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20-11-25 13:52 编辑
非书法的伟人题词题字
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人物精英分子，上自皇帝下至州官或文人，差不多都有到处题词题字的癖好，这是因为此举：一可彰示功名显赫才华，二可扬名天下千古垂青。我们的祖先是很喜欢竖碑立传的，在石头上刻下字，为自己或某人某事留下历史见证，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石头这东西，比起竹简和纸寿命最长久，可谓千秋万代。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个永恒和稳固，还以长寿安静的石头乌龟来驮这石碑，若论功过是非，且看王八驮碑！可能，人类最早在石头上刻字立碑的应该是中国人。秦始皇东巡登泰山封禅，发现此山巍峙东海，突兀中原，当临绝顶有与天共壤之感，人神之间几近一步之遥，于是命李斯撰写泰山石铭，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图留芳百世。不过那时的汉字书写，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字体变化，只有李斯发明的小篆这一种，此前，是周代的钟鼎文和籀文，在早是甲骨文，完全是象形字了。
象形字是从绘画演变来的，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后来各民族的文字就分别因语言的不同而演化为不同的拼音字母，而汉字就没能跳出绘画的圈子，绘画是能传神的，因为它讲求意境和思想，汉字也具有这个特性，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文字和绘画始终也是扭结在一起，字离不开画，画离不开字。所以汉字与其它民族的文字不同，它是可以作为绘画艺术来欣赏的，一个或多个汉字，特别是象形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而换了其它民族的现代文字，如人们熟悉的拉丁字，罗马字，阿拉伯字，梵文，直至由汉字进化而成的日文韩文等等，怎么美化修饰，看起来它们也只能是文字。所以，中国人的写字其实是在画字。
汉字字体的发展经历了篆，隶，楷（魏），草（行），这四个大阶段，每种字体又因人的书写习惯和审美意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同时这四种主要字体本身也是各自独立的，风格鲜明，形态各异，如果象郑版桥那样，将多种字体同时书写，又会产生一种新的风格。既然汉字书写有这么丰富的变化形式，它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艺术了。说它是艺术，就要有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内，这个学问，历代书家都有论述，比较有代表的论述，如王羲之《论书》（真伪未考）：“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读此论述，我们就能知道，汉字书写艺术的表达过程是包涵了思想活动的，绝非简单的写字，所以人们才称这种艺术为书法。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国粹。书法造诣，要靠摹帖来培养，因为称作国粹的东西，是容不得改革的，人们习惯了的事物，面目一经变化，就不粹了。国粹还最讲“科班”资历，非此出身就不正统，也就难以得到权威的肯定，没有权威的肯定，你就难以被本行业或本专业的社会认可。你没有摹过帖，没有经过师传，你的字就没有“帖气”，没有来头，就很难出头。“科班”这东西，最讲门派出身，弟子三千簇拥大师，都希骥靠了大师的名气出人头地，其迂腐风气历来如此。
但在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下，伟人和名人就例外，他们的字写得再拙劣也是神来之笔，自有书法家替他润色，英明领袖华主席喜欢书写他的“颜体”大楷，到处大书特书，但至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毛主席纪念堂》匾额题字，而且它是被书法家们修之又修才定了稿，因为华的颜味太足，横竖粗细比例悬殊，笔笔鼠尾，其丑无比。伟大舵手毛泽东的“书法”，也是经过一番作秀处理的，横拉斜扯，似乎是自成一体，不过知道一些书法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字体仍是怀素的，并没有成为“毛体”。因为书法家必须走过一条相当艰苦的道路才能成家，而且他们的文字书写功底也应该相当雄厚，这种修养非朝夕可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书写的是一种很幼稚的，毫无贴气的隶魏混合书体。毛于抗战八年期间，在延安窑洞无所事事，就研究哲学演练书法，写了“三论”，攻习了怀素的贴子。怀素的狂草胜于刘伶，有如奔腾野马，于放荡中隐含着霸气，这极符合毛泽东的秉性。“毛体”书法即出，天下竞相效仿，刘副主席半领真谛，林副统帅画虎类犬，得其精义者唯其好学生江青，她的字与毛的亲笔几可乱真。其实，现代中国领袖伟人中，鲜有能为书法家者，毛也不可能例外，但由于中国文人中盛产郭沫若这类马屁精，也就使得非书法的伟人名人书法得以泛滥成灾了。
中国各地的名胜寺庙都有笔砚侍候，以备名人题字题词。因为有了名人伟人的足迹墨宝，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施主，收到更多的善款。名人伟人获得了不朽，名胜也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可观的收入，皆大欢喜（注：这段文字在中文网络上被广泛引用）。泰山的游人多，名人题字刻石也居众山之首。八十年代初，中共诸首长军头纷纷前来泰山题字，题的泰山凡有石头的地方都有字，几乎成了碑林，犹如炎黄子孙们在自己母亲肚皮上涂鸦。
其实伟人名人藉名胜留芳百世的行为，是一厢情愿，是过于乐观的为自己过早下结论。赵佶严嵩书法之绝，并未因此而冲淡他们的恶名。岳飞的《出师表》经考证虽非真迹，但后人宁愿认作他的手笔争相临摹。乾隆经常在民间走动，患了严重的题字癖，而且他是皇帝，大有资格为天下书，特别是商贾大受其惠，因为有御笔钦点，臭豆腐也成了名菜。尽管如此，至今却无有“乾隆体”，这是因为他的字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能为天下师的水平，他的字结构稀松，四平八稳，无肩无骨，和八股文章一样，没有个性，所以后人就把附庸风雅，胡乱题字的无聊行径讽为“乾隆遗风”。同样是皇帝的李世民，虽然并未曾到处题字，但他的字却是后世公认的好书法。
说到乾隆的书法，应该提一提我们那位也酷爱到处题字的军委江主席，在当代中共领袖中，除了胡锦涛胡总书记，论“书法”工夫还唯江莫属，但学理工的出身，文字上的功底非能与国学家相比。因为历代书家，同时也必须是国学家，不然他的碑贴会错字百出，岂不误人子弟？乾隆是皇帝，金口玉牙，所以他写错了字也是对的，自有臣子们立刻将这个错字收进康熙字典，专门为他造一个字。但我们这个时代与乾隆时代就不同，不是封建王朝，党和国家的领导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贵为天子，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不至于霸道的以错就错，尽管有郭沫若说这是伟大领袖故意写错的。而江主席的国学，更不能与老毛结攀，人贵有自知之明，每逢题字时，就一定要意在笔先，细细斟酌推敲，不然就会经常遇到象“舘”与“馆”之类的困扰，因此江主席出行，是有智囊团陪同的，这智囊团中就有国学大师，来参谋江主席的书法，提醒他避免写错字。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拿江主席的字与乾隆的字比较一下，还是挺相像的。
雷锋纪念馆的“馆”字，如果按简化字写，没错，但是按繁体字写，那江总书记江主席就写错啦，因为在汉字没简化前，饭馆的馆与楼台馆所的馆不是一个字，后者应该是“舘”即“舍官”，汉字简化后，这两字就合并为一个“馆”。但在书法艺术中，为了保持汉字的文化底蕴，依例要坚持两个馆字的不同用处。在这方面，中共元老中还是有学问渊博的人，比如董必武，他当年的“辽宁工业展览馆”就没写错，写的是“舍官”，而不是“食官”，董必武为该馆题匾时，汉字简化方案早已推行，但汉字书法习惯是保留了繁体写法，除了草书的两“馆”相似，舘字与馆字在篆、隶、楷中还是要按字义区别书写。据说，江泽民在题到馆字时，还真的犹豫了片刻，但是身旁的饭桶智囊却告诉他两字是通用的，结果他还是写错了，如果江写的是简体字，倒也说得过去，行草区别并不是很大嘛，“食”与“舍”旁，就是“人”下一勾带过而已，然而江总书记偏要卖弄繁体字，写了个饭馆的馆！
江写到馆字时为什么犹豫了片刻？这里有个插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董必武在文革时也是被搞得灰溜溜的，被毛泽东冷处理了。文革后期军人坐大，辽宁工业展览馆也要增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内容，就搞了全面改馆，“辽宁工业展览 董必武题”这几个字被敲掉了，要重新题写。当时也不知是陈锡联还是毛远新，一拍脑袋就说，名人题字落款是封资修，再说现在哪个名人没问题？咱们部队不也有书法家嘛，就用我们工农兵的字吧！于是就命沈阳军区的一位二百五书法家（传说是军区政治部的王文里），题了“辽宁工业展览馆”，而且是简体字的“隶书”，不伦不类的，比如“工”字和“展”字，一个字中居然有两笔波横（扁担横），全没了书法规矩，这事儿曾是中国书法界一个大笑话。现在，江总书记这个饭“馆”也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笑话，相比之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茂字多画了一个点，不过小菜一碟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毛新宇大校，他最著名的墨宝是“一师是个女子（好）学校”。
中国的碑林也是世界一绝，学书法者用来习字的“帖”，也大部是从碑文上拓下来的，能否使大师们的笔迹千古，石匠的刻刀功夫也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曾应某市政府书写一桥头碑铭文，结果被石匠自作聪明的改个面目皆非，庸俗不堪，魏体变成了楷体，个性风格完全丧失，无奈之下只好将落款涂掉（随便是谁写的好了，反正不是我螺某人写的）。西安碑林，集历代书法家之大成，立志学书法者不可不观摹碑林。不过，中州河南为发展旅业，也纠集中国当代的名人名家们在芒炀山搞了个现代碑林东施效颦，但铜臭气过浓，结果是谁肯掏钱，谁就可以立一座碑具名落款，如同古人的捐款修庙，在碑文中留下“某员外捐银二百两”一样，至于文字是否为书法艺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此一游”这泡猴尿。
中国历代书法家，千百年来不过数十位，而改革开放竟使华夏大地瞬间涌出了上千个“书法大师”，和假烟假酒充斥超市一样跻入了书法家行列。这些才子们的大名，可以从近些年书摊上减价处理的各类《现代名人大辞典》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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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5 07: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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