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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6月1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30个盟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及强势行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
这是北约在公报中第一次把中国公开视为“系统性挑战”。北约在2019年的公报中仅提到,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带来机会和挑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从巴尔干到非洲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意味着,北约必须要准备好做出回应。
拜登对欧洲盟友说,美国致力于北约的共同防御原则,那对美国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
北约通过了“北约2030”议程,这是一个为该联盟的下一个战略构想做准备的磋商机制,该文件旨在指导北约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和更多不可预测的威胁。北约2030认为“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平衡”。
北约公报在指出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表示将“从捍卫联盟安全利益的视角出发与中国接触”,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
斯托尔滕贝格坦承,同中国合作能够给西方带来经济机遇,但一些现存问题也使发展对华关系遇到种种困难。他谴责中国对台湾、维吾尔人以及香港示威者实施高压政策,但同时也强调,在气候变化以及军备控制等议题上,北约盟友也需要同中国保持对话。“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该国已经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军费开支、最大规模的海军力量,他们在大举投资以拥有最先进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国和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北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区域性防卫联盟。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9年成立,以应对共产主义扩张带来的威胁。它成立的宗旨是建立盟国之间的共同防卫力量。北约的初始成员国有12个,如今有30个国家。
第一,如何看待北约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的立场变化?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加里·施密特认为,北约最后声明将中国认定为安全挑战为其未来政策提供了基础。“一些人可能会表示这只是言辞上的,但实际上,这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在应对中国问题上推进更加实质性的联合决策提供了外交支撑,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扭曲国际体系和规则以符合其威权利益和野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前法国外交官皮埃尔·马尔科斯则认为,北约在中国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与欧盟是类似的,就是将中国既视为竞争对手,又作为合作伙伴。虽然联合公报提到中国,但是这尚未根本上改变北约作为欧洲和北美军事联盟的核心使命和优先事项。
我的看法是:一是,北约已经与美国统一了对中国的立场。拜登总统将对华政策界定为竞争、对抗和合作。北约、欧盟与美国已经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二是,所谓系统性挑战,也就是全方位挑战,是指国际秩序和联盟安全。对待系统性挑战,北约的应对策略就是拜登所言“共同防御原则”,也就是一致对外,整体联动。具体措施体现在“北约2030”议程上。中国的挑战唤醒了北约,这次峰会没有玩虚的,而是拿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三是,北约不同于欧盟,它是一个军事联盟。中美对抗已经演变为中西对抗,并且发展到中西军事对抗。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北约将会协助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
综上可见,拜登的英美《新大西洋宪章》签署、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统一了西方盟友的对华政策,并且已经开始了军事准备。
美国海军14日表示,美军航空母舰“里根号”战斗群已进入南海,是今年度首次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包括定翼和旋翼机飞行任务、海上打击演习,以及地面与空中单位的协同战术训练。随同里根号演练的还包括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夏洛号和勃克级导向飞弹驱逐舰海尔赛号。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中国在干什么呢?中共党媒除了隔空喊话“北约国家不能被美国当“政治韭菜”割了”,就是色厉内荏的军机扰台。解放军6月15日出动多机种共二十八架次军机扰台,包括1架次运-8反潜机、4架次轰-6机、1架次运-8远干机 、2架次空警500机、14架次歼-16机 、6架次歼-11机,创下最大规模机队扰台纪录。
第二,谁是帮助拜登说服欧洲的中国人?
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战争的硝烟。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拜登总统是如何说服西方盟国的一致抗中的?众所周知,欧盟与美国既是盟友,又是经济竞争的对手,协调立场并不容易。拜登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其实,帮助拜登成功的就是习近平。
时政分析人士梁京在文章《习近平帮了拜登大忙》中指出:“此次拜登的欧洲之旅,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著整个西方阵营,接受了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主张,那就是在美国领导下,一致应对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也是最紧迫的挑战—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给全球稳定带来的威胁。从G7公报和会议的细节来看,拜登说服盟友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而给拜登的成功以最大帮助的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本人。”
“此次G7峰会透露出来的最戏剧性的细节,就是峰会在讨论中国问题时,采取了断网的非常措施,以防止中共无所不至的网络窃密。这个细节无疑会刺激许多人去想像,西方国家的首脑们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讨论了甚麽高度机密的内容?”梁京的推测是,“拜登利用这次难得的面对面机会,分享了美国关于中国的绝密情报。比较容易想像的是,分享情报中有涉及武汉病毒所洩露病毒的证据,也会有新疆迫害维吾尔族的证据,但梁京认为,拜登说服西方国家首脑最有力的情报,正是他与习近平通话的内容和细节。”
“在那次长达两小时的一对一对话中,习近平究竟对拜登说了些什么、展示了何种心理和精神状态?这是西方领导人理解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世界秩序威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最有价值的情报,而没有比拜登本人现身说法更有力的方式来与西方首脑分享这些情报。”梁京认为习近平与拜登的通话,对拜登整个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大,远超外人的想像。
拜登上台以来,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对华政策与竞选时的巨大反差。拜登现在对习近平之强硬,不仅与他竞选时判若两人,程度甚至超过了特朗普。对其原因,梁京的理解是他上台以后获得大量情报,让他对习近平的危险性,尤其是中国威胁的紧迫性发生了巨大的认知转变。“像许多与习近平打过交道的人一样,拜登从这些绝密情报中看到的习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而拜登上台以后与习近平的一对一通话,让他再也无法用过去的印象来置疑情报机构对中国威胁的严峻判断。以拜登阅世之深,他不难明白,他若对美国和世界面临的危险做出重大误判或不当决策,将要承担何等严重的政治和历史责任。”
拜登要让西方主要领导人都接受他对习近平的严峻判断并非易事,主要原因有三个:一、会质疑拜登对华态度剧变有太多利己动机,也就是说,面对严重的内部危机,拜登需要制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二、跟著拜登走,会与习近平搞的太僵,给本国带来许多不利,包括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利;三、拜登年事已高,未来美国的领导人会不会变卦。从此次G7和北约峰会发表的共识来看,拜登成功地化解了盟国领导人的上述疑虑,不仅认识到了习近平威胁的严重性,更认识到了其紧迫性,意义重大。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认知,美国与盟国就很难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也采取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向穷国捐赠新冠疫情的疫苗,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决定,但共同对抗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则不仅需要有更高的共识,也需要政治上更为困难的承诺。这正是拜登要推动美国的大规模基建所急需的。”
或许有朋友并不赞同梁京的上述分析,但他的看法无疑为我们看待拜登总统对欧洲的成功出访开辟了另一个视野。事实上,帮助丘吉尔说服美国、苏联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正是希特勒吗?这就是道义的力量,邪恶会使道义变得无比强大。
拜登总统的欧盟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有力地说服了欧洲盟友一致对抗中国。尽管欧盟与美国一直存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但中国的系统性挑战让它们凝聚起来,一致对外。北约在冷战后,似乎进入了冬眠期,但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叫嚣唤醒了这个军事巨人。西方已经集结,抗击中国的战争将全面展开,面对隆隆的战鼓和弥漫的硝烟,北京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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