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涛：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摘要：

    西方喜欢探索理论，早年创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模式，有一些极具争议，比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要求无产的工农杀死有产的地主和资本家，抢夺他们的财产，进一步是国家政权，难道这个100多年前提出的学说帮助取得政权后，就永远挂在床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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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太穷了，无房无地又无钱，很大岁数也不能结婚，只是地主家的一个长工。有一天他突然想：我干嘛不把这个地主杀了呢？抢了他的房和地，抢了他的老婆。

    可地主家有钱，雇了许多的家丁和保镖，根本无法下手。他就开始号召他的贫困工友们，说：“谁要抢了地主家，分了他的田地，谁就有房、有地、有老婆。”工友们一听号召，有理，一哄而上，抢了家丁的枪，杀了地主，接着拿着两把菜刀闹革命了，分田分地真忙。

    可有的农民野心更大，心想：如果杀了皇帝，那我不就是皇帝了吗？他的土地更多，财产更丰，于是喊出了口号：“帝王将相可有种乎！” 众农民一听有理，纷纷拿起了棒子和锄头。可皇帝更有钱和有势，雇用了更多的保安军队，于是就有了农民战争。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的时候，也搞出了一个大口号，叫：“闯王来了不纳粮”，这就是许下承诺，如果我闯王当了皇帝，农民就不再纳粮了，有地种和有衣穿。所以数十万贫困农民纷纷拿起锄头，跟他造反。这是用粮食和土地勾引农民的革命精神，让他们拿起武器去反抗。可他起义占领北京后，心想：如果农民都不纳粮了，那我吃什么，官员怎么贪腐，又打算收回农民的土地，恢复纳粮，结果农民没了革命精神，最后惨败。

    这些就是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那无产阶级是谁呢？当然主要是指无钱、无房和无地的青年学生和比较贫困的工、农（ 而大部分有家庭，较富裕的工、农也不愿意革命，需要煽动）。西方的马列等革命家，把这些口号发展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马列主义理论，或工农理论。这是因为当时这些人大都是学生，太穷了，他们想打掉当时的统治者，与他们分享权力和共有财产。

    马的理论在富裕的欧洲无法进行，被定为动乱分子，赶出国外，可当他的理论进入苏联和中国后，立即产生巨大的动荡，这就是被后人所预见的，革命通常是最容易在穷苦和知识落后的地区发起的论点。之后就有了农民暴动，秋收起义，镇压地主和资本家，分田分地，不再纳粮等。

    历史上，农民革命起义有很多，失败了，那就是乱党和流寇，他们的行为就是动乱和暴徒，象黄巾军、宋江、方腊和洪秀全等。如果成功了呢？那就是新皇帝，其行为就是革命军和解放军，解放那些水深火热的民众，比如刘邦、朱元璋和唐太宗等。不要说一些出身贵族和富裕家庭的起义者就是地主阶级，最后篡夺了农民的起义果实。实际上，他们就是农民起义的一员，就象近代的革命队伍里也掺杂着许多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一样。他们背叛了家庭，抛弃了全部财产和特权，参加了革命，加入到反封建和反暴政的队伍里。只是在中国的漫长革命历史上，大约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

    成功的起义，就要感激当时煽情的农民革命口号，比如李自成就把“不纳粮”口号当成标语，天天挂在床头，让战士和干部们广泛学习。

    而用马革命理论成功取得政权的政府呢？不管后来证明是否正确，一概感激这些早期的唤起民众口号和革命理论。革命成功后，自然当作明灯，放在大小报上，广为宣传，要求所有人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占领各个阵地，要求全国大、中、小学生都要学习，成为新政府的国教。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有个说法，参照历史的教训，当工农夺取政权后，就要专政，只能工农掌权，绝对不能让资本家和地主参政，或他们重新回来和复辟。在学校教育课本上说，历史上的所有农民起义都被地主和资产阶级复辟了，比如刘邦、李世民和朱元璋等。

按照马列的理论说法，以前的工农革命都不成功，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命才是对的。所以49年建国后，就要继续革命，要革命就不怕有牺牲，不断进行各种运动，将所有开国元勋和当时的掌权官员等都再牺牲一回。

因为虽然他们以前参加了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当了官，许多都腐化和贪污了。另外，这些当官的许多人都是地主和资本家家庭出身，怕他们将来复辟，一定要让农民和工人阶级当官。这才有了农民总理陈永贵和工人总理吴桂贤，按说文革时期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才是真正按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去做的。

    我们再说农民革命杀死地主后，就分了地主的财产、房产和地，也娶到了老婆。他们一开始都很高兴，生活水平不费吹灰之力就提高了。但几年过去了，又开始分化，有的农民能干，除了分的田和地，后来又劳动所得买了更多的房和地，自己成了地主。而有的农民很懒，还吃喝嫖赌，几年下来，抢分的房子和地又没了，老婆也跑了，只得又回头给富了成地主的农民革命兄弟打工。

  

    还有革命者的父辈都是农民，靠枪占山为王或革命根据地，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但他们的子孙不是农民了，都进了城里的学校，取得了高等学历和专业教育，成了官二代和红三代。

    所以现在呢？ 许多农民革命家的子孙都有钱和有势力，大部分成了红色资本家和红地主，资本家和地主也可以入党了。一些人靠官商勾结，或勤劳贪污大量买房和地，比革命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还富有；不能干和廉洁的，又沦落到无产阶级，有的当年同是革命者的子孙，现在许多已沦落成了城市打工的下等农民工。

所以国还是那个国，土地还是那片土地，财产还是那些，只是资本家和地主换了一轮新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怕的现象，资本家和地主又复辟了?  他们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身上演变成功了？ 又成了刘邦、李世民和朱元璋复辟现象？

    这时候还能主张再革命吗？能再用马列理论杀地主和资本家吗？当然不行了，再革命不是要煽动动乱，要革“新政府”了吗？  所以现在想再革命的青年学生，就是制造动乱和瞎折腾，要被专政和镇压，关进“无产阶级”的监狱。

    可见，马的革命理论，并没有彻底解决统治者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只是用菜刀和杀人解决了一时的矛盾，时间一长，当新的地主和资本家权贵出现了，矛盾又开始尖锐，这就是封建制的循环。

    可见，为了掩盖马理论的重大缺陷，新政权就要尽量使民众愚昧，控制出版和言论，压制任何的思想，这样就不能再革命了。所以封建制或皇帝制就是，皇帝至高无上，法官和大夫是皇帝的马弁，军队将领是皇帝的跟班，刑不上大夫，也是目前探讨的历史演变“恒星系文明”，太阳中心说。

为了解决统治和平民的矛盾，早年西方国家进行了各种理论探索，当然就包括马列理论。只是这些西方国家相对富裕和教育水平高，不同意马列革命的那套激进东西，杀地主和资本家，认为是在制造动乱。

早年西方各国把马、列赶出国去或关进监狱，这就使马克思成了无国籍的流浪人，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西方称他们是动乱之源和激进分子。直到现代，先进的西方国家仍然蔑视马列理论，不允许他们组党，把无理推翻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称为邪道和动乱。

    那现代西方国家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统治者或富人（有权和有钱）和贫民或无产者（无权和无钱）的矛盾。按马列理论称是阶级矛盾。但实际上，双方都并不是坏人，而是全国权力和财富的实际控制者和分配者，与利益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与学历、知识和智慧有关。因为知识本身就形成不同的层次和阶级，如大、中、小学等。

    好那问题就来了，有权力的和有钱的是否愿意将权和钱无条件的转移部分给贫民和无产者吗? 比如地主，他是否愿意给每个农户盖个房；资本家是否愿意给工人增加些工资，让他们都能成家和立业，这样贫民可能就不铤而走险，用菜刀杀资本家和地主了。

    皇帝如果也给无权的公民每人有个参与权力的机会，比如用一人一票投票选举自己，不管是真是假，也可以说我这个皇帝可是你们按人头选的，你们再闹得揭竿而起，我也有理由用法律镇压你们。另外，我有许多的军队保护政府，要革命也会死很多的人呀! 所以民众不喜欢政府，也可用安全的方法，来年选举，再一票一票的把政府换下去呀。

    所以，西方发展了民主制，用法律的独立，限制了总统的权利，不让他们泛用法律来压制民众，造成社会的动荡。同时，也用法律控制民众，不使他们打、砸和抢，肆意破坏社会的次序和稳定。

    西方用政党的轮替理论，以及民众的选票，代替了早期的理论探索，马列造反革命理论。政党的监督，面对面的批评，限制了总统的权利，让他们有所顾忌。同时，政府也不能控制媒体，头版都是执政党领导的讲话，而是允许平民办报纸，政府不能办报，从而使民众从下向上的不断地监督和批评政府，这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政权轮替的理论，称为近代“自由民主理论体系”。

    三权分立，司法和军队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不可在司法部门和军队安插大量的执政党党员（ 除了几个最高的官员外），政府办事机构、民营企业和普通公司就更不可以吸收大量的执政党党员，使他们不敢靠人多势众，泛用法律和军队。比如说新加坡，就是一党独大，但它的司法和军队都是相对独立的，各个公司和私人企业内部也没有大量的执政党党员，这样便于公众监督执政党，国家也是很稳定的。

    富人不愿意给穷人盖房，没关系呀!  政府用税收打击富人，强迫他们将财富大部分上交，分给穷人（如澳洲，对富人征收47% 的税；穷人只征收17%的税），富人是不会主动给穷人增加工资的，即使是基本工资，也是压得越低越好。而政府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最低工资制，迫使富人将财富出让，增加穷人的工资，或建立退休金制度，由政府统一支配，使无产者老有所养，少有所依。让穷人都富起来，这样就会减少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动和起义，从而引起的社会动荡。

    采取以上方法统治国家，扶持穷人和消弱富人，并且换取民众支持的统治方法，就叫“民主制”（对比“封建制”就是官僚体系，扶持富人和消弱穷人）。这是西方在马列革命理论探索失败之后，又发展出的新的社会管理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已在全球推广一半多的国家了。

所以西方民主文明是他们经过无数次的理论探索，痛苦的战争、失败、经验和教训，甚至发生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暴乱和死人惨烈教训后，最后总结出的自由、民主和法制，以及三权分立体系，限制了教会和皇帝的权力。他们用了两种方法进行限制，第一种就是法律，第二种是反对党。

而西方早期的探索理论，比如所谓“马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与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时代相近，是非常简单和不完善的理论体系，讲不清统治和民众的关系，只有一个平分富人的口号，即“共产”，大概是抄袭了早期的中国农民革命口号，“均贫富”等，与近代西方发展的完善民主宪政理论体系，真是差之万里。

而由“马理论”建立的国家呢? 更像是千年前的农民革命军，后来被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的封建王国，当然封建经济也可以非常强盛和世界总量第一。只是军队和官员要对最高统治和王权绝对效忠，所有大小破事都要上报中央，由中央裁决，各大地方官员互相推诿，责任上推，累死皇帝。

比如战争来临，官员们就打假报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降低责任，等真正闹大时，已经无法挽回。象明末的崇祯皇帝，尽管勤政，尽管杀了不少腐败的官员，但最后只能走向灭亡，将封建经济世界第一也葬送了。

又如瘟疫来临，是否民众需要戴口罩这种小事，官员都无法决定，直接要上报中央，中央也不知真假，研究多日才派出调查组，结果耽误了时间，引起疾病蔓延。

因对最高统治者基本没有法律限制，可对地方官员有法律问责，他们就决定不办正事，也不承担责任，全部问题上推，反正中央犯错是不用刑的。

地方官员对上阿谀奉承，因为决定他们的官位，对下决不手软，关押知道真相的人士，强力维稳（中层官员的职责基本就是维稳，如强力对待武汉病毒最先提出警告的李医生）。

西方的马主义教会体制与中国封建官僚体系合二为一，形成更大更强的政教合一体系，当然就不可能出现什么真正的反对党，只有一个“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当然有时也上到了大夫，那是因为他威胁到了最高的统治，即篡党和夺权，或有的士大夫太贪了，把国库都榨干了。而到如今，全社会遍布权力和金钱，几乎已经没有无产阶级的任何地位，全被下岗了。

所以说，现代文明社会的西方人，自己都讨厌这个西方人创的野蛮革命“马主义”学说。如果中国人花钱在西方的大学大建“马列学院”，把他们搞得马列东西传回给他们，他们一定都反对。即使你花钱大建“孔子学院”，他们都说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想把偏歪野蛮的西方封建马列主义学说传回给西方，所以目前许多所谓孔子学院都被西方大学关掉了。

    而作为东方人，根本就不懂西方的“马主义”学说，虽然嘴上大喊反西方文明，支持打砸麦当劳和肯德基，不学西方，什么西方的月亮难道比中国的圆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实际呢? 反而胡乱抱着西方早已抛弃的马列教条主义不放，谁有思想敢批评这个西方教条，就立即让他在这个教条下跪下! 想站也站不起来。为什么中国政府会作出如此矛盾的做法，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如此混乱呢？  

    为了维护这个帮助建立所谓“新政府”的西方马理论，政府宣传部门就要对它进行粉饰和讴歌，伟大、光荣、正确，还搞出许多荒唐的英雄形象和高大上空话。为了迫使民众相信，政府就要雇用更有权威的伪专家和院士进行说教和圆场，比如早年就有人用一篇“马列与量子力学”而成为院士的。还有人喊出了“斯大林，我向您高呼万岁”；“毛XX，您赛过我亲爷爷”而成为科学院院长的，这正常吗？

    除了使用大量假学者制造假哲学理论，歌颂西方的马列革命教条，骗取国家津贴和科研经费；还造成中国的艺术界大混乱，用马列文艺占领文艺阵地，结果就出现大量假戏子，造出各种神剧，有的邪演员知道让他们唱赞歌就狮子大开口，诈称是将军演员，骗取经济利益，有的又买私人飞机又吸毒，进行忽悠。

    为了使民众感受到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在体育上称王，从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圈养高价教练，培训大量服药和踢假球的球员。

    民众看到这些，当然知道政府在造假，他们嘴上不敢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国家政府都可造假，政府的公信度自然就大幅的降低，使大量骗子横生，造假也就没有法律管了，包括金融界，教育界，宗教界，气功界，医药界，法律界，工业和商业界等，进一步威胁到人民生活，食品安全和儿童用品。

   

如果一个国家拿整个国家的公益和法律去维护西方的一个错误的哲学体系，而这个哲学体系既不被西方喜欢，也不被现政府接受（比如会再革当今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命吗？），那就只能用谎言维护。

国家制造谎言意味着什么？ 明明病毒正在四处蔓延，国家政府说没事，不可能人传人，最后成千上万的人员患病，国际公信力大跌。货币和国债就更加没有公信力，金融造成混乱，外汇就大量的流失，整个国家都在进行行骗，包括各行各业，这样国家和政权能稳定吗？

特别是信仰方面，虽然国家政府一再强调“正能量”，可没有人相信马革命理论体系就是“正能量”，整个民族没有了真正的正能量信仰，民族分裂分子就趁机挑动信仰不同的新疆和西藏独立，也延伸到政治体制不同的港、澳、台。

    最终的根本点，都可追溯到这个早期的西方理论探索，马主义理论，完全是负能量的，制造动乱和野蛮的革命学说。难道这个早期的西方探索理论，帮助了政府取得政权后，就永远挂在床头，成了崇拜的偶像了吗？

    在19世纪，西方为了打开东方的市场，用战争给东方带来了大量的物质鸦片；20世纪，东方人在金三角和阿富汗大量种植，又将物质鸦片传回了西方，使许多的西方青少年中毒。目前西方已全面禁毒，在边境和海关严查，违法者将被关进监狱。

    在19世纪，西方用马列理论给东方带来了精神鸦片，即野蛮“共产”革命思想，抢夺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推翻政府，杀害无辜，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无权者变成有权者，造成了大量战争和死亡。所谓西方的野蛮革命和瞎折腾口号，实际上就是东方贫困穷人的精神鸦片。

    20世纪，当东方想把这穷人的精神鸦片传回给西方时，他们怕了，围追堵截，大肆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包围共产国家，把抢夺地主和资本家财产的人，定为强盗，暴徒和动乱，关进监狱，他们已在全球彻底的抛弃和蔑视了自己早年创的精神鸦片。

    你说改造社会和突破复兴需要革命吗？需要动乱吗？不需要呀！当人们明白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之后，怎么可能会动乱和杀人呢？

    动乱和杀人实际上不是思想的进步，反而是思想的倒退，民国时期的许多知识疯子，认为思想进步就是西方革命理论，拿起枪推翻政府，抢夺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破坏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种所谓的革命对社会和人类造成的死亡和伤害，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政府就清楚的认识到，要思想和文明的进步，就需要进行改革，鼓励开放和更新，难道政府就自认为是保守落后吗？ 为什么不认为政府才是领导社会进步的指标呢？为什么如果文明发展没有政府的支持，怎能推广和壮大呢？邓小平不就推动了吗？

你说满清慈禧太后大权在握，一手遮天，压制任何思想，他们可是小民族，满族，占领中原，要统治大民族，当然要这样做。可当今掌权的是多数人的汉族统治，还需要这样做吗？

    如果你是代表西方德国小民族的思想，马主义思想，压制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也有道理，那就不要宣传中华民族都从此站起来了，都跪在马主义下吧，也不要鼓励国人有什么创新思想，取得诺贝尔奖了!

另外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慈禧太后怎样的压制，不也就是使中国进步向后推了几年吗? 难道文明进步就停止了吗?  自然和社会都在向前进化和发展，是不以人民或政府的意向为转移的。

历史证明，如果社会体制不变革，任何皇帝和民众的抗争，都只是在重复历史。你压制我，我推翻你；我推翻了你后，我上位，又重新压制你。即工农闹事，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然后工农再闹事杀地主和资本家，循环往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

        

    本来这篇文章应该是由国家最高水平的院士来完成的，他们领着国家的特别津贴，吃着最高的民众纳税人的金钱，应该为国家和民众的未来和文明做出贡献，或承担学术和个人的风险。

    可我观察很久，发现全球都有社会人文科学的院士，可中国连个社会人文科学的院士都没有，更别说有什么真正重量级的社会学者了。中国有大约五千年的文明史，大部分都是讲关于社会人文历史的，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论证人文、历史和社会理论体系，出版的最多的书和网红也是这方面的。但竟然整个社会连一个真正懂社会、历史、人文的重量级院士都没有，更别说有什么大师了。

你看目前那些出版的社会学文章，基本上都是吹捧文和提职文，你都不会学到任何有价值和正能量的东西，所以我的文章，是决不会投向任何学刊的。他们也不会出版我的文章，因为大部分的报纸和学刊都是政府的宣传喉舌，虽然没有版税，我也不靠这些生活和提职。

    另外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大、中、小学都在大讲政治和哲学，学生们在课堂上都要学习马列主义，官方的广播和报纸都在宣传政治哲学，官员们也都要为西方的主义宣誓效忠。但只要是在家里或朋友圈里讲政治和哲学，父母和朋友就惊恐万状，纷纷劝告，你可千万别乱说呀，对我对你都不好，整个社会所表现的扭曲和不协调，让人思之极恐。

    仔细追寻原因，到也很简单，全球人的电脑硬件和软件都在不断的更新和换代，已到了视窗10的硬件和软件了。可中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永远用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马列探索革命理论体系，后来的西方现代先进理论都不行，发展的民主宪政理论根本就不适合中国，只有“马主义”这个视窗2的硬件和软件，是永远伟大和正确，永不更新，太夸张了吧！

    那些批评和提出更新早年西方马列理论的学者，不是被禁言，就是被谈话，根本不会当选上院士的。而那些能吹会骗，弄虚作假的捞取资本，假装跟随官方，鼓吹“马列理论第一”，“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可以说不”的小丑，大多能当上北大教授和院士的，但他们在社会上和国际上基本就是过街鼠。

    这真的是很尴尬，这个理论体系，被官方宣传部捧为神灵，但西方人自己不信，中国民众也不信，最高国家领导人也不再信，称为瞎折腾，全球人都啐弃，每当我们路过马克思的墓前，那里都遍布狗屎，他的塑像脸上，啐满了粘痰和吐沫，这那里是什么学者，简直就是一个害人虫和精神病疯子，而且还抄袭中国古代农民革命者的“均贫富”理念，换个名字叫“共产”，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差的太远，国家考虑到风险，还不如不设人文社会学院士。

    鲁迅说：“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

    习近平说：“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人民日报（ 2014年07月15日 13 版）》

从中国的历代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中国的几代最高领导人，实际上都很清醒，也在寻求转变。

整个国家和政府的信仰理论体系出现重大的矛盾和忧虑，马列理论成了鸡肋。既然国家政府不能再对地主和资本家施行革命，抢夺他们的财产，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完全对，就不能不声不响，而应该给地主和资本家道个歉，承认历史上的错误，重新定位，未来改正，也给当代的资本家和地主一个定心丸，稳定国家的信用和声誉，宪法和法律，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就不会大量的流失海外。

    如果认为马列理论的一套做的对，那就花大钱在全球推广，继续革命，把这些新资本家和地主全部赶尽杀绝，财产全部收归国有，施行共产，岂不快哉。

   

    ( 此文纯粹是一篇学术文章，不是政治文章，不存在政治倾向和攻击政治组织，特声明，图片来自网上，海之涛原创于 2020年2月23日)

1. 海之涛: 《宇宙法则》（2003年）宇宙法则出版社出版，澳洲悉尼。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日报（2014年07月15日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