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与缠足

阉割与缠足

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历史中，在人对人的自我摧残方面，没有哪个民族曾经像我们这个民族，持续的进行着两项难以用任何语言形容的非人道现象——对少年男性的阉割与对幼女的缠足。然而，这种惨无人道的社会历史现象，却从来没有得到真实、全面的记录，而且，至今仍然缺乏严肃的研究与揭示。

被阉割的宦官与被缠足的女性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两项人道灾难。

阉割的宦官从有文字记载便形成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年的清朝覆灭，宦官制度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决不随着某个朝代的更迭而终止；缠足的真实的起始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北宋，即使从公元10世纪开始到辛亥革命时期被政令终结，这种现象也延续了大致1000年。这两种社会现象的惨无人道的程度甚至无法用语言所形容，然而，竟然却能够延续如此漫长的时间，并且，是一代又一代成年人自愿的把身为少年的未成熟的、并且聪明伶俐的男孩送去阉割，又是家长自愿的对自己的3—5岁的女孩强行裹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又能够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描述和分析呢？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置身事外，然而，这样的惨无人道的历史现象，仍然在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还有另一种更加残酷的摧残，即有权势的男人死后要妻妾为其“殉葬”。

历史上，宦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亚洲其它国家诸如朝鲜、越南以及埃及、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古国，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宫廷中都有宦官，但是，只有在中国，这种社会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由于王室拥有众多的女性成员，因此，为王室中的女性成员服务，必然是一项具体的工作。然而，为了避免王室中女性成员与为她们服务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便产生了这种残酷的制度——把男性的生殖器官进行阉割。这样，才能够让主子们放心。

华夏民族有文字的历史可以从商朝的甲骨文算起，然而，甲骨文没有能够留下系统性的著作传世。到大致公元前12世纪，来自黄土高原的姬昌来到河南平原的殷商之地，他认真现象殷人的占卜技艺和文字，并且刻撰了《易经》（后人也叫《周易》）。现在，这部著作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系统性的文献，当然，《周易》并非完成于姬昌一个人之手，他的儿子们尤其是姬旦（后人成为周公）是完成和整理《易经》以及使之得以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人物。

在中国，商朝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代表阉割的象形文字，可见当时已存在将少年男性进行阉割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事实上肯定出现的更早；《周礼》中有明确的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我认为，姬昌《易》中的“剥”卦，即是一场阉割手术场面的记录。我不确定这个判断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剥”卦的内容的确可以与阉割的场景联系起来。初爻为“剥床以足，蔑，贞凶”，“六二爻”“剥床以辨，蔑，贞凶”，“六三”爻“剥，无咎”“六四”爻“剥床以肤，凶”，“六五”爻“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爻辞的“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里的“剥”即是记录的一场阉割手术的场景，并且记载了手术的完成，以及众多“宫人”的情形。

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部落还是华北平原的族群，都已经拥有规模化的养殖，而猪、羊、牛、马是主要的饲养动物。一般认为，劁猪是汉代开始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残酷的手术与阉人的历史同样悠久。也就是说，在殷商时期的河南平原，应该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阉人与劁猪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把人当成一种工具使用，这从来是统治者的固有心态。

清朝末年著名的太监有“李莲英”，服事慈禧太后，1911年卒，终年64岁。小德张是中国最后一位掌权太监，1957年病逝，享年八十一岁。中国最后一名太监叫孙耀庭，曾服侍清逊帝溥仪，于1996年去世。从开始有文字记载阉人的商朝到1996年最后一个太监去世，可以说，太监是一个贯穿了全部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一个社会现象。

中国最伟大的宦官当然是蔡伦，他是东汉时的宦官，造纸术的发明人。他的结局是自杀，原因是政争而陷害了汉安帝的祖母。

直到现在，中国的学术界仍然严重缺乏对于缠足历史的研究。一般认为，缠足约起源于北宋。南宋周密传说窅娘是缠足的始作俑者。传说中缠足最初流行于妓女之间，之后逐渐影响到中上阶层的妇女。苏轼曾写《菩萨蛮 咏足》一词：“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据说就是专为描写的缠足女性的而作。

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不缠足运动在全国展开。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沿海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内陆地区。到1929年国民政府再发布放足布告，并且派专员督查落实。但直到14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缠足风俗才彻底消失。最后一起可查询的缠足发生在1957年。距云南省昆明市以南140公里的通海县有个六一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至2004年此地还有22位缠足的小脚老太，中国最后一家制造小脚鞋的工厂于1999年关闭。

缠足的历史，即使从宋朝开始，到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政令禁止，这种无法语言形容的恶劣习俗，在中国延续了大致1000年。然而，直到现在，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的缘起、形成以及遭受摧残的女性的数量统计，都已经无从考察。

鲁迅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载了他在日本上解剖学课程的一个场景——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藤野先生）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鲁迅先生没有写下他当时如何回答老师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肯定深深刺痛了鲁迅先生的灵魂。并且，从此，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改造中国人的灵魂。自从鲁迅先生写出《狂人日记》之后，他的《彷徨》与《呐喊》，鲁迅先生的伟大，表现在他对我们民族弱点的深入骨髓的认知。

鲁迅先生1927年2月18日和19日在香港青年会连续作了两场演讲，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在后者的演讲中，鲁迅说——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哪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什么关系，什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什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在1933年3月4日夜写下《由中国女人的脚》一文，文中说道——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可见，在中国，对于一系列邪恶的社会行为的纠偏、改正和革命，是极其缓慢而不知所措的。

毋庸置疑，华夏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大致一万年前的农业文明形成过程中，直到公元前10世纪为止，以河南平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农耕民族，比如在开发土地、耕种养殖、制造工具、掘井灌溉、烧砖建筑、保存火种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创造力。到公元前8—3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出现了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科技、医疗、教育的大繁荣局面。然而，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嬴政父子分别以“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方式，开启了一种残酷而愚昧的统治方式，致使伟大的华夏民族不断沉沦、堕落，逐步丧失在科技和文化上的首创能力，直至20世纪末叶，几乎一成不变。

对于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伟大的进步。在21世纪，华夏民族仍然面临着一场彻底涤荡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文化任务。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而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事业，仍然是华夏民族的未竟之业。再21世纪华夏民族的民主、科学的旗帜上，还应该添加文明、幸福的词汇。最更要的，是运用一切文明的实践，剔除和涤荡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社会现象。

华夏民族在历史上是以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21世纪华夏民族的复兴，注定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的文明创造力的复兴。而在历史上，公元前8—3世纪的百家争鸣，则是最确定的一个历史参照时期。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要有一场普及的、彻底的、全面的、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的实践。

徐国进

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