧把过错推到蒋介石身上。从一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决定兵谏，到最后释放蒋介石，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张学良被周恩来玩弄于鼓掌之中，完全被利用了。当他看清了共产党两面三刀的真面目后，大错已经铸成，无法挽回，这才做出唯一正确的决定，就是义无反顾地跟随蒋介石回了南京。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主导了事件的进程，人们对于是否杀掉蒋介石各执己见，他的意见成了最终决定，即和平解决，使红军避免被消灭，有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而蒋介石在释放后，确实履行了抗日的承诺。对于张学良，也只是囚禁而已。对比毛泽东反复无常，蒋介石信守承诺，让人钦佩。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为专制制度造成的落后而付出的。中国军人英勇抗战的精神，值得敬仰。蒋介石坚持正确抗战策略，在复杂的形势下，不仅与日本以及其代理汪精卫斗争，也与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斗智斗勇。
抗战主要由蒋介石领导的正规军完成，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宣传，党媒不得不让步，认为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敌后战场是共产党。这显然仍不符合史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国共的重庆谈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亲自调停。但是，毛泽东很害怕这是一场“鸿门宴”，担心有去无回，不愿前往。斯大林再三催促，最后，毛泽东抓住美国人重信用的心理，要求当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全程陪同。这似乎是中国距离民主最近的一次，当年的百姓以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实际上又受到了蒙蔽而已。
在总结国民党为何失败的原因上，人们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是腐败，有人认为是抗战损失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力量，有人认为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还有人认为是多年抗战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历朝历代的各种问题都很严重，但只要有足够的财源和兵源，都能镇压农民起义。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起到关键因素的就是苏联的支持。虽然建立了根据地，但是，如果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是无法胜利的。所谓的“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上，国共内战，变成了共产党出人，苏联出武器与国民党争战的模式。这与后来抗美援越，抗美援朝如出一辙。在苏联的援助下，共产党武装力量迅速扩大。以当时苏联之强大，国民党当然无力抵挡。1948年，美国虽然批准给予国民党5.7亿美元财政援助（其中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但是直到淮海战役开战，第一批军火才运到。相比之下，仅仅北朝鲜就曾援助共产党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高华，革命年代，P355）即便如此，双方在东北还是经过两年多的战争，直到1948年的辽沈战役结束，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在东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联合国军付出巨大伤亡，也只能重新打回三八线。在越南战争中，美国花了十年时间，以牺牲数万人的代价仍然失败。在苏联支持的背景下，仅仅凭国民党军队已经无法取胜，如果美国派兵介入中国内战，很可能将以伤亡百万美军为代价。
即便美国加强捐助，也会陷入与苏联长期对峙的局面，必然累及经济发展，没有理由牺牲美国的利益来帮助中国。以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再说，二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已经回归和平生活。中国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因此，宋美龄第二次访美寻求援助，只能无功而返。
在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欺没有真实履行约定。出兵东北后，苏军拒绝向国民党移交政权，而是等共产党干部化妆进入东北后，交给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大批的军火物资。苏军在东北掠夺工业设备，大肆强奸妇女，给东北造成严重的伤害。共产党松花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在制止苏军抢劫时，被苏军士兵从背后开枪打死，结果苏联告诉中方，找不到人，就此不了了之。连军区副司令都被杀，平民百姓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建立了与苏联边境的直接联系，各种支援源源不断的运入中国境内，使得共产党军队迅速扩张。甚至当共产党军队作战不利时，可以撤退到北朝鲜境内，修整后再到回中国，而国民党军队则无法追击。这不也是变相的支援吗，而且是危急时刻极其重要的支援。
胡适在《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整个过程，他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及了写作的动机，他说：
“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第一个大转捩是西安事变，斯大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此举决定了抗日的战争，保全了红军，并且给了红军无限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大转捩是耶尔达（Yalta今译雅尔塔）的密约。斯大林骗了罗斯福，抢得满洲、朝鲜；使红军有个与苏俄接壤并且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耶尔达密约”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
大陆，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一句都是洗脑的谎言。共产党既没有领导八年抗战，又没有实现民主；既没有一心为人民，也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是从一个专制走向了另一个专制。
三反五反，私企国有化，反右斗争等一些列的运动，摧毁了所有对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的力量。
1.9 新时代的权力之争
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绝对权力压制人们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来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死后，这种压力一下子消失了。人心思安，百姓盼望着过上富裕生活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显然应该停止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以同意邓小平复出为条件，换取了军队对他的支持。但是，华国锋有两个明显的弱点。第一，他仍然强调两个凡是的方针，没能及时将重心转到经济发展上来。第二，就是他没有嫡系的政治势力，并未真正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因此，当他的表现不能让实权派们满意时，就只能黯然下台。
这就不能不提及林彪。当年林彪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遭到毛泽东的猜忌与打压，二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林彪决定出走，结果机毁人亡。即使林彪像华国锋一样做老实人，不培植嫡系势力，就算顺利继位，也难逃与华国锋一样的结局。
邓小平掌权后，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实际上，就是专制社会的有限开放。对于一些对政权稳定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比较彻底。但是对于关系政权稳定的行业，比如传媒，教育，航空，电信，金融等行业，依然官方垄断，短期内也没有开放的可能。
即使是有限的开放，也仍然极大释放了经济活力，中国人贫穷的太久了，非常渴望富裕。但是，没有保护人权和产权，导致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能是粗放型的。以这种模式发展的国家，最后都无一例外陷入中产阶级陷阱。
私营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只能在国企和税收的双重压力下奋力求生。2009年，民营企业500强去年税后净利润达到了2179.52亿元，但这样的利润规模，却不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两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两家巨型企业200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而私营企业，却吸纳了约90%的劳动力就业。
在政治领域，文革刚刚结束，政治斗争中的既得利益者显然不希望在改革开放中失去权势，他们团结在陈云周围，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双巨头政治格局，即陈云有建议权，邓小平有决定权。
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比较宽容的分权。李先念和杨尚昆先后担任国家主席。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担任最重要的军委主席。陈云则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胡耀邦与赵紫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行政治改革。当政治改革触动左派的利益时，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终于在1989年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天安门事件。赵紫阳从此被软禁，直到去世。他和胡耀邦一样，都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与怀念。每年的忌日，总有群众自发到他的故居去悼念。
这次政治斗争的影响巨大，在这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期，这样就暂时减小了改革的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这种模式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国家为什么衰落》一书指出，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进入统治集团的腰包，成为了巩固统治的重要财政来源，属于“吸取型”的制度。结果就是经济越发展，统治集团反而更富有，越有更多资源进行专制统治。
在权力方面，又进行了收权的调整。在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届满后，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均由江泽民担任，并撤销了中顾委。
在继承人问题上，邓小平安排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开创了指定隔代继承人的先例。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建立了自己的支持力量，进而顺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江泽民实现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经济方面，国企果然陷入了亏损的困境。但是政府始终坚持国有企业主体地位不动摇的方针，并通过各种措施进行国企改革，试图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国有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中央直属企业，成为吸取经济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工具。曼瑟·奥尔森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人员、官僚、甚至工人联合起来，开始隐秘地分享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最后经常是成为主要的控制者），而这些国有企业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不断减少。。。被企业及其管理层、工人及供应方截留了下来，或仅仅因为效率低下而浪费掉了，有时甚至确实被人偷走了。当中央变得比以前更为贫穷更为虚弱时，它甚至需要为公众舆论而担心，这使得甚至在困难时期限制消费、养老金发放和社会服务都变得愈加困难。
在政权后期，许多苏联型国家发现需要向国外借款，但还款能力如此有限，以致其中某些国家很快达到了它们还款能力的极限，或者甚至拖欠了贷款。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不是印制了大量新货币，中央就完全无力支付其账单了，而且在苏联体制的最后日子里，苏联政府几乎根本无法征收任何资源。。。崩溃的最为重要的单一因素，我认为是政府已经破产了。”①
国企利润的来源，在于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权力垄断。根据思源先生的统计：
“ 1990年到2005年，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而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②
国企越壮大越糟糕，表明对于民众的掠夺越强。技术垄断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打破，但是权力的垄断却无法打破。
①：: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P123
②：思源：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在江泽民任期满两届时，按照设计，应该将权力彻底移交给胡锦涛。但是，在军方出面干预下，江泽民得以继续留任军委主席的职位，几年后，胡锦涛接替了军委主席的职位。
但是，江泽民依靠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帮助，继续掌握着军队的控制权。据说，这种状况一直到薄熙来案发，胡锦涛才有机会完成对军队的控制。显然，这种掌控必然受到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制约。
在胡锦涛届满后，将党政军职位全部移交给继任者习近平，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作为红色家族后代，习近平在党内拥有更加强大的支持力量。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他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抓捕了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逐步掌握了军队的控制权。
与此同时，多年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以及巨额的地方债务等，迫使中国不得不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谋求产业升级，同时，房地产经济已经走到尽头，由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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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4 02: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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