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无健康码被公交拒载背后：科技围墙之外，我们还有1....

　　根据数据统计，仍有超1.9亿老人未曾接触过互联网。这1.9亿老人，都将如老人陈秀银一样，在一线城市或偏远的农村一隅，努力着去跨越或适应科技进步在无形中形成的那堵“围墙”。

　　作者：田进

　“预约凭证”检查通道像一道隐形的围墙，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入口处分成了两个世界。

　　9月8日下午2点。通道内侧，医院运行一如往常，患者拿着挂号凭证走向各自预约的科室；通道外侧，拖着行李箱操着南方口音的男生、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的女人、三个窗口前近十米的队伍、拿着手机围在工作人员旁咨询的人群，在太阳光毫无遮掩的照射下，混作一团。

　　出于疫情防控，这家医院从4月开始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就诊制度。当下，对于非急诊患者，只能通过医院官方App挂号或者医院门口的自助机挂号。只是，自助机放号时间会比App慢一个小时，这意味着自助机开始放号时，专家号可能已被抢完。

　　下午2点20分，一个穿着朴素、皮肤稍显黝黑的中年男人，和其他人一起围站在负责讲解的工作人员一旁，在前一个人结束提问后，他立刻将自己的手机凑到工作人员眼前，询问下一步如何填写。工作人员讲解了几句之后，他似懂非懂，窘迫、不安的情绪在他脸上显露无疑，不过他还是把手收了回来，低头继续自己的手机信息填写。

　　去年此时，他还是在医院大厅挂的号。

　　如此反复几次，历经二十几分钟，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注册，只是当周想挂的专家号已经预约满。他向经济观察报表示，自己是特意从陕西过来复查的，现在他只能等待着新一轮的放号。此刻，距离他抵达北京不到5个小时。

　　通道外的窘迫，家住北三环的陈秀银也曾经历过。

　　一周前，她自己就曾单独来过这家医院，但在刚抵达时便被工作人员告知需要通过手机扫码下载医院的App并注册以及预约挂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下载完App，只是，注册时又让她犯了难。“我80多岁了，眼睛不好使。注册时，好不容易填写完一个界面，马上又跳出另一个界面，光地址和身份证号就要填写好几次。”

　　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打电话求助自己的外孙女周末来家里帮自己注册预约。

　　这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手机信息填写不便而找外孙女帮忙。

　　6月27日，陈秀银第一次因无法扫健康宝而被社区便民超市的工作人员拦下。“那家便民超市之前经常去，也只是测体温，那天早上突然要求扫健康码进超市，当时我连健康码是啥都不知道，平常出入小区都是靠出入证，当时我就和几位老人提出意见。只是，超市工作人员坚持说按照防疫要求必须出示手机健康码，我们理亏，没办法，家里又只有自己和老伴，只能当天下午让外孙女特意赶过来帮自己注册以及教自己如何使用。”

　　此后，每次出门买菜前，陈秀银都会检查一遍自己是否带了手机。

　　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60岁及以上网民占全体网民比例的6.7%，人数为6057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这意味着，仍有超1.9亿老人未曾接触过互联网。

　　这1.9亿老人，都将如陈秀银一样，在一线城市或偏远的农村一隅，努力着去跨越或适应科技进步在无形中形成的那堵“围墙”。

　　“如果一项科技产品生产出来，中国14亿人都要用吗？那生产电脑的人是不是反人类？现在我们已经能达到低成本的去普及技术，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怀疑是别有用心。电脑发明出来到今天，中国有多少人能使用？那是否说明电脑产品是搞全民歧视？这不是很滑稽的问题吗？”

　　面对科技产品是否有隐形门槛的提问，凌空集团创始人、二维码扫一扫全球专利发明人徐蔚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徐蔚认为，电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沟壑，扫一扫技术已是在试图更快的拉平世界、带来更多便利。“有时候我们不能吹毛求疵，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2011年，徐蔚提交扫一扫专利申请（包括一维码、二维码、多维码等的扫一扫）。此后，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扫一扫的专利权。当下，任何使用扫一扫技术的App都需向徐蔚支付专利费用。

　　在徐蔚眼里，此次健康宝扫码尤其是苏州文明码的推出，正好贯彻了自己在2012年提出的关于“扫一扫”应用场景的理念。

　　徐蔚解释称，“扫一扫”的前身是数字人理念。数字人即人的数字化行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智能手机，那么他的数字化行为就很少，但是不影响他具备数字化（只需要配一个智能手机）。通过扫一扫，能将人的行为、位置等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并传递。“比如通过扫健康码，我们就能将人物、时间、地点等转换成数字信息叠加到原来的码上面并生成一个新的码。”

　　9月3日，苏州市推出“苏州文明码”，徐蔚表示，苏州的文明码实际上更符合自己的数字人理念。“文明码将个人倒垃圾、闯红灯、做公益等行为都转换成数字信息，可以通过对数字信息的管理从而实现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数字人理念也是这样，人的每个行为都可以生成一个码（如根据一个人的健康状态生成一个健康码），但人的行为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发码中心，将人的各种行为统一为一种码，此时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人品指数，发码中心可以根据个人的所有行为来对人品指数进行加减分。

　　只是，在苏州文明码推行5天后，即被标注“测试结束”，宣告了文明码的下线。

　　不只是对文明码的质疑，疫情期间，多位老人因没有智能手机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限的新闻，给扫一扫这项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徐蔚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表示，作为专利发明者，扫一扫技术的初衷是让全世界的人更好的去使用这项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步。扫一扫技术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出门只需要带手机就可以。“其实，因为二维码技术在日本推进慢，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只是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体会到扫码支付的便利性。如果是你，你愿意回到需要带钱包、银行卡出门的时代吗？”

　　对于如何去解决无法扫健康码导致出行受阻的问题，徐蔚认为这是政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徐蔚表示：“理论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不是问题，现在便宜的智能手机可能就几百块钱。申请微信以及绑定银行卡都可以让子女帮忙。扫一扫技术本身并没有门槛，是面向全民的。即然现在把扫健康码当作出行标准配置，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让老年人得到并使用智能手机，这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来做。”

　　相比于徐蔚专注技术本身，中关村(8.820, 0.26, 3.04%)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的CEO李浩浩更习惯从产品体验去谈论一个科技产品。

　　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我看来，科技的两面性主要是因为科技产品没有发展到位。类似于我们公司的人脸识别产品，当把人脸识别面板设置到门禁上时，它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

　　3月1日，李浩浩带领着他的团队协助市委市政府，联合多方团队共同开发了健康宝。在他看来，健康宝的完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产品典型的完善过程。“健康宝的诞生与更新其实都是倒逼的”。

　　“比如健康宝的应用场景很关键——老人可能马上要进社区、上班族马上要进园区打卡，如果软件半小时不能用，那怎么办？所以软件不能出问题。可是软件又面临着大流量的同时访问，尤其在早上9点左右，上千万人迸发使用，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去解决的难题”，李浩浩表示。

　　直到现在，李浩浩还清晰的记得，疫情期间健康宝三次问题出现的时间。

　　除了终端用户体验的倒逼，还有政府需求与政策的驱动。

　　1月25日（大年初一），李浩浩就接到政府防疫产品开发的任务，主要解决规模以上企业员工个人健康状况实时掌握的问题；1月27日，为应北京7000余个社区的居民信息精确掌控需要，公司开始开发疫情报送系统；2月13日，为应对外地返京的庞大人流信息掌控需要，公司的京心相助1.0上线；3月1号，健康宝上线。

　　李浩浩介绍，健康宝的诞生是因为当复工复产到了一定阶段，商场、餐饮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老百姓(81.000, 2.25, 2.86%)去的地方更多，此时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健康证明出示给不特定的地方，相当于自己的健康信用，健康宝应运而生。

　　回忆起健康宝刚开始推出时，李浩浩表示，当时主要是政府需求去驱动改变。“每天早上8点，政府和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增加哪些功能；中午12点，我们带着需求回到公司并讨论如何转换成具体可开发的功能，讨论结束后经常已是晚上8点；晚上8点，技术团队就开始熬夜开发；第二天凌晨6点，按照要求新版本上线。2个小时后，新的一轮更新讨论又开始了。我们技术团队70余人，经常连续一干就是48个小时，大家都熬的不行。”

　　此后，健康宝仍经历了三次大版本更替以及不计其数小版本更替。

　　“中后期主要是根据用户的反馈、政策的变化、政府的需求来进行三者结合完善。比如某地区风险等级改变后，健康宝需要实时更新相应的数据，从而实现该地区人群健康码颜色的改变；一些用户反馈个人照片无法更换，健康宝第二次版本更新便完善了此功能。”李浩浩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同众多科技产品一样，健康宝推出后，李浩浩还面临着企业是否会获取个人信息的质疑。

　　他表示，一直以来，健康宝上个人填写的信息数据均完全由政府掌握，企业相当于只架构了一个数据通道，对于最终的数据平台，政府有着最高等级权限，而企业是没有任何权限的。实际上疫情管控也是一种应对公共事件产生的一种公共管理，这种公共管理必然会产生一些个人信息的委托管理。就像办身份证，需把个人信息委托给公安局托管。

　　历经三次更新后，当下，健康宝仍面临着一些质疑。

　　李浩浩表示：“我也注意到部分人群因无法扫健康码而出行受阻的新闻，也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案。当下，公司人脸识别的产品已经开发出来，社区可以利用门禁面板或者手持终端进行人脸识别，个人健康码信息和体温便会显示出来，这样就等同于一次健康码扫码。”

　　对于人脸识别产品的最新进展，李浩浩介绍，目前，北京市在政策上已允许人脸识别产品的应用，也在海淀区等一些地方开始试点。“未来，产品肯定要推广，因为这将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安装人脸识别产品成本不是特别高，一台价格在上万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每个社区出入口都有大量的人员值守，短时间内可行，但长期来看，安装产品的成本肯定比雇佣保安的成本更低。”

　　不止于此，李浩浩还在发力为老人提供其他健康码验证场景。

　　李浩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现在公司开发的面板可以装多种模块，比如可识别nfc（识别公交卡、门禁卡、银行卡等）。下一步，老人甚至只需授权门禁卡识别就行（刷门禁卡将等同于扫健康宝），机器通过识别出老人的门禁卡，即可显示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健康码。“这背后，是将科技手段应用于具体使用场景的创新，更是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的实践。期待科技能为百姓带来更多安全和便利，让生活更加美好。”

　　用户的无奈

　　2019年12月，二维码发明者原昌宏在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时表示，二维码在日本迟迟没有普及的一个原因是日本老年人多，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比较困难。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中国如何让老人家拼了命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作为河南安阳农村里为数不多拥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李秋现在已经能熟练的使用手机视频通话、发语音、拍短视频等功能。

　　“最开始是儿子让学的，也不难，就是点几下屏幕的事。因为每年学校一放假就会去北京接孙子回河南，开学时再把孩子送回北京上学，学会视频通话后能让子女随时看到孙子的情况。至于说怎么下软件、注册之类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识字不多，都是当初我儿子帮我弄的”，李秋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2019年12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显示：中国老年人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未上过学和只上过小学的老人占比最高，超过老年总人口的70%（其中未上过学的占29.6%）。报告同时表示，教育素质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在获取信息、使用电子设备等方面都有较大困难，很容易被社会所排斥，其生活质量极大可能会降低。

　　即使已有三年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李秋发现，自己仍没办法做到像年轻人那样将手机的便利渗透至生活的每一处。

　　李秋表示：“比如在网上买东西有优惠、用手机预约出租车、餐厅的扫码点餐、看手机地图就能知道出行线路。这些听起来很便利、年轻人划几下屏幕就能做到的事，对我来说步骤还是太多了，平常也没什么用的机会，所以一直没学会。”

　　在她眼里，科技“围墙”内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如果回到河南农村，没手机或者不会用手机付钱，照样能正常打车、买菜、上饭馆吃饭，还不用担心钱在网上被偷。就怕有一天，我们这里也和大城市一样，缴电费都只能用手机交，那才是真犯了难”，李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