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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2021年1月4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西安交通大学做了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演讲。演讲中，葛教授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否定它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该演论随即引来了舆论质疑浪潮。
面对汹涌澎湃的舆论，6月13日，葛教授在个人微博与部分读者进行了交流。葛剑雄回复一位网友时称: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会大惊小怪？是一些人想象的“历史”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还是我说的不是事实？该网友反驳说：您的这个说法完全不是捅破窗户纸，几十年以来中国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葛教授回复道:那不妨说得再明白些：我要告诉你，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质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另一位网友质疑道：难道就不能有超脱或旁观的视角或态度吗，注定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做为先导吗？葛剑雄说:当然有，除了纯粹的研究者。但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不合时宜，无法公开发表的，更不可能在网上讨论。
葛剑雄认为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不容质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者是书呆子，为当权者所不容，研究成果无法公开发表。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说假话，只是捅破了窗户纸，说了实话。
作家杨争光在文章《说一不是二：我也捅一下葛先生的纸窗户》中写道：如果真如葛教授所言，希特勒和德国纳粹是历史的选择，斯大林和他的恶政也是历史的选择。所谓“历史的选择”说的是存在的合法性。聪明的学者可以在每一个时代都如鱼得水。葛先生正是这样的与时俱进的学者，始终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葛先生曾经的学问是带刺的玫瑰，现在的“捅破纸窗户”和“历史的选择”这样的学问，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粽子和月饼。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学问，学问始终是舒适的。这也不是葛先生的创造，这样的学者历朝历代都有，现在中国尤其多产这样的学者和学问。
经历过艰难探索时期的文人与学者，大都会做两种学问写两手文章，是机巧，也是实力。你可以质疑这样的学问和这样的做法，却很难否认这样做学问能够获得学问之外的名声和实惠。而葛先生这样的学者和文人，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成为达人和通达的学问，不会有穷的时候。
有没有始终如一的学者和学问呢？应该有的，却处境艰难，甚至做不下去，岂止一个不舒适能够尽言。或者将做未做，做于半途，就被剿灭或者被隐没，是否存在过，也几乎无人知晓。时势造英雄，很骨感，也很残酷。成王败寇也适合于学者和学问。如此说来，葛先生和他的学问也是“历史的选择”。这样的学问，自有它的逻辑，是无所谓耻与无耻的。
葛教授对杨争光的文章显然感到不愉快，他在微博中进行了回应。他说，我究竟说了什么？无非是这几层意思：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官史，都是为了维护当代当朝的政治合法性；当代的历史自然是为了肯定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的选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近代史就是政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政治，而不是所谓“学术”。官方对近代史的解释是一根完整的证据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抽掉或脱节。学术研究仍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但在成果发表时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内部说，或直接报告当局。“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
他反驳道：请问我的话哪里说错了？哪一点不是事实？哪一点是我个人的观点？哪一点是我的发明？哪里是在向当局献媚？我的确说了，在中国，《宪法》规定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如反对执政党就是最大的违法。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证明执政党合法性的政治。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网络、媒体都属宣传，要守“纪律”，课堂也要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学术的“无禁区”。
我不过是个解释者、说明者，至多只是个按教材讲的教师呀！譬如“历史选择说”，难道杨先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提出的吗？我一直主张，在学术上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触犯政治的底线，更不应走极端。如果想搞政治，就堂堂正正搞，不要打着学术的旗号，更不要混在学术界累及他人。
针对葛剑雄的回应观点，有网友指出：按照葛剑雄教授的意思，一是不能置疑什么人认定后告诉我们的历史；二是只要不相信什么人告诉我们的历史而去追求真实可信的历史，就成了像安徒生笔下那个皇帝所追求的“新衣”一样，也就是说，除了什么人告诉我们的历史外，根本就没有更真实可信的历史了；而只要你不相信什么人告诉你的历史，那你就只能“是历史虚无主义”。
葛教授的意思，就是即使人们读到的教科书是“不真实、不可信”的，也因为是“国家、政党、群体”的需要而理所当然地不能质疑，也不应该质疑，对吗？只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就可以造假而且“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对吗？退一万步，就算因为“国家、政党、群体”有权力不容人们置疑更不许否定，怎么还能与“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联系起来呢？有权力者可以这么说，而你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也可以这么说呢？你就不害怕跟你交流的人大声问一句：葛教授，到底谁是历史虚无主义？编造“不真实、不可信”的历史教科书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对这种“不真实、不可信”进行置疑或者不相信，怎么反而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政事高远”之谈，是静态史观而非能动史观；“胜者决定”之论，是现实绥靖的相对主义。世殊时异之说，更是像在“曲学阿世”。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后世才说“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史书上当然有春秋笔法或为尊者讳，但也记载赵盾和崔杼弑君之事。如果根本上否认史学本身会自我言说、言明自身、从而有惩恶扬善之义。那么一切历史叙事，不管是大东亚共荣还是斯大林主义，都可以放在“时局深远”“政事高明”下，等视之了。而古拉格或其他什么纪实也变得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历史上有意模糊政党宣传与史学研考之界之事也不新鲜。因为政事、国情和时局使然，去顺应去转向去改造，也不乏满腹经纶者。可见，有时候恶不见得来自威压胁迫，也来自知识分子自己的“国师想象”。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是，葛剑雄作为历史学者，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历史学专著，并且也常常发出当权者刺耳的真知灼见。如2016年，葛剑雄曾指出：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文革中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干部下放“、”五七干校“，都是彻底要否定的。还有一点，不能因为我们有些领导是下乡出身，就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的。“上山下乡”这个运动绝对是错的，他们现在有句口号叫“青春无悔”，胡说八道，是你自己选择的吗？那是“青春无奈”，没有选择的。
二是，葛剑雄关于“历史服务于政治”和“历史选择说”以及违背当权者意志，学术研究会遭遇困境的观点是事实。但问题在于，事实并不等于正确，更不等于应该服从权力。否则岂不是权力至上，成王败寇吗？为了学术不受打压，难道可以出卖道义吗？如此说，司马迁、太史简董狐岂不是不守政治纪律的不法之徒吗？
三是，葛教授认为，“学术研究仍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但在成果发表时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内部说，或直接报告当局。”难道葛教授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独立吗？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言论自由之上吗？
四是，或许葛教授认为，他说的都是他的人生经验，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是没有真实历史的，你要想混得风生水起，就得守规矩，知进退，否则就会被当局打成历史虚无主义。但这样的生存智慧还有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吗？
五是，葛先生认为“在学术上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触犯政治的底线，更不应走极端。如果想搞政治，就堂堂正正搞，不要打着学术的旗号，更不要混在学术界累及他人。”但政治底线由谁划定？不敢触碰政治底线，学术自由何在？葛教授既然对中国现实如此明察秋毫，难道不知道中国一党专制吗？学术与政治能够一刀两断吗？果真如此，又如何能做到葛教授所言“历史为政治服务”呢？不要在学术界累及他人，是指挡了大学教授们通往中南海的国师之路吗？
综上，我认为，葛教授的学术之道是要自由行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学术为政治服务，国家利益至上，可换得名利双收。复旦大学王沪宁、张维为就是这样成为了国师，可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葛教授也是这样做的，资深教授、政协委员，偶尔放炮，小骂大帮忙，既收割名声，又获取利益，人生怎一个滋润了得。只可惜，不懂得葛教授学术之道的唐云、谭松和杨绍政丢了饭碗，许章润被嫖娼，孙文广失去自由。但谁更应该被历史尊重呢？
让我们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疑问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语吧。贺卫方说： 1、葛先生说过去历朝历代历史写作都要维护当朝合法性，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也必须如此，这是否把今天的共和国等同于两千年的帝王专制国家了？2、什么是“国家利益”？这里的国家是强调国民还是强调统治者？例如清末昏聩无道的统治集团所作所为能代表四万万国民么？3、所谓学术与宣传之两分，葛先生出版学术专著，算是学术还是宣传？头脑中的学术与外显的话语之间两层皮，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即学者的正直？4、葛先生似乎认为只有遵守“纪律”才能获得“无禁区”的空间，难道他真相信可以跟当局达成这样的交易么？5、葛先生认为若要搞政治就不要打着学术的名号，这似乎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联给彻底切断了。胡适先生当年专门办杂志议论政治，倡言自由，而且这种言说都建立在渊博的知识和清澈的学理根基上，难道这不是学者所当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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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9 11: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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