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涛: 论“均贫富”和“共产”

摘要：

     “共产”以前叫“均贫富”，是北宋王小波和李顺最先提出，西方马列抄袭了中国古人的概念，换了一个名字，比如把“大哥大”叫“手机”，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喜欢这个“共产”呢？ 因为这确实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中国还有个被马列抄袭的原创哲学叫“阴阳”，他们把它改名成“辩证法”，这些西方的抄袭者借助西方的工业革命，旧瓶装新酒，换个名称到中国行骗。

     

    目前中国的所有院士和武器元勋都是抄袭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只有这些概念是西方抄袭中国的。

    国家间的贫富不平均，就会带来战争，如早年蒙古和满清对汉地的侵略。

国内社会的不平均，也会带来战争，如历代农民起义。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均，或贫富不均，就带来革命，叫“均贫富”或“共产”。

国家间的不平均原因很多，有国民的智慧，有国家领导的方式，有经济和文化，但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不平衡，比如进出口就有不平衡。

但作为天朝的皇帝，通常自认为文化高，外族都未开化，采用安抚政策。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领导人就认为会有摩擦和战争，所以古代的做法是把女儿远嫁到国外的国王，把外国的国王当成了女婿，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将国家一部分钱撒给外邦多个国王女婿，使他们脱贫，叫“一带多路”，安抚他们拥护天朝，采用“一国多制”，不会批评和进攻天朝。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喜好对外撒钱，不知道是他们闭关锁国，还是思想与世界脱节 ( 大概手下宣传部门封锁了外部文明，控制本国人民思想，但也封闭了领导人的判断)，或想弥补一下国际间的经济贫富不均。尽管天朝的百姓仍然贫困，教育和医疗落后，但皇帝不管，持续撒钱援助、扶贫和减免贷款给周围那些文化和经济穷国，只要外邦国平静，就可镇压国内民众，攘内必先安外。  

    宋朝时，中国皇帝就向周边辽国、金国和蒙古大撒钱，宁愿给钱也不愿意战争，以为我帮助你们发展和开化，你们应该感谢我。实际上外邦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你是由于国内政治腐败，官员只是搜刮人民油脂的一块肥肉，一旦时机成熟，立即进攻抢肉。

  

    中国明朝时也向满清撒钱，同宋朝一样，结果是当满清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向中国进攻。

毛时代，中国已经非常的贫困，许多人都饿死，但毛仍然向周围国家撒钱，甚至撒到非洲的坦桑尼亚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的所谓对外友好，可外邦却认为，你给我这么点钱，是有求与我，让我在国际上拥护你的所谓国策，或是蔑视我，看不起我。就象一个土豪，随手拿块鸡骨头扔给路旁要饭的一样。土豪眼里充满了蔑视，可要饭的也不会心怀感激，而是内心充满了仇恨，一旦有机会，就会扑向富豪，杀死土豪并抢走他的所有钱。

    象中国周边的越南和朝鲜，不论中国给他们多少援助，他们都不会心怀感谢，当个要饭的，一但有机会就会反手进攻中国，如越南就已经在70年代对中国边境进行袭击。所以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富裕文明的西方，而是周边的穷国，远方的西方最多是在外围施加压力，让邻国包围中国。 （ 战国时代和汉唐的国策是远交近攻，即与远方国家建交，打击近邻，震撼远方。）

王朝向外撒钱，建立所谓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但得不到周边各国的认同，那他们认同什么呢？他们认同你的文明、科技和文化，比如日本和韩国，他们只对中国的文化情有独钟，崇拜唐宋文化，连文字都抄过去了，你不用战争，他们就已经是你的友邦和文化圈。

而如果一个政府，用西方的“马主义文化”压制东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封锁批评，关查网络，外宣谎言，你就是向周围各国撒再多的钱，也没有朋友。

讲个故事，我的一个澳洲朋友是从柬埔寨来，他们的村民早年被红色高棉害死了好几百人，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虽然中国政府早年援助柬埔寨好几百个亿，但全部打了水漂，根本得不到柬埔寨人民的好感。

他们在村口立了一个马列雕像，凡是路过的村民都可啐骂，马列雕像脸上和周围遍布黄痰和屎尿。这位村民每次路过马列雕像都啐痰和咒骂“马列就是我脚下的一团狗屎，马教信徒都是围绕狗屎的苍蝇！”

我听后真很不是滋味，可叹当今统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领导人，却拜西方小国马列狗屎为教宗 ( 如果象北朝鲜这样的小国也就算了)，被全球人民啐骂，甚至被无文化的柬埔寨村民咒骂，这让我中华大国祖先，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用中华儒道智慧惠及周边邻国，使他们崇拜中华文明情以何堪。

    皇帝撒的钱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提高民众的辛苦征税得来，民众必然负担强大的税收压力，中国民众不但要养国内的官僚，还要养远在非洲和欧洲的贪官小三。尽管国内民众劳苦耕种，仍然食不果腹，衣不遮身，买不起房产，缺少教育和医疗，广大农民都要终生劳作，没有退休金。而国内官员大都是官商勾结，称霸一方，民众自然怨恨。尽管官方一直加强警力，强调维稳，宣传正能量和和谐，可一旦时机成熟，民众必然将往日的仇恨力量化成上街维权，打起反贪清君侧旗帜，甚至农民起义。  

   当民众被官逼反后，皇帝立即派兵镇压，这时就要看谁的力量大些。如果官军的力量大，民变就会被镇压，成为暴徒和动乱；而当民众力量大时，皇帝的军队就开始应付不暇。

这时，周边的各国外敌可不是在睡觉，他们时刻在仔细的观察着中国国内的内乱，等待时机。他们一直在想，土豪给我的那几块骨头怎能解饱呢！当看到官军与暴民的征战接近平衡时，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如饿虎扑食，杀向那块早已贪婪已久的土豪肥肉。

有以前被扔块骨头的羞辱，有强盗抢劫的快感，有贫富经济文化的差异，全部的愤怒演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彻底改变了整个王朝的局面。

天朝军队在与国内农民军的征战中，刚刚有点平衡，可当狂暴的外敌突然出现时，立即天平逆转，王朝顷刻间崩塌。皇帝都搞不明白，我把你们当女婿和小三，援助了你们这么多钱，你们反而恩将仇报呢？

当年的蒙古大军和满清的军队就是这般，他们本是周边的小民族，吃了不少天朝的援助，何以变的如此疯狂和野蛮的虎豹之师。

你当今向世界各国撒钱再多，甚至撒到非洲和欧洲，他们也仍然认为你是用贫穷落后的共产治国，没有制度和法律，官员都是腐败和贪污，撒钱也是为了官员的回扣，象给非洲捐款盖学校的红十字会，不过是为了贪腐拿回扣，难道这些国家看不出吗？

当然你给非洲腐败官员几万美金，他们就能叫你爷爷，支持你的一国多制国策；可你给澳洲的国防部长一个免费中国旅游，他就立马滚蛋，这就是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有什么两制和三制的，优秀的制度，全球的国家和民众都敬仰和万众一心，腐败的马列制度，连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本属于中国的地区都要分裂，都要与你两制。  

国内的封建体系，地方主要官员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赠和提拔，或直接从省银行和私人企业倒钱，他们称霸一方，让上级放心，鱼肉百姓。主管官员基本掌握地方财政大权，随意盖章和贪腐，且都是买官卖官的平庸之辈，当大敌到来时，自然欺上瞒下，保命要紧。

地方大官的贪污，除了上级查他们，基本上没人敢动他们，就象目前的某省委书记一把手在监狱里讲的，“我以为没有事，已是地方一把手了，只有我查别人，不会有人查到我，我又不停的向上级表忠心，上级对我放心。可真没有想到，突然换了新的最高领导层，开始查处，只怪我站错了队。”

所以贪官们都希望上级是终身制，永远不换直到死，他们死命表忠心，反对公布财产，拥戴干部终身制就是这般。因为只要上级不倒，贪污的钱就永远不会被查处。

当朝廷的贪官奸人太多时，腐败就把持朝政，忠良的能人就无法伸展（目前甚至许多大学入学考试的好学生分数都被奸人顶替 ），他们必然转向国外势力和帮助外敌，或以除君侧为名起义。这就是被国人感叹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么多汉奸？可那些受到海外强大文明影响的“汉奸”，又都感叹国内封建的制度，为什么这么多贪官污吏、愚民、义和团、五毛和粪青。   

从领着金国和蒙古国打宋朝的；领着清国打明朝的；领着八国联军打清朝的；领着日本帝国打民国的，都是有名、有姓、有才能的汉人，著名的有张邦昌﹑吴三桂和汪精卫等，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当汉奸，带领外敌来打自己的国家政权呢？

因为中国的真正有才能和有见识之士都不在朝廷，他们大多被皇权和满朝的庸官所压迫，不能伸展。而庸官们说话好听，只会向上级表忠心，举双脚和双手赞成，无能无才，象武汉病毒爆发后那群庸官，外行管内行。象开两会的，全是表忠心的举手货，张着嘴吃饭去了，真正的国家政策建议一个都提不出，他们也根本不敢提什么建议，下次你还想再来吃免费餐和住高级酒店吗？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错误决策都能通过，甚至包括恢复帝制。又如前书记薄熙来给前市长王立军一个大嘴巴，就知道这体制是什么了，家奴而已。又如各省的第一把手书记都表态要让中央放心，为什么不表态让人民放心呢？因为他们只忠于中央，是上级领导给了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人民。反观清朝的官员还都比较诚实，自称“朝廷命官”，而不扯谎称是“人民公仆”。

不说远的，当朝的徐才厚、郭伯雄之流把持军队，不送钱能提拔吗?  而能送钱和提拔的都是贪腐平庸之辈。当大敌当前时，送钱的肯定不敢打仗，他们又都是高官。而能打仗有才能的，都被庸官打压和陷害，象岳飞、袁崇焕这样的，即使关键时刻才重用他们杀敌，但仍然被贪官陷害。更有许多能人，在贪官的打压和排挤之下，愤然转向敌军，帮助敌军攻打朝廷和庸官，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这么多“汉奸”！     

又象前湖北省长和书记这样的，不知贪了多少钱，送了多少钱才到这个省级职位。病毒死人当前，还在打压和关押医生，向上级请示汇报，他们肯定不想承担责任，问题上推是最好的方法。

当朝科学家，有才能的都被打压，象屠呦呦，三无科学家，所有的出版和杂志都被抄袭院士总编垄断，只有歌颂院士师娘美的才能出版。即使国外专家看明白了，给屠呦呦获奖，无德无能的假院士还在上诉，告她未获上级批准，怎能在国外获奖。

    1900年庚子年，侵华八国联军向腐败的清政府索赔，清政府被迫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清廷全权代表怒斥外国代表中的中国翻译：“你为什么总帮外国人讲话？难道你不是汉人！”翻译反唇相讥，一口痰啐到清廷代表的脸上: “就是你们这群狗官堵塞了上进之路，我才这样！”

     2020年疫情大爆发，全球所有国家都在向中国政府索赔，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中国目前还象民国时期一样，全部金钱就掌握在几个大家族的手上，几个人说了算，索赔也就是向中国的几个大家族索赔，与中国人民何干？也难怪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向中国人民和人大征求任何意见，就随手甩出几十亿美元给了世界贪腐卫生组织，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教育差距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大不平均。只因为贫困民众大部分人都是愚盲，只要有人煽动就情绪激动，盲目相信，比如马列的激进主义，贫民的精神鸦片，劫富济贫、均贫富、共产等。

理论号召从下向上的反抗和推翻统治者，这多么吸引下等愚昧贫民。在闭关锁国和赤贫文盲遍地的中国，多有影响力。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炮灰民众死亡，以及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最后农民革命领袖成为终身制领导人（不叫皇帝了），二、三代后又被地主和资本家复辟，他们都入了革命党，进了政府机关、人大和政协。可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老炮灰，却都被下岗了，成了新贫民，最终演变成为封建教会循环体制。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均贫富”和“共产”，一千年前由北宋农民起义军王小波和李顺最先喊出。

为什么中国人民这么喜欢和熟悉呢？因为这“共产”的祖先就在中国，一千年前，中国的农民老大哥就喊“共产”了，那时叫“均贫富”，就象“手机’以前的名称叫“大哥大”一样。

中国农民早就组成了“均贫富党”不断打击封建王朝，象朱元璋等都是老党员，最后农民起义的成果被他们复辟了，变成了封建皇帝，不就是这样吗？

马列这几个西方抄袭货，借助西方工业革命武器的威风，换个名称，旧瓶装新酒，变成自己的理论，还好意思公开跑中国来传什么主义和组党，这种“党”的祖爷爷，就在中国，而真正的“共产教”的教主实际上就是“王小波和李顺”。

如果照此来说，入党宣誓时前面应该放一个王小波和李顺的像，把拳头举起来，向中国的老教主，原创教主宣誓: “我们今天志愿加入‘均贫富’党，就是后来被西方列强组织抄袭的‘共产党’原创，我们将踩着古人和前人的鲜血，为劳苦大众，为打倒一切地主、资本家和封建皇帝，为‘均贫富’贡献一生 ………”。

“起来，饥寒交迫的农民，………， 帝王将相可有种乎！………，农民造反有理，………，教主来了不纳粮，…………”。“均贫富”的党员们，干嘛向西方马列这几个徒子徒孙抄袭货敬礼呢？ 搞反了吧？ 这些西方抄袭货应该向原创王小波和李顺鞠躬敬礼！共产主义的真正祖宗在中国。

这里必须说到的原创文明，现代的科技，大都来自西方。不论当今那帮翰林院两院的假院士和假博士怎样研究，怎么造先进的武器，怎么吹嘘自己是什么功勋专家和教授，都是从西方传来和建立在西方科技基础上的。

但是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以及西方后来发展的东西，大都有中国文明的影子，比如说马列的“辩证法”，那就又是抄袭了中国的“阴阳”，只是变个名字罢了。西方马列政体还偷换了另外的一些统治概念，比如把“皇帝”的名称，改成了“终身制”；把“朝廷命官”改成了“人民公仆”，名字虽然好听和现代化些，但内容并无改变。中国的当代大部分的所谓学者，因被国家宣传机器的管控和压制，只是搞些心灵鸡汤，没有任何机会表述罢了。

诺贝尔委员会专家就非常有眼光，他们知道屠呦呦，三无科学家的东西，才真正的代表中国发明。而大部分当代中国翰林院两院假院士，都是抄袭西方的科技，只有“共产”这东西是西方抄袭中国的。

（ 文章原创，纯属学术研究，图片来自网上 ）

1. 海之涛: 《宇宙法则》（2003年）宇宙法则出版社出版，澳洲悉尼。

2. 海之涛: 《大终极理论》（2013年）宇宙法则出版社出版，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