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追溯一下华夏民族的历史:传说中,我们民族的文字是一位叫仓颉的人发明的。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自在地球上生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项发明,在文字发明后,人类便拥有了记载自己历史的一个可靠的工具。在仓颉之前的殷商之民,便把自己的文字刻写在甲骨之上。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我们只能依靠主观的研究去判断。 姬昌(周文王)是华夏民族第一位当然的伟大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这有他的《易经》为证。《易经》是第一部系统的著作,这部书中直接表现着公元前6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风貌以及姬昌本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耕地种田、骑马打猎、掘井灌溉、抗御洪水,甚至记载着姬昌的家庭生活,婚丧嫁娶与多妻大家族的管理、还有姬昌追逐女性的场景.......,等等等等,然而,在经历了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与短暂的秦朝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汉朝初期,《易经》在学术上被神秘化和巫术化了,从那时起,《易经》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典籍,便被歪曲为一部数术的源头,至今,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易学家们,仍然从神秘主义的角度阐述着《易经》。 以姬昌开创的文化与政治局面下,周朝奠定了以井田制、分封制、礼制等为统治基础的制度形态,由此,周朝的法统延续了大致800年。而其中公元前8—3世纪的涌现的诸子百家,是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社会局面,从国家意义上,这是一个在文化、科技、教育的大成长、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灿若星辰、充当着当时社会的指路明星,也为华夏民族的成熟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完全可以说,公元前8—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里最为光彩夺目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华夏民族有文字记载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结束,华夏民族的社会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局面。“大一统”的政权形态直接扼杀了华夏民族在文化、科技、医疗等领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发展力。 在20世纪初,以1911年辛亥革命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的状态下创建了——中华民国,五四运动中的一代文化先贤则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光辉旗帜。然而,共和国、民主、科学——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未竟之业。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实质和意义,幸福则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人类历史的实质,就是一部人类致力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一切偏离文明的社会现象,都无益于人类幸福。探索、认识、开发、利用自然界物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二法门。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之源,人类劳动首先是基于自然界物质之上的实践活动,因此,一切社会性的方法,都必须有益于、服务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和利用。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文明,这些是华夏民族先贤一再阐明和追寻的社会理想。 21世纪华夏民族迫切需要形成一支自觉的、强大的精神领袖。这支精神领袖必须遵循和践行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的理念,因此,阐述文明和践行文明是21世纪华夏民族精神领袖的核心特质,而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这五位一体的群体,是我们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中流砥柱。其中政治家的责任最为重大,而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使命最为艰辛。 21世纪新一代政治家的责任,是为拥有14亿人口的华夏民族树立以文明委核心的价值形态、设计出公平的制度体系、并且,由此打造出富于活力的产业体系。改善和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因素,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商品与崭新的劳务方式,而不是某个政党或者所谓的政策。华夏民族在21世纪必须快速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成熟而理智的民族,这一点是我们民族幸福的关键因素。 正确的方法最为重要。而正确的方法必然是文明的方法。时至现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站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开端之处,华夏民族迫切需要一场更伟大的精神文明的觉醒。 21世纪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大批的符合文明标准的精神领袖。 徐国进
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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