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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小的党政军官僚外，北京在七十-八十年代还有一种外地不多见的特殊女人群体：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称呼，是专门指那些当年年纪在四-五张以上，长年从事政工宣传工作或其他非专业性工作，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觉悟，革命词汇不离嘴，左的令人讨厌的半老徐娘们。至于她们是否真的貌如徐娘，就不是这里的兴趣所在。那个时候，人人素面朝天，不苟言笑，又有几个经看的徐娘呢？
这些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共同特点就是革命性极强，宛如宣传画上走下来的革命卡通人物。这种马列主义老太太在北京尤其多。这主要是北京所处的红色风暴中心地位造成的。当年，上自中共的各个机关单位，下至街道工厂农村，严密的政治组织不停地向人们灌输革命教条。多年下来，当然会有一批被彻底改造的革命群众对党的宣传教育坚信不移，而且身体力行。
这些马列主义老太太，分布范围极广，从党政军各部门，到基层单位，甚至街道居委会，都可见到她们的身影，听到她们的宣教。让你躲不开，跑不了，还得防着他们一把。不然，他们给你来个底下汇报，你就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祸从天降，这句话，原来是有来历的。文革中，多少人无意间的一句闲话，就招来无妄之灾。这种事情相信大家都有目睹耳闻。
马列老太太们大都在那个红色年代身为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上进的革命群众。她们外貌上一般是不苟言笑，常常瞪着个牛眼或者老鼠眼冷眼观看周围人们的动静。不过，她们不只是看， 还能说。要么把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动向汇报给党委，要么义正词严地向你说教一通党的政策。
平时，凡是上面组织的学习，批判会，这些女人会一马当先，说得唾沫星子飞溅。好像全世界的苦都让她们吃尽了。这些女人说起毛爷和党的丰功伟绩，更是滔滔不绝，让你真切地感到，没有党，没有毛主席，这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她们。记得，在1976年，我一位中学同学的老妈是街道居委会的党支书记。当她听到毛爷蹬腿的消息时，居然哭得晕过去。还得劳动大家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后来，这位老太太（其实也就不到五十）在组织街道开追悼会时，多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屋子街道老太太一起哭叫，那阵势，可说是让正常人哭笑不得，也是一绝。我彼时16岁，还没见过这么糁希希的场面，反正是把我吓得不轻。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家里解放前是多苦，不然，她何苦这样哭得如丧拷蚍？我记忆所及，她家里可是一无所有，就只二张大木板床，一套破木头桌椅。说是家徒四壁一点不过分。看来，她真是对毛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句典型的宣传，原来我还不信，看到她的表现后，我才真信了。当年，毛爷驾崩时，我那个班里的女同学们也有几个哭得两眼通红。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是无论如何都挤不出眼泪来。这对比未免也太明显了。只好使劲装作脸色阴沉，悲痛万分的样子。
1974年初中的时候，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中学里还有工人宣传队。那时正在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工宣队里有两个老师傅，都是典型的工人形象。有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大概有50多岁。好像已经不再干活，所以派到学校来做点闲差事。老太太一身蓝制服，平常总是板着个脸，冷冷地盯着学生。她反对学生在学校打牌。凡是抓到的，必定把牌没收，勒令学生写检查。
有次，我们班上几个男生课后在打牌。这老太太悄悄地从门口进来，一把按住桌上的牌，非要把我们的名字挨个记下来。那是我刚买的一付牌，我不服气，跟她去了办公室辩论。她说这是资产阶级作风，革命接班人不能玩物丧志。我回嘴说我们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学习娱乐都要有。老太太说不过我，气的坚决不还给我的牌。以后，她在走廊里看到我，总要瞪我一眼。可我到底也没把牌要回来，白损失了一元钱。
大学时，某系有个工会干事。她也是终年一袭蓝褂子，花白头发。说话高声大嗓，声闻十里。这老太太的外号就是“牛大的郭兰英。“ 原因在于这老太太喜爱唱红色歌曲。什么翻身道情，北风吹，绣金匾，全都能唱。可惜的是，她的歌喉让人不敢恭维。看她在台上唱歌时那个投入享受，听她的尖细嗓子挤出的“歌”声，只叫人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据说，她的家世是苦出身，早年跟着军队作过几年政工。这女人平日发言积极，学习会次次不拉。教工学生背后恭维她为“郭兰英。“ 其实，这人和歌唱家郭兰英一点边都不沾，没一点儿的相似。
我曾提起过，文革后有次看舞剧《红嫂》演出。中场的时候，有位党政干部模样的老太太回头问我对该剧的看法。她基本自问自答地指责那个剧本不突出党的领导和伟大。红色年代编的舞剧还是不够红。你说这位老太太该得多红多左才能如此出言不逊？她的脑袋里能还有别的思维吗？在这马列主义老太太眼里，她恨不能全剧只有一句话，共产党伟大，这才叫突出党的领导。
高层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也是叫人难以相处。我曾有幸和一位文革前的马大党委书记接触过。她当时位居某部副部长。平时专车接送，出入有人开门，坐下有人沏茶。部里反精神污染大会上，她说得头头是道，猛批资产阶级思想， 全盘西化。平时在走道上遇见一般科员，连个笑容都不带有。真是一幅典型的女共党分子嘴脸。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杨沫之子老鬼的文章，回忆早年杨沫这个女党员作家对孩子的冷漠无情。看得我很是愤怒。没想到杨沫这个作家居然是这样铁石心肠，刻薄寡恩的母亲。老鬼说杨沫以为共产党员要不讲温情，能吃苦。结果她居然对自己的孩子们冷如冰霜，不管不问。看罢，我不禁长叹一声，这种女党员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做她的孩子可是真倒霉了。
我从前最讨厌入团入党的女人们。这种追求红色面具的女人们的品德叫人不敢接近。中学时，班上的几个入团积极分子都是丑八怪。有个女的背后打小汇报，说我是落后分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自由散漫。如果不是好友通风报信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女的还有这么一手。大学时，班上有个女党员，其特点是毫无女人味道，四年就一身蓝衣服。郑天咧着嘴傻笑。班上发言，说不了二句，就自己笑得前仰后合了。她倒是没有告密和极左作风，就是没有女人样子。
红色女人们，就我观察，也切实是红色多于粉色，党性高于女性，好斗，心计重。谁找个女党员做老婆，我看那个男的是有毛病。文革中，夫妻间互相揭发的例子不少。我知道的就有妻子把丈夫的话，笔记拿出来给单位领导看。这种同睡一个枕头互相出卖的事情，大概只有共产党人干得出来。把灵魂交给了邪恶团体的人，当然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所以，我多年前唯一敢自豪的，就是我从没有申请过入党。我也造就打定主意，不会找个女党员做老婆。还是别把阶级斗争带到家里来，还是别让老婆把自己出卖了。从那个红色年代过来的人，不得不长这个心眼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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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3 12: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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