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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1-8-7 11:35 编辑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評關於“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重評“新民主主義”》） 第三、四、五、六、十部分）
引 言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他壹生中的壹個理論高峰。這壹理論為中共建造起了壹座燈塔，不僅為中共確立了革命的實踐指導，也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他們從這壹理論中了解了中國的革命道路，獲得了中國光明未來的信念，從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懷抱的人生選擇。我們知道，在這壹理論的引導下（當然還有別的種種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這壹理論的正確性已被革命勝利的實踐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壹個正確理論指導下的革命在革命勝利之後為什麽出現了與革命初衷相背離的後果，那就是：革命給予人民的，不是站起來享有民主與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備受專制與奴役；不是享有富裕與幸福，而是遭受貧困與屈辱。在毛澤東統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積累各類冤案最多的時期，是遭受迫害與饑餓而導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時期，是社會的經濟發展受到最嚴重破壞的時期，是教育、文藝、學術與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殘的時期。這場偉大的革命之後為什麽產生了這些層出不窮的災難？這種二律背反的邏輯現象應作何解釋？由此我們想到，這場革命以及指導這場革命的理論不容置疑的正確性，就值得省思了。
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在國內學界似乎已形成了這樣的壹種定論：毛在革命時期立了大功，在建設時期犯了大錯。李銳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有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壹書中對毛壹生的評價是兩句話：“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馮友蘭在他最後的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中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極左思想階段。他說：“第壹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 近幾年來，國內有壹種意見頗為流行，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後之所以犯了大錯，重要的原因之壹是他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因此，他們籲請執政者回到新民主主義，補新民主主義的課。這些意見，都涉及到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和評價。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論述集中在《中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論聯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現階段（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但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所謂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要點是：第壹，這壹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壹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範疇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了；第二，這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了；第三，這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後來又增加了官僚資本主義，合起來構成了“三座大山”；第四，這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在經濟上是多種經濟並存的社會，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壹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之後，將過渡到社會主義。
下面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加以分析評述。
壹 關於“無產階級領導”
關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因此不可能擔任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的肩上。“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
毛的這壹論斷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經不起推敲。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壹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工業社會大生產的產物。這是常識。沒有資產階級也就沒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就更軟弱、更不成熟；既然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就更不可能領導民主革命，這才符合邏輯。因為，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這個生產方式的創立者和支撐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雖然是這個生產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決定的力量；雖然是這壹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這壹生產力的代表。過去總是說，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試問：這個生產力指的是什麽生產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共存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兩個階級，他們所代表的生產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這個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裏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都是壹個動態概念），只是資產階級是這壹生產力的當然代表，或者說，它更全面地代表著這壹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是因為，工業化大生產的每個環節乃至整個過程都是由資產階級所主導、所承擔的，也因此，他們在經驗、能力、知識、文化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推進等方面要優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勢必由這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以及反映這個階級進步要求的先進分子所領航。這是符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的。
能否認為，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是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就是說，它們所代表的生產力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先進的生產力。但是，這種生產力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出現。由於那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還相當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何時才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還是壹個遙遠的未知數。說中國無產階級是這種還是很遙遠的誰也都說不清的生產力的代表，這比天方夜譚還讓人不可捉摸。因此，這壹假設應當排除。就按毛的說法，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開始也試圖以大城市為基地，但無法堅持下去。為什麽？無產階級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礎，只好退到農村，革命才堅持了下來。但這個堅持下來的革命能否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呢？能否反映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呢？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無論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其中任何壹個階級的力量和意誌都不可能主導這個革命。後來的事實是，在整個革命過程中，農民階級成了這個革命的主要參加者和基本動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這個革命就必然會打上農民階級的烙印，成為反映農民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訴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只能以農民的意識（馬克思說，農民是天然的皇權主義者）塑造這個國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也不是無產階級領導，這恐怕比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階級的資本就被剝奪了），也不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三十幾年裏，他們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領取很低的工資維持生活；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紛紛下崗，被拋向社會的邊緣。這個“領導階級”，什麽時候“領導”過國家？）。農民階級呢，他們得到了什麽？他們在土改中壹度分得了土地，可轉身就成了合作社集體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中，他們進入了毛澤東指引的“共產主義天堂”，屬於個人所有的只有壹只碗和壹雙筷子了。共產黨的革命本來向農民承諾“耕者有其田”，農民才願意為這個革命賣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體所有，農民的土地問題依然未著，他們的權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這個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謂“階級領導”
所謂“階級領導”的概念也值得討論。壹個階級怎麽去領導革命呢？還不是由壹些先進分子組織政黨，有了黨再去發動群眾，推動革命。所以，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是黨在那裏領導，只是借用了無產階級的名義而已。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他說：“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雖然大家都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這個政黨的領導人之間的認識有時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甚至存在兩種相反的意見。比如，1929—1930年紅四軍中的“朱毛之爭”，朱德要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要實行集權制。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之後，劉少奇提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則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哪種意見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呢？後來，毛的意見成了全黨的行動綱領，是不是因為毛的意見符合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後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饑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黨內不少人主張改變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毛澤東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理由加以反對。至於在全國範圍內搞文化大革命，毛在黨內更為孤立，對國家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但他卻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高統帥。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壹個方法，能鑒別出不同意見中哪種意見是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願望，從而可以排除那種不符合無產階級願望的意見。因此，當黨內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只能聽從那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大概就是這麽回事。這在黨內缺乏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尤為典型。所謂“階級領導”，宣傳上很有用，可在實際生活中卻是虛無，到哪裏去找“階級領導”，所見到的是某些人或某個人的領導。他們聲稱只有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人都不是。可是，結果怎麽樣呢！
所以，所謂“階級領導”落到實處是“黨領導”，甚至是“個人領導”。對此，列寧有壹段大實話承認這個事實。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至1949—1976年毛澤東個人對黨國的絕對控制的事實，赤裸裸地證明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階級領導”不過是“個人專制”遮醜布!
所謂“領導”
進壹步的思考我們還發現，“領導”與“民主”是兩種對立的思想意識。在民主制度下沒見過哪個黨派可以自封為某個階級甚至是人民群眾的領導。妳是不是領導、能不能執政，要由選民們投票來決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黨派、團體與個人，不管妳的信仰、財產、教育與反映哪個階級的訴求，在選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預設“領導”（所謂“領導階級”、“領導黨”）並強迫民眾服從，這本身就是專制。聲稱某個階級、某個黨是最先進的階級與政黨，天然的應當享有領導的資格，如果妳持有異議而不衷心擁護，就是反革命。這是現代專制主義邏輯。半個多世紀來我們就生活在這種霸權主義的氛圍之中。
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這個聯合政府中的領導者有以下表述：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壹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個表述中有幾個要點，核心是“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我們已經分析，預設領導是專制主義的霸道。聯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員彼此是平等的，不應當有壹個駕於各聯合者成員之上的領導者，大家要在他的領導之下；若如此，這個聯合政府不就成了“壹家政府”！由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實際體現就是“黨的領導”，因此，承認了“工人階級領導”等於承認了這個政府是黨領導下的政府，結果政府成了黨的政府。這壹點，到了1949年6月，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終於點明了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中的核心地位。當時，新中國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預告，可知即將誕生的國家是實行壹黨專政，而不是實行民主憲政。中共尚未執政，毛就“總結經驗”了；沒有執政實踐，何來經驗可談？只能說明“壹黨專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其實是新專制主義。
“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作為新舊兩種民主革命的重大區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得到國人的普遍認可，誰也不會覺得其中會有什麽問題的。但是，事情就怕進行比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發生，在那裏，革命之後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政府民選，各黨平等，憑借選民的選票上臺執政；而不是預定由壹個先進的階級經過它的政黨來領導（控制）國家政權。在民主制度下，壹切公民，不分階級、民族、出身、性別、財產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是將國民分為不同的等級：有的是天然的領導者，有的是必須接受領導者領導的被領導者，有的是這個政權的基礎，有的是這個政權的邊緣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敵人。在民主制度下，依法立國，依法執政，各政府機關、各黨派社團以及任何個人，必須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違法者均應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許有特殊的黨派和個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無端地廢置國法，禍國殃民。在民主制度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而不是獨攬大權，實行極權統治。如此等等。試問，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建立了符合民主制原則的現代民主制度嗎？革命奮鬥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結果建立了壹個專制極權國家。可見，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要點的“無產階級領導”是很值得檢討的。中國人缺乏民主知識，更缺乏民主經驗，因而難以發覺毛的新民主主義中潛在著的壹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二 關於“反對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由來與走向
反對帝國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之壹。那麽，這個概念是否是毛創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張國燾代表中共（那時中共成立不久）參加共產國際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且稱“莫斯科會議”）。這次會議的收獲，張國燾說，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張還說，“當時壹般中國人還不知道帝國主義為何物”，“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 ‘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壹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國民黨也應邀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積極成果是將“反帝”貫徹到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的黨綱中，將“三民主義”第壹條民族主義由“排滿”更改為“反帝”。蘇聯對此誌得意滿。
蘇聯“老大哥”為什麽熱衷指使中國“反帝”呢？這個見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解密與開放才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變”（現俄羅斯教科書已將“十月革命”改稱為“十月政變”）後，蘇聯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它受到美英諸國的打壓，因此它的頭號敵人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協約國。為了改變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蘇聯把目光轉向了東方，中國乃首當其沖。不僅因為中國是近鄰，是蘇聯和日本的壹個緩沖空間，也是西方國家的爭奪對象。在這個地區點燃反帝大火，很有戰略意義。解密後的檔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可見，蘇聯的意圖是使中國革命成為蘇聯反美的“工具”，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這就是“老大哥”在中國人身上打的主意。
對於中國人來說，蘇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極易落入圈套的。因為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欺辱。反帝已積澱為中國人的壹種民族意識。即使是在今天，只要壹提到帝國主義，中國人便下意識地會將目光轉向西方，與“敵對勢力”掛鉤。但是誰是帝國主義，值得做壹番甄別。
不錯，西方列強（那時中國人把西方侵略者稱為“列強”，而不是稱“帝國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紛紛侵華，中國被迫簽訂了壹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毛澤東所寫的那樣，“帝國主義向中國舉行多次侵華戰爭，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毛在這裏沒有提及沙俄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但是，這些侵略戰爭均發生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也就是說，在中共誕生之後，再無發生西方列強侵華事件。相反，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這表現在，第壹，當中國繼續遭到外國勢力侵犯時，美國等國家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從中相助。比如，1921年，蘇聯在莫斯科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上策劃中國反美時，同壹時間在華盛頓召開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在美國的斡旋下，將日本侵華的二十壹條放進了墳墓，還將日本在山東半島的主權和所占領的青島交還中國。我們知道，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正是由於“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了日本。第二，美國等國家逐步廢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美在華盛頓訂立新約，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關閉在華的領事法庭；廢除“辛醜條約”；終止上海、廈門租界特權；放棄在中國通商口岸的權益，放棄美國軍艦進入中國水域的特權。隨後，中國陸續與其他全部有關國家簽訂了與美國完全相同的新約。由此，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廢除了！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到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告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東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告結束。
有壹個國家，那就是俄國，長久以來壹直侵略與欺負著中國，可在中共的宣傳下反成了壹個友好鄰邦。
“友邦”還是“惡鄰”？
是友好鄰邦還是世仇惡鄰？請看事實。
第壹，從1856年起沙皇不斷入侵中國東北，先後強行與中國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至1885年共侵占中國領土150多萬平方公裏（相當於41個臺灣或3個法國的面積）。1919年7月，蘇維埃政府聲明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壹切不平等條約，且於1920年9月再次重申，從而獲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但此時這些領土尚為白俄軍所控制，因此蘇聯政府不啻是開了壹張空頭支票，這很久為中國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訂立的密約中竟有如下文字：“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赤色帝國主義的面目由此可見。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壹直為沙俄也為蘇聯所覬覦。為此目的，1921年在蘇俄策劃下建立了蒙古人民黨（後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蘇軍借追剿外蒙白軍而進軍外蒙，7月占領烏蘭巴托。1924年11月，蘇俄又“幫助”外蒙成立了蘇俄的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了中國，成了蘇俄的勢力範圍。
另外，蘇聯還有分離新疆的圖謀，後因二次大戰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無暇顧及，遂無奈放棄此計劃的實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秘密協定，為要求蘇聯對日作戰，滿足斯大林提出的犧牲中國利益的條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現狀（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外蒙古的主權），從而使外蒙古分離中國合法化。這裏需要特別交代，毛澤東早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在說明中國的地理位置時寫道：中國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 這明白告訴人們，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談判為爭取外蒙主權竟交鋒九次，其中前四次與斯大林當面交鋒。（2）恢復帝俄在中國的權益：大連為國際港，蘇聯享有優先權；旅順為蘇俄海軍基地；中東鐵路中蘇共同經營。蘇聯以密約條件為前提，才同意對日宣戰。但直到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之後的8月8日，蘇才對日開戰，僅壹周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大損失，卻在我東北地區撈到不少戰利品。
1946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將雅爾塔密約公之於世，引起我國人的憤慨。2月22日，中央大學等校學生在重慶街頭遊行抗議蘇聯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侵犯，遊行隊伍打出了“赤色帝國主義”、“打倒新帝國主義”的標語。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遊行。2月24日，傅斯年、王雲五、儲安平、陳明德、趙超構等二十位著名學者聯署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雅爾塔協議的抗議》，指出這壹協定開創了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之惡例，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之記錄。
值得壹提的還有壹事。1941年4月，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主動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宣布締約國壹方與第三國發生敵對行動時另壹方應遵守中立。這是蘇聯姑息日本侵華的綏靖政策。試問：道義何在？國際主義又置於何地？更令人氣憤的是，為了蘇日雙方“和平與友好”，蘇聯“尊重滿洲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這是蘇、日聯手瓜分中國的可恥記錄！此條約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廢除。
蘇聯對中國上述侵略惡行，蔣介石因此稱俄國是“我國的世仇大敵”。這壹評價，壹針見血。
毛為什麽對日、俄那麼友好？
百年以來中國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欺淩，問題在於，到了1940年代即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以後的時期，誰是中國真正的帝國主義呢？是日本與俄國，而不是毛澤東和中共壹直所聲張的美國帝國主義。
但是，毛澤東並不這樣認為。對於日本侵華，他多次表示“感謝”，這似乎讓人難以相信，但事實確實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壹行。田中向毛道歉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卻說：“不要對不起啊，妳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妳們要是不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取政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毛還說：“我們如何感謝妳們？我們不要妳們戰爭賠償！”毛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這壹談話代表中國方面的立場，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權威。
在此之前，毛對日本侵華表示感謝的話已說過幾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幾次講話意思相同，這是毛的大實話。日本侵華，從民族利益、從執政的國民黨的利益來考量，傷害極大，光軍事力量就損失75個師，陣亡戰士350萬，陣亡高級將領206人。對中共來說，卻為其勢力的壯大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長征後的1936年，中共的軍隊（工農紅軍）僅剩下3萬左右，可抗戰後光正規軍就增加到100多萬，還有民兵200萬。內戰前夕，“解放區”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壹億左右。可以說，日軍侵華為中共日後與國民黨進行武力較量儲備了條件。
至於與蘇聯，兩黨、兩國在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都是壹個體系的。中共是在蘇共的“幫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蘇共的“幫助”下逐漸壯大的，遇到重大決策又往往聽從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壹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毛蔣的重慶談判，朝鮮戰爭的參與等。甚至中共最高領導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認可。特別是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與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有力的幫了壹把中共。1945年8月蘇軍進入東北後，斯大林急令中共進軍東北，且嚴禁美軍、限制國軍進入，並把大批武器彈藥交給中共，光大炮、迫擊炮、坦克、飛機等重型武器就達5000多件及600多個倉庫的物資，從而為中共獲得遼沈和平津戰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礎。毛為了表示對斯大林的感激，壹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電蘇共，表示“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對戰後中國國內問題的建議，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關於外蒙古戰後地位問題的看法，支持蒙古黨和人民要求擺脫大漢族反動統治、尋求民族獨立的正當要求”。這裏，毛以鮮明的態度擁護斯大林將蒙古從中國的領土上分離出去。賣國求榮，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劉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報告，關於蘇共與中共兩黨關系，“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這個喪失人格、黨格的表態，並沒有贏得斯大林的欣賞，他在11日回復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14日毛急忙回復斯大林說：“關於兩黨關系的那種提法，……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企圖掩蓋這壹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壹個國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毛認為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已稱雄壹方，才痛罵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
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在“壹邊倒”同時，毛將美國定為頭號帝國主義，聲討美國帝國主義，壹波未息壹波又起。可是，第壹，美國從未侵占過中國的壹寸領土。第二，是美國帶頭廢除了歷史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三，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全世界向中國伸出無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壹個美國。第四，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只有美國出面調停。第五，內戰初期，美國政府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國民黨南京失守，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滯留南京，以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其時蘇聯大使去了廣州），並於4月底雙方開始會談。但6月毛卻派劉少奇秘密赴蘇覲見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正式發布了“壹邊倒”的外交路線，宣告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仍嚴厲批評蔣介石集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討論承認新中國問題，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系列反美文章作為回應，硬是將美國推向與中國敵對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發表《關於臺灣政策宣傳指示》，指出“臺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壹部分”。這是美國擬拋棄臺灣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益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將不對臺灣的中國當局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意見。”1月13日，在美求援長達壹年的宋美齡兩手空空返臺。這意味著美國不僅棄蔣，而且拋臺。1月12日艾奇遜發表《中國的危機》的演講，強調：“俄國壹貫存有將這個北部省份分離出去的野心”，“這種過程在蒙古已經完成，在滿洲已接近完成”，“我們不可把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可是，幾天後毛澤東又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作了回應。
順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形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對峙格局達半個世紀之久。此期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霸權主義（另壹種說法是“領導者”）的角色，在世界許多地方建立軍事基地，還以不同方式參與或幫助別國的內部事務，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起著積極與消極並重的作用。
毛澤東認俄為師，革命後建立起列寧—斯大林式的極權體制；他以美為敵，排斥民主自由，與西方國家對著幹。他長期閉關鎖國，掀起壹撥又壹撥的自亂、自殘式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衰退，社會畸變，國家紛亂，自由毀滅，民主斷層，人權橫遭踐踏，法治蕩然無存，中國壹度進入了無自由、無民主、無人權、無法治的“四無世界”，從而把中國帶到了危機四伏的絕路，其愚昧、野蠻、專制與暴虐為千古人類史所罕見。產生這壹歷史後果的壹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壹貫地借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排斥西方文明。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之後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之後才有所改變。
中國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中國是發起國之壹（其他三國是蘇、美、英），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國（其他四國是法、蘇、英、美）。中國是聯合國締造者之壹和核心成員國啊！此時的中國已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除蘇俄在中國的東北仍享有特權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已成為歷史了。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人民在那時已經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1940年代和建國之後壹味地鼓吹反對帝國主義，應當認為是壹種誤導。
三 關於“反對封建主義”
“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中國人喊了近百年，然而這個口號是否完全正確呢？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中出現了偏誤，對此，筆者已作了壹番研究。關於“反對封建主義”呢，它在理論上就缺乏正確的支撐點。
“封建主義”還是“皇權專制主義”？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壹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具體地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壹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說”或“周秦以來封建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這壹結論忽視了自秦以來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或統治方式同西周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周實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歐封建社會有著相類似的特點。周天子將國家領土分封給各諸侯，各諸侯在分封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各國君承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在經濟、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權，其王權世襲。秦並吞六國、統壹中國後，既然掃滅了諸侯，也就廢除了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即“廢封建，立郡縣”，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建立了權力集中於皇帝的中央集權制，這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大改變，怎麽還能同西周的封建國家（所謂“國中之國”）相提並論呢！
問題在於，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稱其為封建社會，那麽應稱什麽社會呢？按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別無選擇，只能稱其為封建社會。要正確界定秦以來兩千余年的中國史，“五階段論”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壹道坎。為跨越這道坎，李慎之啟用了壹個新概念：“皇權主義”，或“皇權專制主義”。 對此，筆者贊同之。那麽，這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就可以稱之為“皇權專制社會”。這壹理論觀點，跳出了“五階段論”的狹隘框架，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視野、新方法。需要說明的是：第壹，在兩千余年的皇權專制史中，皇權專制的情況（程度）是有差別的。如秦漢（漢設丞相，有所謂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某種制約）之間就有差別，唐宋之間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轄行政權力的丞相，皇權專制到達巔峰。雖存在這種差別，但從體制的總體特征看，這兩千余年是皇權專制社會，是秦政制的延續，是沒有錯的。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皇權專制社會其經濟基礎都是以小農為特征的農業社會，這就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國家政權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權專制式的。另外，專制式的國家政權既可以建立於農業社會，也可以建立於工業社會（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極權統治）。
用“封建說”與“皇權專制說”來解釋中國歷史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封建說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毛在另壹處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皇權專制說認為，皇權專制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皇權專制主義的矛盾。
在革命對象問題上，封建說認為，革命的對象是封建主義。由於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總不能將已不再存在的東西當作革命對象，毛於是把地主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他寫道，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皇權專制說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制主義。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在於結束皇權專制，開創共和新政。辛亥之後，舊式的皇權專制主義是被推翻了，但復辟勢力，從袁世凱到毛澤東不斷登臺扮演，改頭換面的皇權專制主義不斷再現。“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對象依然是翻新的專制主義。
毛對中國史的誤讀與中國革命對象的錯誤指向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又把封建主義落實到地主階級，或者說把地主階級拈來當作封建主義的替身，於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階級了。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與財產，消滅地主階級（有不少地主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的革命是否為中國創立了民主制度呢？沒有，遠遠沒有。為什麽？因為民主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也不等同於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無濟於民主制度的降臨。中國民主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專制主義。因此，以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民主革命的理論指導實在是新民主主義的壹大誤區。
這個誤區的理論根源除“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外便是對“階級國家論”的套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國家是壹定階級的國家。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據這個非科學的簡單化理論，毛澤東因此認為，秦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其矛頭指向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壹言以蔽之，統統歸結於地主階級。毛的這些結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來的國家不是地主階級的國家，而是為某壹皇族所控制的國家。秦國是秦皇族的國家，這壹皇族覆滅後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漢、唐、宋、清等各朝的國家莫不如此。這兩千余年專制主義時期的國家始終是以皇帝為首的家族統治集團的國家，即所謂“家天下”。皇帝的權力總是在其家族內部傳承，即所謂“嫡長繼承”，這是延續皇權的法則。地主階級不是這類國家的統治階級，它不是國家權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會中壹個有勢力的貴族階級。它和農民階級都是這類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當然，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其中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受著地主的剝削。地主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它是專制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統治者的施政國策或多或少要向這壹階級的利益傾斜，但他們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馮天瑜在《“封建”論考》（2006年）壹書中提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壹說，以取代“封建社會”的概念，這壹提法仍未有跳出“階級國家論”的思維模式。第二，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是專制皇權對社會（主體是農民）的掠奪（註意：掠奪與剝削有區別）與壓迫。這壹點在專制腐朽的皇朝那裏尤為明顯。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大眾（主體是農民）與專制皇朝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從屬性的。劉亞洲亦認為：“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 第四，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下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不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反抗專制皇朝的腐朽統治。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又說每次農民起義“總是陷於失敗”，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這裏前後的邏輯悖論是，既然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說明農民起義的指向是專制皇朝，而非地主階級，再說，地主階級不占有國家政權，談不上什麽“統治”，也不存在“改朝換代”的問題。
對於自秦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毛並不否認。他說：“如果說，秦以前的壹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壹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裏又是壹個悖論：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是封建國家就不可能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蘊含內在邏輯悖論的理論觀點壹經流行，使“封建”概念內涵模糊，外延擴大，使封建主義頂替了專制主義，從此專制主義長期潛伏，即使在以後的多次革命風潮中仍得以安身，壹次又壹次地逃脫革命的批判。如“五四”運動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這同新民主主義沒有關系）。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更是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提反對專制主義。倒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滿清皇朝的專制統治。而毛澤東稱此次革命是“舊民主主義”的，這是否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再反專制主義的了？直到文革之後，中共上層的某些領導才深感專制主義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義以指摘專制主義。如葉劍英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肅清封建主義的講話，李維漢1980年向鄧小平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壹課”。遺憾的是，專制主義仍沒有驗明正身，更沒有傷筋動骨，源遠流長的血脈延續至今，還敢於當著大眾吞噬自由、民主的嬰兒。
毛的秉性：對專制主義的偏好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將專制主義隱姓埋名。從他的智力，從他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及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他應該明白，專制主義是中國邁向民主憲政的大敵，無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個中原因，筆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測。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對專制主義的偏好。這種偏好，在奪取政權之前，自然不便充分顯露，但已有流露。《沁園春•雪》壹詞（此詞作於1936年，發表於1945年毛赴重慶國共談判期間）中所抒發的情懷即是。詩言誌。在詞中，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裏。全詞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歷代帝王的王氣和霸氣。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了壹個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料，那就是毛在十七歲（1910）那年所寫的《詠蛙》詩。那年毛離開韶山，去了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是《言誌》，毛以《詠蛙》命題其詩如下：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此詩雖不像《沁園春•雪》那樣充溢著王氣與霸氣，自信我毛澤東是超越歷代帝皇的壹代梟雄；但山大王那種必欲淩駕群倫、壹朝得勢便橫行無忌那種居心，已表白得淋漓盡致。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凸現這種強悍秉性，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闊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中國的歷史至今是領袖的歷史。
1949年中共建國。在此之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比哪個專制皇帝都呼喊的多，從此，全國百姓就葡匐在毛的腳下。1958年他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在中央全會上毫無掩飾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秦始皇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毛竟敢說“超越秦始皇壹百倍”，說明專制獨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謀策了壹場殘酷的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壹場全殲性的整肅，使知識分子群體失聲，自由民主斷層。這年夏天，毛接見了上海文藝界人士時羅稷南向毛提出了壹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思索片刻後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言壹出，四座皆驚。我們知道，毛壹直推崇魯迅，多次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1937年，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1940年又贊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評價之高超過地球之三極！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偉人當毛主宰了國家命運之後卻要把他拋入獄中！這典型不過地說明，在毛的極權統治下不允許有魯迅這樣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魯迅可以拿下，還有什麽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沖著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任何人，不管妳是魯迅那樣的聖賢，不管妳是我幾十年的舊友，也不管妳為我毛澤東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名臣，在我毛澤東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萬歲。哪怕說半個“不”字，就叫妳下地獄！這壹切說明，毛的專制主義本性在坐定天下、獨攬大權之後，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麽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可是，他的頭腦是用什麽思想武裝的呢？有壹本書，叫《毛澤東讀書筆記》（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52年，毛添置了壹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850冊，2249卷，約4000萬字。這部史書，毛生前不知反復看過多少遍，許多冊的封面和其他的壹些地方都磨破了，許多頁上還有毛閱看時留下的種種痕跡。外出時還要將其帶走。1964年5月壹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在認真地壹次次地閱讀這部史書。配合讀《二十四史》，毛還通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毛在讀史書時，對於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誌閱讀。可是，人們卻沒有發現毛澤東閱讀英、美、法、日等國近現代史的記錄，可以說，他對世界現代化是無知的，也不感興趣。甚至，“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毛說，1920年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他僅讀了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可見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很貧乏的，只能說是個膚淺的馬克思主義者。戰爭年代毛無暇去研讀馬列的書。在延安相對安定時期，曾讀了些馬列著作，但二手貨多於原著，斯大林、列寧的又多於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屬現代專制主義的東西。毛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此時仍停留在膚淺的水平上。建國之後毛傾註讀中國史書，晚年表示“馬克思可讀的東西不多了”，實際是沒有興趣去讀馬克思的書了，還說馬克思的書“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1964年2月）人們不禁要問：那麽，妳毛澤東醉心於讀中國古籍史書會成為什麽主義？毛澤東不是懷抱世界眼光，從世界現代化大趨勢中研究中國的未來走向，而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書堆中汲取皇權專制主義的營養。他能把中國帶到何處？毛澤東說：“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倡導黃老，還是尊孔孟，維持政權運作，都離不開申韓法家體制。”這是毛從1952年到1976年歷時二十四年用功讀史讀經的思想收獲之精辟概括。黃老、孔孟的壹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說教，禦臣馭民、統治天下還得靠法家、兵家，靠“郡縣制”、“秦政制”。所以他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後就公開亮出了皇權專制主義的旗號，聲稱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1973年又說“我也是秦始皇”。毛澤東就是現代的秦始皇，他維系的制度就是現代的“秦政制”，他的思想就是現代皇權專制主義。
當然，毛澤東更重要的壹副面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前面已提到，毛對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下功夫認真系統的研讀，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有什麽研究和造詣。所謂“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空城計”，壯壯膽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對毛澤東別有用心的吹捧，是對國人的欺騙。但是，馬列主義中有兩條，壹條是階級鬥爭，壹條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是心領神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確實“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從這壹意義上看，毛澤東確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玩得爐火純青，全力地貫徹於他治黨治國的實踐，編寫了罄竹難書的悲壯的歷史劇，這是後人受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那麽，到底什麽思想武裝了毛澤東的頭腦？答曰：有皇權專制主義，有馬克思主義，看來是二元的。其實兩者是合二而壹的。核心是皇權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旗號，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權專制主義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現代性、合法性。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或者，什麽是“毛澤東主義”（這是近幾年在國內興起的“毛派”所推出的壹個新概念）？就是現代版本的皇權專制主義。
“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否可以通用？
學界有壹種傾向，認為不妨將“封建主義”替代“專制主義”概念。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經半個多世紀，人們已習慣將封建主義當作落後、反動、同時也包含專制主義的因素的東西來加以鞭笞的，已約定俗成、積非成是了，因而沒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啟用專制主義來解讀歷史與清除現實中的影響。
這恐怕不是壹種科學的態度。封建這壹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為壹種制度而出現的，在現實中早無蹤跡，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徑庭。當然，有的概念隨著歷史的變遷是會發生變化的，乃至演變成為表達另壹種新內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這壹概念不同。毛澤東在提出“反封建”這壹口號時，就沒有對“封建”這壹概念的內涵作出過明確的界定，他只是將地主階級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這壹理論缺失以及對民主革命的貽誤筆者已有分析。我們應當抓緊彌補這壹重大過失。至於今天人們廣泛使用“封建”壹說，其內涵更為含混不清，大凡落後的、陳舊的、腐朽的、乃至反動的東西都將之以“封建”相稱，戴上“封建”這頂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專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買辦，等等。“封建”幾乎成了壹個口頭語，泛化了，其結果，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最烈的專制主義卻總是逃遁了人們的批判。主張使用“封建”說的壹個理由是，它已約定俗成，廣泛認同。請問：“約定”了什麽？是怎麽“約定”的？“封建”說的泛化與內涵的模糊，說明沒有約定什麽，只是隨意所用而已。學術界也沒有對“封建”、“封建主義”這壹廣泛使用的概念作出過推陳出新的界定。
專制皇朝的始祖與集大成者
當人們熱炒封建主義時，專制主義在壹邊偷著樂。專制主義聲明，我們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其內容、形式以及歷史後果完全不同，兩者是不可通融的。作為專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個特點：第壹，專制主義首先是壹種政治制度，是集權制或中央集權制。這是壹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種權力的源泉。第二，有壹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是這壹制度的核心。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殺、富、貴、貧、賤“六柄”之權。皇帝終身主政履職，其權力在家族內傳承。第三，君師合壹加政教合壹為皇帝統治術的法寶。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貴、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獨攬大權，還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權力與信仰於壹身，他是萬眾之神靈，是專供子民們呼喊“萬歲”的偶像。這樣的社會，百姓是可以任意驅使的工具。他們只有義務而無任何權利，帝皇與臣僚們則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請問，中國人背負專制主義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義加以清除嗎？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反了三十幾年，反出了什麽結果呢？反出了壹個毛澤東的專制皇朝。毛澤東說：“歷代皆行秦政制”。譚嗣同也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兩人似乎表述了同壹個意思，其實寓意相反。譚接著說了四個字：“皆大盜也”。57 而毛的後續詞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毛澤東是秦政制的繼承者，而且大有創新發展。毛澤東集領袖、教父與國師三位壹體。他控制著黨國大權，是最高權力的代表。他排斥壹切宗教信仰，是億萬民眾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壟斷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語的“最高指示”中明確前進的方向，他的話，“壹句頂壹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林彪語）。歷代帝王有哪壹個能像毛澤東那樣可以使乾坤倒轉，按照他的主觀意誌塗寫歷史！任何人的統治，只要不是毛澤東，當代中國至少不會大難不斷，毛禍遍於國中。毛的極權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是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是否已成為先進國家？
最近我讀到李揚帆的壹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近代中國為什麽總是吃虧倒黴？不能只怪別人，是自家的專制主義在作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壹位啟蒙思想家叫福澤諭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就明確地論述了中日文明的差異。可中國人在此書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後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種。福澤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自尊和自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諭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十年後，福澤又提出著名的“脫亞倫”，積極倡導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與鄰邦“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反觀中國，主導國人的壹直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訓誡，排斥、乃至敵視西洋文明，躺在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不能起身。
這個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的文化基因是專制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這個衰老的專制主義為了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開辦249所孔子學院，在世界範圍內建築應對西方文明的“防火墻”。在國內，近幾年興起了“國學熱”，壹些論者提出光復儒學以振興華夏，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結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展開壹場文化圍剿之勢。這都說明，要清除專制主義傳統，實現民主轉軌，中國人還有壹段艱苦的路程要走。
四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壹個含混的概念
“官僚資本主義”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他說：“官僚資本主義”“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
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壹書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念。他認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這中國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這些資本，據陳初步估算，至少在200億美元左右。陳還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他們對於中中交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在資本上的獨占，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有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壹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壹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成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來。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隨著革命的勝利，他們在大陸所擁有的財產也勢必隨之沒收，因此將他們作為另壹個新的革命對象，似乎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只是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
但是，這個“依據”是有缺陷的。
最明顯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巨大資本是否都是他們家族的私人資本？還是其中壹部分是國家資本，壹部分是他們的私人資本？也就是說，是否應當將四大家族資本區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個部分？
毛澤東和陳伯達都回避了這個問題，相反，在他們的闡述中有意無意的都將之歸結為私人所有的資本。毛澤東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陳伯達說，四大家族的資本是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筆者認為，“官僚資本”應當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而四大家族作為政權機構的核心人物，他們所經營、所控制的資本不能認為全部是他們的私人資本。遺憾的是，從官僚資本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壹直因循舊說，將聚集於官僚們手下的資本都誤認為是他們的私人資本。
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早在1942年，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壹書的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國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第壹種，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資本；第二種，是官僚使用的國家資本；第三種，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約的民間私人資本。三種資本所有權性質不同。但是，後兩種資本，由於官僚權力的滲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資本“迅速擴大起來”，如果沒有後兩個資本形態，“第壹個資本形態，也許根本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形成為官僚資本”。因此，“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形成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王亞南對當時中國官僚資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見並未為毛澤東和陳伯達所吸取，在以後的數十年中，社會上流傳的無不是秉持毛陳之說，王亞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沒。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壹些學者對官僚資本的研究才突破舊說。最主要的是將“國家資本”從“官僚資本”中剝離出來，這樣，有三種形態的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壹般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所有者主體不同，但官僚資本是官僚們借嫁權力將國家資本融化為官僚私人所有而獲得畸形發展的資本。因此，認識官僚資本的消極作用恐怕首先應當認識產生官僚資本這壹體制上的原因。這壹思路，對於認識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至關重要，對於認識今天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也很有現實意義。官僚資本可以沒收，但是產生官僚資本的權力體制如果依然存在，那麽，這種資本形態仍有生長的土壤。所以，有的論者提出了官僚資本對於民國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資本有幾多？
在將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了區分之後，人們關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為止，雖尚不能提出準確的數字，但已作了盡可能客觀的評估。陳伯達的200億美元說和毛澤東的100萬萬至200萬萬美元說顯然缺乏科學的和事實的依據。
學者們認為四大家族中應將宋、孔與蔣、陳加以區別。宋、孔兩大家族是當時中國最顯赫的豪門資本，依仗官方關系，利用時局大發其洋財，這在抗戰期間乃至戰後都是國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逐步公開了四大家族的“絕密檔案”。經核實，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總資產為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另外，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均無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另壹個豪門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資產呢？李茂盛對孔祥熙的自有資產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作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孔氏家族實際所擁有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 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數據，確切的數字尚待檔案公開後核定。
至於將蔣介石、陳果夫與陳立夫列為“四大家族”是壹種硬湊。資料顯示，蔣介石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宋美齡與美國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是壹家宋美齡入股的中美合資企業。2003年宋美齡去世遺產只有12萬美元，在臺灣、紐約均無房產。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壹處住房是結婚陪嫁。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為蔣介石操持國民黨黨務，壹生清廉。陳果夫1949年去臺灣後不久患肺結核，因無錢治療，導致病情難以控制，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對病魔已無濟於事，於1951年8月去世，終年只有60歲。陳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國，辦了壹個小型養雞場，與妻子過著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讀書自娛，不問政治。晚年積極提倡“中國文化統壹中國”，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這都說明，二陳從政時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出政後過著平民化生活。將他們列入“四大家族”是出於政治宣傳需要的拼湊。歷史學家唐德剛亦說，陳立夫作為“四大家族”“不夠資格”。
國家壟斷資本：市場經濟的天敵
除了官僚的和民間的私有資本和私有資產外，就是國家資本和國家資產了（資本和資產的區別在於，資本是經營過程中增值的資產，即能帶來利潤的資產）。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資本，如同毛澤東和陳伯達所說的，具有壟斷性、買辦性、腐朽性，以及對社會民眾的掠奪性的特點，因此成為革命的對象。其實，現代國家都占有壹定的資本，問題在於所占有資本的多少以及資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說，國家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這壹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利潤）在社會各種需要之間的分配問題。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國政府的國有資本，卻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資本，並將所產生的利潤等效益優先滿足少數權貴的需要，對此應作何評價？能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具有壟斷性、腐朽性和掠奪性的特點，而共產黨政府的國有資本不再具有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資本主義三百年的發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我們發現，任何國家壟斷，不論是何種名義何種性質的國家壟斷，都會有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國有資本不可無，但決不能壟斷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和社會的經濟生活。經過公有化實踐的中國人不能不承認這壹真理，以此可以預見到至今仍是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的歸宿。
壟斷性是國有資本各種弊病的總根源，其弊病也遠不止毛和陳所說的那壹些。國家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勢必擠壓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民國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國家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擠壓，生存維艱。這種經濟結構又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趨向萎縮。1949年後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之後不久，索性也消滅了壹切民間的私人資本，形成了國家資本即公有制經濟的壹統天下，其壟斷性和官僚性達到了極端，也就是說，消滅了壹種壟斷性和官僚性經濟，卻出現了徹底的壟斷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經濟，雖然其性質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但結出的果子卻是酸酸的。
這種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其內部機理帶有天然的病竈，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產出少，投入卻多多。其深層的原因是資本的所有者、收益者與經營者不是同壹個主體。我們可以不說這是國家資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說，這是壹切國有資本與生俱來的弊端。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推翻了這座大山，使資本為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個不短的時期內人們對這壹問題的認識比較天真。無情的現實才使人們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膚淺地認為，只要通過改革可以克服這壹弊病。改革可能會收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個龐大的身軀不斷瘦身從而減輕這個弊病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既然當年把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當作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按照上面的分析，從邏輯上講今天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巨大了。如果說，當年的官僚資本僅只“四大家族”（其中蔣、陳兩家還是不夠格的）而已，那麽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權貴資本已遍地開花，孽生於大江南北，其資本數額之巨大是當年宋、孔資本的千倍、萬倍，乃至幾萬倍。此說有何根據呢？根據之壹是，2007年5月，波斯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約150萬）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資產，不含灰色收入）。根據之二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的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的資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的有3220人。在超過壹億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富豪人數的91%，擁有20450余億元。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如果說，改革之前是權力的集中，那麽，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壹個財富的集中。現行體制就是沈重地背負著這“兩個集中”在十分艱難地高代價地運行著。“兩個集中”的現實說明，中共已成了權貴性質的政黨。指望它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越來越困難了！如果說，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如今共產黨的權貴資本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該是壹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疑
1949年10月1日的慶國大典上，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萬眾歡呼，禮炮轟鳴，“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人民沈浸在無比自豪的激情之中。這個時刻標誌著中國從此告別了專制與貧窮，走向民主與富強。如同胡風的頌詩：“時間開始了！”然而，人們的這壹感受和期盼與以後的現實迅速拉開了距離。革命所帶給社會的遠非人們的想象，真可說是悲出望外。壹個個政治運動縱橫疊加，壹場場災難橫空出世，壹次次迫害從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壹個甲子年了，中國雖有大變，執政者的治國理念也有所調整，然傷痛未曾癒合，專制政體依舊。人民要追問的是：這是壹場什麽樣的革命？
何謂“革命”？
革命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整個社會的重建，它要經過多種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產業革命、產權革命），社會革命，科技革命等。狹義革命僅指政治革命。我們要討論的限於政治革命。
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列寧也說過相似的話：“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這裏，對革命提出的定義，僅包括兩個要點：壹是暴力，二是政權。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但是，這樣的革命我們無法將它與各種政變相區別，也無法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相區別。或者說，按照這個革命的定義，“政變”和“造反”都可將之納入“革命”的範疇了。
革命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在中國古代，各國征戰，大小帝國興衰，奴隸、農民造反，王朝更叠，社會發生劇烈的動蕩，但史學家們從未稱它們為革命。中國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稱它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發生，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 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這是社會的重建。適應這壹客觀需要，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壹系列的深刻變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是政治革命。從荷蘭 、英國、美國、法國，近代政治革命相繼發生，其任務是以立憲民主取代君主專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換代。這樣的革命，在中國也曾發生過，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應當看其是否以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價值觀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個新制度和新價值觀就是自由民主主義。這樣說來，暴力與政權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變或復辟。暴力和政權的獲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壹個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即使沒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國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國1688年國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稱“光榮革命”。中國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帝皇專制，建立亞洲第壹個共和國，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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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7 11: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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