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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博樹 寫於 二零一零年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再到權貴經濟
---經濟術語演變背後的政治邏輯
上壹講談的是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我們把晚年毛澤東當作例子，討論了在什麽情況下歷史是“有意義”的，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歷史的“意義”，理解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今天，我們接著談，不過這次話題的重點是經濟邏輯。在座的有幾位就是搞經濟、做生意的。非常好。
歡迎妳們隨時提問題。
“商品經濟” 與“市場經濟” 本來是壹回事
我們先從經濟學的兩個術語開始，壹個是市場經濟，壹個是商品經濟。前些年常用的是商品經濟，現在用的不多了，市場經濟壹詞成為媒體和大眾最常用的日常語言。請問大家，這兩個詞兒概念上有沒有不同？（幾個學生分別發言，各抒己見，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是比商品經濟更發達的經濟形態）再問大家，從政治學角度看，區分這兩個詞是否有什麽特殊含義？
（又有學生答，市場經濟概念體現當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中國，經濟學術語的確體現意識形態合法性，這也算壹種“特色”吧。但這樣兩個概念怎麽就體現了意識形態的流變？演變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麽？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壹講打算弄清楚的問題。
我先聲明，在我的理解中，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沒什麽區別。商品經濟又稱交換經濟，壹個廠商把某壹種東西??比如這瓶礦泉水??生產出來，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提供給市場，通過買賣的方式使產品最終進入消費領域，這就是壹個完整的產品生產和交換的過程。這樣的產品就是所謂商品。為交換進行的生產，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就是商品經濟。
交換必須通過市場，圍繞市場，並由此衍生出壹套經濟社會的法制體系，以保證交換過程的有序、公平。所以盡管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詞兒表述不壹樣，其實談的是壹個意思。
在西方經濟學（更準確地說是現代經濟學）裏壹般用市場經濟這個詞，英文就是 marketeconomy。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傳統裏，比如說《資本論》，則很少用市場經濟概念，而是用商品經濟概念，英文即 commodity economy。
馬克思對商品有很仔細的討論。他的商品定義包括：首先，商品壹定有某種使用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其次，商品不是給自己使用的，而是給別人使用的。
農民打了糧食，如果自己消費了，那不是商品，必須是提供給別人使用才可能是商品。第三，提供給別人使用的也不壹定是商品，比如說農民收了糧食交給地主作為租子，這也不是商品，因為沒有經過買賣。產品必須進入市場，經過平等的交易過程，提供給其他的消費者，這樣才是商品。所以談到商品，壹定是和市場相聯系的，壹定是在市場範圍內交易的。如果我們註意壹下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定義，會發現他談的商品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按我的理解是壹回事。
現在換壹個角度，從制度現代化理論框架來看這兩個概念，看它們又有什麽含義。制度現代化是我自己創造的詞。那是十幾年前的事。 1994 年，我在廣東壹家刊物上發表了壹篇文章“制度現代化：我們不應再次失去歷史”。文中把制度現代化和器物現代化做了區分。媒體裏通常講的“實現四化”，只是器物意義上的現代化，我黨當然不反對，還要大力提倡。制度現代化就不同了，它表達壹種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當然，這層意思 1994 年的那篇文章不能公開點破。 所謂制度現代化，指人類大家庭中的各個民族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三個領域：政治領域，是從前現代的君主制度向現代民主制度的轉變。不管是歐洲前現代的君主制度，還是中國意義上的皇權專制制度，不分時間先後，都要在政治上完成這樣的變遷。經濟上的轉型，則是從前現代的自然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自然經濟時代，男耕女織，生存所需在家族內可以基本解決，交換範圍和交換規模都很小；市場經濟就不同了，商品交換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方式，發展到今天，全人類在經濟上已經是個整體。第三個轉型是指社會整合意義的轉型，也就是從前現代的臣民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變。臣民只是專制當權者的子民、奴隸，沒有人格的獨立；公民則是現代國家的主人，是現代公共生活的主角。這三個轉型，就是我所理解的制度現代化的基本含義。
顯然，根據上述理論，經濟結構轉型就是指前現代的自然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或現代商品經濟。從這個角度看，這兩個詞也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那麽為什麽我們要追索它們背後的政治隱含？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特殊語境中，它們究竟具有哪些獨特的政治含義呢？
馬克思的“三段論” 批判
要說清這個問題，還要從馬克思的經濟學談起。剛才講了，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用的概念是商品經濟，他把商品經濟理解為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壹種形態，壹種歷史形態，也就是說，商品經濟並非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人類社會最早的時候是原始的無階級社會，那個時候既沒有私有制，也沒有私有觀念。後來原始公社解體，有了私有財產，人類才進入“階級社會”，或叫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又劃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個不同階段。然後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類重新復歸“無階級社會”。商品經濟在馬克思看來是中間那塊、特別是私有制社會中的資本主義那壹段中的典型經濟形態。這種理解從形式上借鑒了黑格爾哲學，就是正、反、合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三段論。
在我的《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第 22 節“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烏托邦”中，有壹條註釋，引證了馬克思在 1857 年到 1858 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的壹段話。這個《經濟學手稿》是後來《資本論》的準備著作，其中這樣談到社會分期問題： “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最早的“無階級社會”，也包括早期的農業社會； “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和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 這段講的其實就是商品經濟，或者說就是市場經濟，其特點是通過物與物的交換，人與人之間建立起非常緊密的聯系，而且使人的個性（或者主體性）開始產生。請註意“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個提法，這是理解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概念的關鍵。在這位思想家看來，商品經濟盡管建立在人類勞動的普遍交換基礎上，但這個交換卻表現為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關系使無數的私人勞動轉換為社會勞動，但又同時掩蓋了這種轉換的真實性質。對每壹個具體的商品生產者來說，交換過程具有偶然性，受到瞬息萬變的市場條件的影響，好像市場才是最終的“控制者”，商品生產者自己則成了“被控制者”。馬克思把這種情形稱為“商品拜物教”。 “拜物教”是什麽意思？它是指，本來商品關系是人創造的，但現在卻表現為某種淩駕於人之上的、統治人的神秘力量。這有點兒類似於宗教。用費爾巴哈的說法，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上帝不過是人想象出來的神祇，卻反過來成為人的主宰。佛教也是這樣。當我們進入大雄寶殿時，釋迦牟尼高高在上，雖然是泥塑的，卻莊嚴肅穆，儀態萬方，令匍匐在它腳下的信徒倍感自身的卑微、渺小。這個時候，人就處在壹種異化狀態中，他被他自己的創造物所統治。
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他想強調，商品生產的出現是人類的進步，但這個進步中還有不足，因為人沒有能從自己創造的物質關系中解放出來，沒有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到了第三大階段，也就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共同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這個階段時，人類才真正進入自由王國，因為人已經擺脫了對物的關系的依賴，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不用再表現為商品的價值，商品關系也不再存在，勞動者真正獲得了自由。整個《資本論》講了那麽多，最核心的就這三段，《經濟學手稿》已經講了，足夠了。
總之，三段論，異化，及其克服，也就是，克服人對物的依賴關系、擺脫物對人的統治、使人真正成為自由的人，這就是馬克思的邏輯。
對馬克思的這個邏輯如何評價？我自己的簡單評價是：盡管有“偉大的歷史感”，馬克思對第三階段的設想還是個烏托邦。為什麽呢？從制度現代化理論考慮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形態由這麽幾個因素組成：壹是自主行動的個人。在成熟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每個勞動者在法律意義上都是獨立的、平等的，老板也不能隨意壓迫工人，雇主和雇工之間的關系不再是過去那種依附性的、農奴和領主之間的關系。第二條，以牟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這是所有市場經濟行動者的共同特點。說白了，就是開壹個工廠、搞壹個公司首先是為了賺錢，而不是搞什麽慈善事業。我們把慈善機構稱為非營利機構，把公司稱為營利性機構，道理就在於此。牟利是商品經濟條件下所有廠商行為的自然前設；第三條，光想牟取利潤也不行，賺錢不能胡來，要遵循壹定的規則，比如，妳不能侵占別人的知識產權，不能侵占別人的受法律保護的商業利益，這個規則我們可以理解為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社會發展得越完善，法律體系越規範，廠商經濟行為中胡來的可能性就越小。最後，商品生產必然形成不同範圍、不同區域的競爭體系。比如行業內部會有競爭，它表現為生產同類產品的不同廠商之間勞動生產率的競爭。行業之間也會有競爭，它表現為不同行業的不同利潤率水平的競爭。我感覺現代商品經濟跑不出這四條。反過來看馬克思。雖然馬克思也承認這些東西，但他認為市場經濟不管有多高的歷史進步性，最終還是代表人的異化，因為人還是金錢的奴隸，物的奴隸，不是自己的真正主人。什麽時候才是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呢？就是剛才說的第三個階段。到那時，勞動將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而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據說，這才是人真正稱之為人的狀態。恩格斯講得更損壹點兒，他說只有到取消了商品經濟，真正實現了所謂“自由人聯合體”，人才在最終意義上擺脫了動物界，而成為真正的人。換言之，不管市場經濟多發達，人還是個動物。
為什麽說這是烏托邦呢？因為對商品經濟的超越、對人的“動物性”生存狀態的超越，假設了壹種更加理想的“人性”，而這種“人性”，到目前為止，是從來沒有得到證明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慷慨樂施、行為高貴的個體，但不能用它衡量壹般性的人類行為。 “人性”是壹個異常復雜的東西，任何對它的簡單化，都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還是建立在市場體系之上的，這是近代文明發展的偉大成果。而市場體系的確是承認人首先是為自己考慮的，或者說人是自私的，在競爭過程中所有廠商的行為動機都是為了牟取更多利潤。這層關系亞當·斯密表述得很清楚。在《國富論》中，斯密有壹段很絕妙的話說明這壹點： “我們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工或者面包師的善心而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因為他們對利益的追求。我們不是得益於他們的仁慈而是得益於他們的自私。我們從來不向他們談自己的需要而只談對他們的好處。 ”總之，經濟行為中的自私性、甚至唯利是圖、以牟取利潤為天職，這套東西深深植根於我們的人性中，是人性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不過是充分利用了這種人類本性，並加以制度化地挖掘和釋放而已。人性當中自然還有其他構成，包括倫理的、道德的構成，以後我們要講到。就經濟行為領域而言，無論大廠商還是小老板，乃至普通個體戶甚至打工者， “利益驅動”的確是基礎性的，它是現代經濟社會運轉的基本的動力機制。而且，我看不出人類今後有徹底取代這種東西的可能。馬克思的三段論，尤其是第三段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動力機制，人似乎可以不為自己的私利去奮鬥，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純然把勞動當成生命的集中體現；還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組織境界，人和人可以非常和諧地組成壹個共同體，再不知競爭為何物……。真是世外桃源、天上人間。
不過，這可能麽？
關於這種烏托邦，馬克思之前的人，包括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時期無畏的思想家，也包括 19 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在這方面做過很多具體的描述。比如生活在 15 世紀到 16 世紀的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專門寫過壹本書就叫《烏托邦》，其中講烏托邦社會有三原則，第壹是“公民平等”，第二是“對人類的永恒的、堅定的愛”，第三是“對金錢財富的蔑視”。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摩萊裏大力抨擊私有制，稱私有制是“任性和命運的夫人”、 “殘暴的怪物的母親”、 “可憐的貧困的後娘”。摩萊裏設想未來“幸福社會”的基本生活規則是：任何人都以勞動為榮，同心協力使勞動成為輕松有趣、愉悅身心的活動。就像勤勞的蜜蜂，當百花盛開的時候，成群結隊地飛往田野和樹叢采蜜。晚霞來臨，它們又結伴而回，把采到的花粉送到共同的巢穴中保存。人類的勞動和生活也應該是這樣，愜意而富有詩情！
馬克思雖然沒做過此類描述，但他的思想脈絡顯然繼承了這些東西。馬克思把法國人理想中的浪漫成分加上了德國人特有的謹嚴、系統，得出看上去很深刻的哲學推斷和政治經濟學結論。這就是那套關於“生產力”、 “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當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套“科學共產主義”最終還是烏托邦。因為即便假設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要求改變“資本主義占有方式”的論證邏輯是成立的，這裏也推不出來生產方式變化和人性變化之間的必然邏輯聯系。馬克思去世到現在又 100 多年了，我們仍然很難想象，在沒有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生活基本動力原則的條件下，大家都去自覺的工作，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果真的如此，那生活的壹切都將改寫了。比如討價還價，在商品經濟下，買的人希望便宜點，賣的希望貴壹點，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然後才有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壹致。小說《鏡花緣》裏有個“君子國”就不壹樣了，賣的說“我賣便宜點吧”，買的說“我多付幾個錢吧”。都是謙謙君子。但事實上不可能。那只是小說，是文人的想象。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傳統也好，理性哲學傳統也好，傳到馬克思這兒，仍然是烏托邦壹個。關於未來無階級社會和非商品社會的想象，根據我們現有的經驗、 21 世紀的經驗來看，還是不可能的。
為什麽不可能？今天已經可以更深刻、更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這要借助不同的人性設定，借助關於人性構成和人性歷史演變的歷史科學，借助哲學人類學。後邊還要詳細分析。
列寧、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
到了 20 世紀早期，馬克思的邏輯傳給了列寧，這樣就引出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斯大林到毛澤東、引出 20 世紀共產主義經濟烏托邦和政治極權主義的這條線。從經濟理論上說，列寧對馬克思的這套東西是徹底的原教旨主義者。這位布爾什維克政治領袖是個天才的演說家，但在對經濟問題的理解上，卻沒有超過馬克思半步。從列寧的壹些基本著作，比如他在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寫的《國家與革命》，還有蘇維埃政權建立後， 1918 年到 1922 年之間寫的文章和報告能看出來，他的確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為什麽這麽說呢？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成功了，我們就要取消商品生產，向自由人聯合體方向邁進。大家知道，1917 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施行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簡單說就是農民打的糧食除了口糧外全部要上交給國家，這叫余糧收集制，不允許自由貿易。這個問題，原來有些學界的人認為是沒有辦法，蘇維埃政權剛剛成立嘛，面臨 14 國武裝幹涉，國內經濟緊張，物資奇缺，不搞“戰時共產主義”沒招兒。這個說法也不錯，但僅僅看到這個不夠。仔細讀那個年代的歷史文獻，妳會發現，列寧搞“戰時共產主義”超出了權宜之計的範疇，他是想利用這種形式找到壹種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途徑，而向共產主義過渡最簡單的就是消滅貨幣，消滅商品生產，不搞交換經濟，實行直接的產品經濟。只是後來的演變證明，這樣幹不成，越來越不成，沒兩年，連面包都沒有了，非常緊張。我小時候常看的電影《列寧在 1918》，其中有壹句臺詞“糧食會有的，面包會有的”，出自列寧的衛士瓦西裏之口，很多人至今還記得這句臺詞。沒辦法， 1920 年開始搞“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承認自由貿易的合法性，農民打了糧食，該交稅的交稅，其余的可以上市買賣。列寧為這個問題專門寫了篇文章《論糧食稅》。簡單說，新經濟政策就是有限度地承認市場經濟，承認完全消滅貨幣、立刻取消商品交換是做不到的。
列寧確實是個政治家，看到錯了以後趕緊變招兒。 1921 年，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這篇文章裏說，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我們被革命浪潮所激勵，犯了革命的幼稚病。事實證明，光靠“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不行，還得靠經濟核算，靠對個人利益的關心，這樣才能把經濟發展起來，面包才能多起來。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壹種動力機制，就是“人人都為社會自覺貢獻”的那種“自由人聯合體”式的動力機制；而“對個人利益的關心”
代表完全不同的另壹種動力機制，實際上開始承認人是自私的，不承認不行，要用這個東西刺激經濟發展。 當然，列寧的承認還是很有限的，他並沒有完全否定原來的想法，只是把“新經濟政策”當作“暫時的退卻”。很多更深刻的問題，列寧沒有來得及思考。 1924 年，列寧去世，也就把這個問題擱在這兒了。就是商品經濟還得搞，但又不能大搞，畢竟我們是按馬克思的設想，向著無商品生產、無階級的社會走，這是我們的目標。列寧就這樣把問題交給他的繼任者斯大林了。
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最著名的書是 1951 年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小冊子被認為是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權威讀物。斯大林的基本觀點是，商品生產還得保留，因為我們雖然已經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但現在公有制還有兩種不同存在形式，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營企業的產品好辦，如鋼鐵廠，國家下達計劃，生產出了鋼鐵上交國家，國家根據壹定的指標進行考核，產品是不拿到市場上的，國家有專門主管全國經濟計劃的部門，物資調配也有專門的機構負責。集體農莊就不壹樣了，它的產品由集體農莊自己支配。這樣，與集體農莊之間的交易必須采取商品交換的方式進行。所以斯大林講，在個人消費品方面還不能完全取消交換，個人消費品還是商品，但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商品了。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範圍也會受到“限制”，不再充當“生產調節者”的作用。這就是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特種商品生產論”。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執政者在經濟理論認知方面，也接受了斯大林的這套東西。事實上，在很長時間裏，它曾是包括蘇聯、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撼動的經濟學教條。當時用的詞就是商品經濟，是從《資本論》裏直接引用的，不用市場經濟。 “特種商品生產論”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壹種概括；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則被認定為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社會勞動”，據說它比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政府狀態”高明得多，先進得多。
毛澤東如何看商品經濟？
現在要說說毛澤東了。毛對經濟制度、經濟“規律”的理解是直接從斯大林那兒來的。不過毛澤東很自負，戰爭年代就看不起王明之類對共產國際惟命是從。 1949 年以後雖然從俄國人那裏照搬了不少東西，但骨子裏並不認為蘇聯的都對。毛確實想走出壹條中國人自己的路，擺脫蘇聯模式的某些不良影響。當年毛澤東寫《論十大關系》，還是下了不少功夫。 1958年發動大躍進，也是想闖出壹條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但是不管怎麽說，在經濟理論方面，毛澤東完全是外行，對商品經濟的理解，他還是要借助斯大林那套概念思考問題，發表意見。
1958 年大躍進失敗後，他也在總結。 59 年底、 60 年初毛澤東專門組織了個讀書班，把秘書們叫在壹起，大家學習政治經濟學，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只讀社會主義部分，特別是關於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這些東西。毛澤東讀這些也是想搞明白，到底商品經濟是怎麽回事，到底社會主義應該怎麽搞。毛本人有烏托邦情結，這和中國文化傳統有關系。他後來為什麽發動文革，上次咱們是從防止執政黨蛻變角度分析的。其實，除了這個角度，還有壹個角度，那就是毛要尋找壹個他認為理想的社會，壹個人人都能“鬥私批修”、 “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毛澤東認為，社會不能太富有，人不能太有錢了，人壹有錢就變，我們現在窮是好事，窮才鬧革命呢。富就不好了，要出問題。這話他講過很多次，很多場合都這樣講。文革中有壹部電影《金光大道》，是根據浩然的同名小說改編、拍攝的。
其中壹個情節令人印象深刻：貧農積極分子看到村裏院墻上粉刷“發家致富”的大幅標語，怒不可遏，用鐵鍬狠勁兒把它鏟掉。工廠裏則是狠批“獎金掛帥”、 “利潤掛帥”、 “物質刺激”。
那時候的邏輯是，不能助長人們的自私自利的心理，這種心理在共產黨人看來是危險的事情。
當年列寧就提過，小生產看著不起眼，它卻每時每日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著資產階級。
列寧在蘇維埃革命成功不久就講過這話。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盡管列寧承認得依靠對個人利益的關心，但他也覺得蘇維埃政權搞這個是萬不得已，是莫大的威脅。列寧明確講：蘇維埃政權政治方面沒有什麽可怕的，階級敵人不能把我們怎麽樣；軍事上也沒什麽可怕的，十幾國武裝幹涉又如何？也沒把我們怎麽樣。對我們構成最大威脅的恰恰是這個小生產。壹旦實行糧食稅，就等於承認貿易自由，就意味著小農的發家致富的思想會重新冒頭。這個東西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對這個要百倍地警惕。列寧當時對這個非常重視。中國上個世紀 60 年代到 70 年代，搞四清運動和文革，很著名的壹個提法，就是反對“三自壹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這是 60 年代初為了克服經濟困難，鄧子恢提倡搞的，上壹講我們已經提到過。毛澤東為什麽堅決反對，而且把“三自壹包”批判成資本主義？
大家可以發現，這不是毛澤東自己的發明，列寧就是這樣，甚至馬克思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因為他認為商品生產就是人的異化狀態。什麽才是不“異化”呢？就是發自內心地把勞動當成壹種需要，為集體自覺工作，不講價錢。搞發家致富就是資本主義，就是對人的腐蝕，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所以，毛澤東的經濟邏輯轉到這兒來了。這是毛完全不同於斯大林的地方。斯大林當政時搞了不少“物質刺激”、 “特權”之類的東西，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指責蘇聯“變修”的根據之壹。文革中，毛堅持要對商品生產、 “資產階級法權”
進行嚴格的“限制”，同樣出於這個考慮。 1975 年，記得當時我剛進工廠，車間裏組織學《人民日報》發表的馬、恩、列 33 條語錄，談的都是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各有壹篇重頭文章，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都是在談這個邏輯。此事發生在“批林批孔”之後、 “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
文革以後都說成是四人幫居心叵測了，其實這是毛澤東的，或者說是列寧的，馬克思的。
但是，畢竟這是壹套烏托邦，因為這套邏輯做了壹個假設，假設人類經濟行為可以不是建立在自私的、牟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礎上，就是人人都能成為聖賢，都能“鬥資批修”，都能自覺為社會做貢獻，在這個前提上，共產主義才是可能的。問題是這樣壹個前提並不存在。人類沒有那麽高尚，人類作為壹種經濟動物沒有那麽高尚。當然，人的存在是多層次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最低的是基本生存需求，最高的是精神的自我實現。個體心理學，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學則不能這樣解釋。比爾·蓋茨可以把他賺的錢的大部分用來做慈善，這反映了他的個人精神境界；但這並不否認微軟公司必須遵循壹個商業公司的運作原則才能贏利，才能賺到錢。 經濟學要面對大眾現實，面對經濟行為中普遍存在的利益動機。用“道德人”代替“經濟人”解釋歷史是靠不住的，用這個東西來推動歷史、 “建構”歷史則更是要碰壁。這是從古至今所有的烏托邦計劃最終都會破產的壹個重要的原因，最近的破產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想找到另外壹套邏輯，另外壹套促進生產發展的手段，固然很偉大，甚至很悲壯，但那是做不到的。這是我們今天反過來思考歷史，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反思過去時，可以非常清楚地得出的結論。我本人在 20 年前發表的第壹部學術專著《經濟行為與人》中，就曾提出“總體人學”設想，在那本書裏，我主張應該從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兩個角度理解、定義人性，特別是要從兩者的交互關系和復雜互動中理解人類文明的進化史。《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繼續並發展了這個論題。比如，在這本近作中，我談到市場原理中既有生物性的東西，也有社會性的東西，人類的經濟行為和市場經濟結構體現了某種“立基於生物性的社會性”。這個命題需要很復雜的論證，大家可以看那本書的第 2 章第 16 節談“作為本體邏輯的利益範疇”那部分。這個講座的第七講也還要談這個問題。
鄧小平： “市場經濟” 取代“商品經濟” 的政治邏輯現在回到最初的話題，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術語上的區別。大家可能會問：本來含義壹樣的詞兒為什麽會引申出那麽多變化？不錯，壹個基本事實是，到了改革開放、鄧小平主政時期， “商品經濟”這個詞用得越來越少， “市場經濟”這個詞則用得越來越多。這是為什麽呢？
我們知道，文革之後，執政者面臨的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如何盡快讓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讓老百姓也富裕起來，同時修復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信譽和合法性。這樣， “市場”
這個東西就必須重新得到承認，重新被運用，並且重新加以解釋。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術語方面的轉換，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摸索出的既是不得已、又很巧妙的壹個辦法，簡單說就是，既要利用市場的牟利本性刺激經濟增長，又要說這種做法並沒有違背老祖宗的規矩，它們仍然姓“社”（社會主義），而不姓“資”（資本主義）。
如果堅持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和商品經濟是不搭界的，因為商品經濟代表人的壹種異化的狀態，資本主義也是人的壹種異化狀態。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壹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本來應該廢除商品生產，這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是非常清楚的。列寧盡管做了某些妥協，但那是不得已，斯大林、毛澤東也是不得已。這個“不得已”都是做了非常有限的讓步，就是商品交換只在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領域裏還存在，價值規律只在這個範圍內發揮作用，但我們要充分註意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會產生資產階級。小生產、唯利是圖的思想和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甚至有他的獨特邏輯，他不是不知道靠“物質刺激”、 “獎金掛帥”可以把生產搞上去，經濟也會發展地快壹些，但他認為從長遠看，對我們民族、對黨造成的腐蝕更厲害。不能說毛澤東的思考簡單，在他的那套邏輯語境裏，還是蠻深刻的。鄧小平不是思想家，這方面，他比毛澤東要差得多。鄧是個實用主義者，對他來講，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出於現實的壓力，必須重新承認 60 年代初采取的壹些措施，包括農村搞的“三自壹包”、 “承包制”之類是有效的，非如此，農民就沒
有積極性，工人就沒有積極性，經濟就不可能復蘇，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另壹方面，又不能說這些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社會主義。所以當時，對鄧那壹代領導人和中國的理論界來講，問題就在於如何在承認改革還是“社會主義的”這個前提下，逐步讓市場獲得合法性。這個問題怎麽解決？這裏面經歷了幾次轉換：
最開始的提法是社會主義經濟應該“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大約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提法。那個時候，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我們的學者，都遠沒有從傳統的斯大林主義經濟學中掙脫出來，學術刊物上充斥著那些在今天看來非常可笑的文章，比如討論“全民所有制內部交換的生產資料是否屬於商品”之類。後來有人提出，社會主義應該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兩個都重要，這當然比“主輔論”前進了壹步。到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成了主詞， “有計劃”變成了形容詞，又進了壹步。這是 1984 年的事兒。這個提法維持了幾年時間。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黨內保守勢力、老左們反攻倒算很厲害，連經濟領域也要“反和平演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不得不起而捍衛岌岌可危的經濟改革。他已經因為六四開槍， “壹世英名”損失大半，不能再允許經濟改革也中途翻船。這樣就有了 1992 年的“南巡”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最終表述，這是鄧小平拍板定的案。鄧的原話就是，計劃也好，市場也好，都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他是要用這個“邏輯”封住保守勢力的嘴：誰說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搞“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嘛！這壹榔頭下去，保守派自然成了縮頭烏龜，沒有人再敢公開反對。以後，經濟學的、政治公共課的教科書就開始這樣解釋了：計劃也好，市場也好，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和社會制度無關。至此， “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算是正式“登堂入室”，成為描述當今中國經濟的第壹主詞。 “商品經濟”呢，則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野。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個解釋理解成進步；甚至我們可以說，通過這種方式承認市場經濟還是頗有點智慧的。的確，西方國家也有“計劃”，凱恩斯主義也主張“政府幹預”，西方似乎也是“計劃”和“市場”並存，薩繆爾森甚至幹脆把當代西方經濟稱為“混合經濟”。但不要忘記，鄧氏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有其特殊的背景或語境，和西方學者講的“混合經濟”並不是壹回事。說白了，它是鄧小平發明的意識形態新稻草，理論上、邏輯上根本經不住推敲。我們可以問：市場僅僅是“資源配置的壹種方式”麽？市場經濟真的“和社會制度無關”麽？不是的，至少我認為不是的。這個講座的開始我們就說了，市場經濟有四條基本要點：自主行動的個人，以牟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以及法治條件下的競爭體系。這幾個要點有壹個共同的制度前設，即它邏輯上要求的是財產的私人所有制。 “以牟取利潤為動機”，誰牟取利潤？我。為誰牟取利潤？為我自己牟取利潤。制度經濟學講產權制度的排他性，產權界限壹定要分明。妳的公司就是妳的，妳的員工不能給別人的公司賣力氣。如果妳們是哥們，那另說。但作為公司行為，就是為自己幹。這就是說，市場經濟是有制度前設的，這個制度就是私有制，只有私有制才能完成產權的排他性組合和對經濟行為的產權激勵。
其實，在馬克思那兒，商品經濟的制度前提也是很清楚的。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商品經濟存在有兩個前提：第壹個是社會分工，因為只有社會分工存在，才有交換的必要；第二個就是私有制。這東西是我的，不是妳的，我們才要交換。產權的概念在這兒是很清楚的。不管是講“商品經濟”還是講“市場經濟”，制度前設在邏輯上都很清楚，就是財產私有制。後來有人發現這第二個前提與改革中正在重建的商品經濟有“矛盾”，無法自圓其說，因為社會主義不承認私有制，至少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呀。於是就有人創造了“新提法”或“新理論”，說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除了社會分工以外，是“生產資料和產品屬於不同的所有者”。這個“修正”確實很妙：因為公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所有者”嘛！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不同的所有者”，於是乎商品經濟的重建也就有了“理論根據”。但總的說，這些“理論”還是顯得蹩腳，顯得很勉強。面對 1989 後“左王”們的反撲，老鄧幹脆來壹個“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都是手段，和制度無關”，禦用學者們再來補充論證“我國的市場經濟又是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壹起的”，比如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體之類，所以就堂而皇之地把中國的市場經濟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此，商品經濟這個詞可以不再用了，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與產權制度前提之間的真實聯系也徹底隱而不見了！甚至被徹底歪曲了！
這就是問題的要害所在。要麽就徹底點兒，像社科院駱耕漠老先生。老先生是我國老壹代經濟學者，也是典型的“壹根筋”，堅持馬克思那套邏輯。搞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商品經濟；搞商品經濟就不要叫社會主義。所以老先生提出“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但老先生顯然不懂政治，不懂我黨的“政治”。小平是政治家，知道理論必須為現實服務，該轉換必須得轉換，講不通也得講得通，於是就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壹方面悄悄地修正了馬克思，另方面也給中國的改革找到了合法性，表面上沒有背離老祖宗這個意義上的合法性，因為畢竟我們還在搞“社會主義”嘛！鄧還講，為什麽說我們搞市場經濟沒有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呢？因為我們堅持兩條：壹條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二是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出現兩極分化。
這話是 80 年代中期講的。但是很可惜，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只是小平同誌的壹廂情願。
經濟邏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後來的歷史證明，鄧的這兩條都被嚴酷的現實所顛覆。
從市場經濟到權貴經濟的邏輯軌跡
現在請大家考慮，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麽個不倫不類的、在邏輯上充滿矛盾的概念，在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會引出什麽後果？這個我們可以推出來。
首先，市場經濟明明有制度前設，它要求私有財產制，要求明晰產權，並且在明晰產權的前提下，建立壹個法治的競爭體系，這才叫現代市場經濟。而我們在理論上壹直不承認這壹點，壹說私有化就如何如何，所以中國不可能有嚴格的經濟學思維，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 “黨”的意識形態迄今為止還在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盡管偷梁換柱的事情早已發生。我們的經濟學則必須跟著“黨”鸚鵡學舌，這當然是非常糟糕的壹種情況。
更要命的是實踐層面的問題。那種不承認私有產權的普遍屬性、卻又仍然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條件下，勢必演變為權貴經濟。為什麽呢？權貴經濟壹定是和權力相結合的經濟，壹定是依托權力、又為權力謀福利、並借權力以謀私的經濟。那什麽樣的經濟主體最有可能做到這壹點？對，就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財產名義上是全民的，實際上由那些領導者（廠長、書記、經理們）掌控。大家可能還記得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官倒”現象。在同時存在著“計劃內”物資和“計劃外”物資，價格采行“雙軌制”的條件下，國營企業或者他們主管部門的領導們大筆壹揮，把“計劃內”的轉成“計劃外”
的，就可以賺取大把差價。到了 90 年代就更肆無忌憚了。國企改革“抓大放小”，中小企業很多轉產改制。不少老職工下崗失業，企業原來的廠長、經理們卻搖身壹變，成了轉制後的新貴族。至於大的國有企業，則走了另壹條權貴資本化的路子。或高薪，高到令人乍舌的程度；或“股份制改造”，高管們開始“持股”。到如今，我們的七大壟斷行業，那些巨型國企，有多少已經變成“紅色家族”的囊中物？！ 500 個家族可能有 450 個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打著國有企業的招牌，但已經變成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另外 50 個辦私企，也仍然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面對這些財大氣粗、手眼通天的“巨無霸”，純民營企業不可能和它們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競爭關系，起跑線上就輸掉了。它也不可能是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法治經濟，因為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它就壹定要為非作歹。總之，在改革開放 30 年的演變中，不管最初的雙軌制也好，股權制改革也好，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市場經濟變成了權貴經濟，用何清漣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免費午餐嘛！但是，這個情況只有在這樣壹個條件下才能發生：那就是又開始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又說是社會主義的，又和原有的巨大的權力結合到壹起。公有產權虛置，個人或小團體的非法利益坐實，這樣壹來，除了權貴經濟恐怕沒有別的結果了。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市場經濟再到權貴經濟，就是這樣壹個演變過程。我們的經濟學當然不承認這些東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已經成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壹部分，甚至是核心概念之壹，這個意識形態概念的確遮掩了很多要命的東西。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術語的演變，反映了改革年代中共歷代領導人意識形態上自圓其說、自我辯護的明顯意圖，但這樣的辯護使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壹直缺乏學理上的深刻解釋，壹直沒能回歸到制度現代化這樣的普世化邏輯。面對如此豐富、如此獨特的中國經濟現實，面對如此特殊的轉型經歷和經驗，我們的經濟學家沒有真正從制度角度洞察、梳理其中的關系，把這種演變當成中國特有的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非常可惜。我認為這樣的課題是可以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有人做。
權貴經濟與金錢社會
權貴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個東西和專制權力結合到壹起所釋放出的可怕的惡，鄧小平之類的中共領導人遠遠沒有估計到。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壹個拜金主義猖狂的國度。短短的 30 年，中國從壹個紅色禁欲主義社會迅速演變成了金錢社會。人們可能會問：形成我們今天這個金錢社會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我覺得有三重原因需要區別分析：
首先是文革年代禁欲主義的矯枉過正。這個因素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卻是最直接的。它尤其可以解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潮流和壹般心態。人們渴望過上正常的生活，渴望富裕，渴望發財，而這個東西 1949 年後就被壓抑，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好不容易文革結束，改革來臨，被壓抑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久的普通人的發財夢終於被喚醒了，妳可以想象它能激發多大的能量！
第二個因素就是重建中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本身。市場經濟呼喚主體性，給個人選擇創造機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樣性，並且天然地抵制極權制度，這些當然都是它的優點，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哈耶克之類最喜歡講的東西。但市場經濟的確也有個問題，就是它畢竟要訴諸人的利益動機，通過激發人的牟利沖動去創造財富。雖然用黑格爾的話說， “惡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它也確實在客觀意義上促進社會的發展，但牟利原則在精神生活領域的泛化仍然可能產生不良影響。早在 20 年前我的第壹部書《經濟行為與人》就論證過，市場經濟發展在人類道德領域會產生“二律背反”，意思就是，市場經濟壹方面促進了主體的覺醒，促進了公平的概念、獨立的概念、法治的概念的形成，從而在這個意義上促進了人類道德的進步，但另壹方面，由於訴諸牟利動機，市場經濟又可能在倫理方面引發自私的利己主義和唯我主義，引發關於生存意義和生命價值的困惑，在某種意義上會對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負面影響，這也正是早期社會主義者、現當代西方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現代變種）堅持批判資本主義的原因，或原因之壹。 總之，這是壹種文明的內在張力，是文明發展意義上的弱點。西方之所以能在壹定程度上避免、緩解這個問題，是由於有另外壹套價值系統在發揮作用，這就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新教倫理的特點是把人對財富的追求看成是人在世間的對上帝的供奉，是壹種天職，是上帝的召喚，所以很多西方人盡管掙了大錢，生活還是非常節儉，因為如果浪費這些財富的話，是對上帝的不敬，以後要遭天譴的。新教教徒們為了成為上帝的選民，壹方面拼命創造財富，壹方面拼命做好事。基督新教的倫理對於彌補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是起到了作用的。而這個傳統在我們國家沒有。
我們原來有儒家傳統，儒家傳統講“仁、義、禮、智、信”，對於人天性中所帶有的自私性和牟利沖動也起抑制作用，但是百年來這些因素都漸漸不在了。我們曾經信儒教，五四以後、49 年以後都被打擊得差不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也曾經很信，文革結束以後也不信了。西方的東西又不讓進來。那麽，中華民族用什麽東西、用什麽精神力量來抑制人性中的自私，來平衡市場的牟利沖動呢？
市場經濟所遵循的原則和帶來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壹樣的。由於人類文明已經達到這樣的水平，借鑒國內國外的經驗，我們對於市場經濟本來完全應該、也有可能更為客觀、理性地去看待，包括它對社會生活可能帶來的方方面面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我們的“國情”是，壹旦某個東西進入當權者的意識形態體系，那就只能歌頌，不能如實地去分析，更不能說半個“不”字。市場經濟被說成只是“資源配置方式”，就是在壹個非常膚淺、非常表面化的層面上去討論。關於市場經濟包含的人類文明的種種張力、關於經濟發展可能引發的種種悖論，在這兒完全看不見了。我們這麽大的壹個國家，這麽多知識分子，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卻像壹群弱智，真是讓人汗顏！ 30 年前狠批“發家致富”被認為理所當然，今天的 CCTV 壹天到晚在念“致富經”，仍然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自己都不覺得臉紅！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節目就是做給幾億農民兄弟看的，好讓老百姓體會“黨的好政策”和對群眾的“關懷”。但正因為這樣，宣傳代替了科學，平庸代替了深刻。在這個背景下，市場經濟的負面倫理效應借助開放年代對文革禁欲主義的矯枉過正而越發猖獗，越發不可收拾，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第三個因素，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物欲膨脹、道德滑坡，還和我們的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特別是和在這個語境中生長出來的權貴經濟、權貴資本有關。 權貴資本泛濫， 不僅僅形成病態的、畸形的市場經濟，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正，而且對人的心理沖擊也非常之大，對社會道德氛圍的毒化也非常之大。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 如果說，利益驅動體現了市場經濟動力機制的壹般特點，但這種對利益的謀求，還必須通過合法的形式，通過公平的競爭去取得，所以，即便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社會倫理層面有負效應，這也只是壹種文明的弱點，是文明進步中的某種內在張力，那麽權貴資本就完全不同了，權貴經濟的運作遵循的是權力原則，通過權力尋租改變市場交易的公平競爭性質，使市場強者和弱者的判定增加了大量非市場因素，使金錢和財富的攫取帶有更多骯臟的成分。簡言之，權貴經濟是和專制體制的野蠻本性結合在壹起的。是專制體制的野蠻本性與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共同造就了權貴資本的貪腐邏輯。
這個貪腐邏輯在壹個金錢社會中有驚人的放大效應。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有能力去貪腐的多是黨政官員，可以想象它對整個社會將產生什麽樣的“示範影響”。當政府的鄉長、縣長、市長甚至省長，或者他們的夫人、子女、 “二奶”、秘書等等都通過不知什麽手段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時，普通“草民”將是壹個什麽心理狀態？當政府大廈建的像皇宮，“父母官”們都住進了別墅樓，蝸居在城市裏的“蟻族”和鄉村低矮農舍中的“草民”們會是什麽心態？為什麽這些年來我們如此純樸的農民也學會了坑蒙拐騙、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頭？為什麽北京城裏那些做假發票、假身份證、假畢業證、假護照的屢禁不止，而且越來越猖獗？
難道這些底層社會醜惡現象和官府權貴的貪腐、蛻變之間沒有可怕的內在聯系嗎？
不僅如此。權貴資本、權貴經濟還有個特點，就是它的面具效應。權貴資本本來是最骯臟的東西，是權力和金錢不法結合的產物，但在很多公開場合，我們的官員們、紅色資本家們卻壹定要高唱“社會主義”的頌歌，似乎他們才是公平正義的代表者和體現者。這裏既有自欺成分，也有表演成分，但總的結果卻是劇場人格泛濫，面具社會猖獗，荼毒社會，荼毒良知！
以上這些因素疊加在壹起，不形成今天這個局面也怪了。可以說，西方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也沒有達到我們今天這樣表裏不壹、爾虞我詐的地步。社會主義本來最講公平，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初動因本來是消除社會的非正義，消除資本主義的異化狀態。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從否定私有制開始，轉了壹圈，現在卻回到這樣壹種狀態，壹種遠比民國時代官僚資本主義更惡劣的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歷史的嘲諷。如何改變之？不是我們今天所能討論的。但至少， 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還是當今學人的責任。
本講小結
我們今天談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權貴經濟這麽幾個概念。通過梳理從“商品經濟”
到“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流變，我們大體領略了中國改革進程中壹些微妙的、只可意會不可言說的東西。表面上看是經濟術語的改變，其實反映著黨專制體制深刻的政治邏輯。過去從這個角度進行梳理的學術文獻似乎不多見，這次講座就算壹個嘗試。
權貴經濟則是壹個更具現實意義的話題，今天並沒有完全展開。重要的是這樣壹個判斷：
只要是不承認私有產權的普遍屬性、卻又仍然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條件下，勢必是壹種“壞的市場經濟”（借用吳敬璉老先生的術語），勢必要演變為權貴經濟。這是壹組完整的條件描述。我壹直以為，對轉型年代中國經濟現象、包括權貴資本現象的研究，應該生發出足以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版制度經濟學，或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在《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的最後壹節，也就是第 27 節那裏，我曾提出中國批判理論的抱負之壹是建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政治學、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和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社會學。現在不妨把這壹節中關於建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的文字念給大家，就算本次講座的結束語吧：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要研究的對象，包括極權主義經濟與威權主義經濟兩者。當然，在這兩個場合，研究都不是僅僅局限於經濟現象本身，而是要解析黨專制的專制主義政治結構與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經濟結構間的互動影響，在這種互動和相互影響中把握經濟生活的走向，揭示各類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因此，以專制主義為對象的經濟學勢必是壹種制度經濟學。關於計劃經濟與極權主義的關系，已經有不少人做過研究，其中較著名者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這部書誕生於 20 世紀 40 年代，是作者對包括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內的歐洲極權主義的深入反省之作。哈耶克對“偉大的烏托邦” （社會主義對新自由的承諾）的批判、對與“個人主義” 相對立的“集體主義” 的分析、對經濟控制為什麽必然導致極權主義的深入推理，都給我們以啟發。這說明極權主義雖然生發於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歷史條件，但的確擁有某些共同的屬性。但中國問題仍有其獨特性。在毛式極權主義時期，計劃經濟既是“黨” 實施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的手段，又是實施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手段。在中國，對私有產權的否定——從而，也是對利益原則的否定——曾出現過極其浪漫的形式，這當中包含著大量的鮮活歷史素材等待人們去整理；關於中國計劃經濟年代“公有制” 的各種內在矛盾，我們今天也應該在專制主義批判的更高歷史視點上予以重新解讀。至於威權主義經濟，這是直到今天仍在繼續發展、繼續演化的現實。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在這個領域面臨著更艱巨的任務。比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權貴私有化是壹個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嚴格的經驗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權力與市場的結盟在中國采取了十分獨特的形式，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與中國黨專制體制的頑固有關，說到底，是與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的內在交錯特點有關。中國在現代社會轉型中遭遇的困境、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失衡乃至斷裂，以及這種斷裂引起的社會後果，從全球角度看也具有十足的典型性。可以斷言，以中國威權主義為對象的制度經濟學在這個研究領域必將大有作為，它有可能結出既對中國未來的改革擁有實踐指導意義、又具有自身的理論完備性的大量科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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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 1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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