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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於華
2013年去逝的科思曾經說過：“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壹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就這壹方面，壓抑思想市場會遭至更壞的結果。壹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是壹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在壹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 威脅社會穩定。”
開放思想的市場，是經濟、社會、文化繁榮並保有活力的前提條件；也是對制度和政策可能會發生錯誤的糾正機制。而中國的現狀正如科斯所言是“缺乏思想市場”。這形成今日中國正常發展的桎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2015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及不同場合曾多次反復提出要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調這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與此同時，充斥於我們耳中宣傳輿論卻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若以常識和邏輯思考壹下，不難發現其間悖論：在壹個主張消滅私有產權，並建立壹個公有制和進行集體生產的主義之下，不安全，誰敢創業？無自由，又何能創新？這種宣傳上的矛盾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思想市場的缺乏源於思想的被禁錮。長期以來我們被強迫接受並只認同唯壹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及其以後的繼承發展。各大學不僅都設置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課程，而且爭先恐後地紛紛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院；馬院的研究經費和教師收入優厚於其他社會科學專業；在每年公布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中，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研究不僅排位最前，而且數量也占據很高比例，以最新的2016年為例：
在全部23個“學科”中，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計有85項選題；黨史·黨建96項；其後的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管理學等等21個學科共計1711項；
雖然馬克思主義和黨史在課題數量上不是最多的，但需考慮到後面許多學科都在前若幹項列出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習近平思想有關的題目：
如哲學的前21項都是關於馬哲的課題，第22項到第32項是關於習近平治國理政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中國道路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人學哲學、用哲學等的研究；
在理論經濟研究中，列在最前面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發展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當代化研究”、“中國經濟模式的經濟學理論研究”；
政治學，名列前茅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講話、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新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政治學等特色研究；
法學，前10項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等研究；
社會學，首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研究”；民族問題研究，首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國際問題研究，首列“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宗教學，前兩項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神論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當代發展研究”；中國文學，首列“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研究”，稍後還有“馬克思、恩格斯與比較文學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首列“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傳播思想研究”，“中國夢話語體系的修辭和全球傳播效果研究”，“講好中國故事”的傳播理論分析與詮釋。
如果研究者在此指南下申報社科基金課題，通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八股套話；可能還要加上“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某某大和某某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等慣用話語。
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不難看到學術研究領域中思想壟斷的狀況。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對人類社會及其發展的解釋之壹，亦需經受實踐的檢驗。壹種理論若成為壟斷性意識形態，將本來多元的思想定於壹尊，就如同市場中壹種商品形成壟斷，必然扼殺市場的活力甚至使市場無法正常運作。科思的忠告正是就此而言。
重構與埋葬
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社會思想，即說明和解釋世界的學說，可以是非常重要社會理論。社會學理論中的古典社會學開篇就要講到馬克思；但是它即使重要，也只是諸多社會理論之壹，而非唯壹；與其同時存在的還有若幹重要的不同的解釋，構成多樣的理論、觀點、流派和主義。暫且不論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發展解釋得對與錯，同樣重要的古典社會理論還有馬克斯.韋伯的解釋和埃米爾.塗爾幹的解釋，他們所進行的幾乎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運行機制和命運的探索，也都包含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簡而言之，馬克思關註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別是其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理論；韋伯探討的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成的精神條件，尤其是與基督教倫理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壹社會前行中遇到的困境；塗爾幹所面對的則是社會“失範”問題和尋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的整合機制即“有機聯系”，這種“有機聯系”是建立在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賴的基礎上的。思想家們的分析和探索構成了古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命題，也奠定了現代社會學學科的基礎。這些理論以及後世的諸多社會理論，構成了缺壹而不成其為完整的社會思想體系。
然而，壹種理論或壹種思想卻成為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義，成為各門學科甚至各行各業的指導思想，其中權力意誌必是決定性因素。強權決定利用哪種理論和如何利用。當我們長期生活於這種權力意誌之下時，就將其確立的意識形態視作當然，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比如，我們從來不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為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究竟是不是壹種科學理論？如果是，它需不需要經過實踐檢驗或邏輯推理的論證過程？我們的院校設置為何只有馬（克思主義學）院而沒有黑（格爾）院、韋（伯）院、塗（爾幹）院？為什麽我們所有的研究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主義為指導思想？為什麽我們各門學科的教材都必須有壹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而這種被視作當然的意識形態恰恰是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將作為壹種社會理論或社會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奉為唯壹的、終極的真理，甚至作為近乎宗教式的存在，有著內在的邏輯矛盾：既然已經是絕對真理，還用得著研究嗎？倘若已經成為各領域的指導思想，還有必要探討嗎？作為學者、研究者，具有正常的心智和邏輯思維難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嗎？如果妳將它作為科學，那麽它不應成為信崇的對象，它需要實踐的檢驗被證實或被證偽；如果妳視它為宗教，它亦不能被強制性地要求所有人信奉，因為今天的人類社會信仰自由已經成為共識。
將自己定位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美國社會學家邁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曾經概括了針對作為壹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四種不同立場：即傳播馬克思主義，埋葬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構築馬克思主義。他所認同的立場是第四種——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至關重要的社會理論的有力分析傳統，用以科學地理解當代社會變遷和社會再生產的困境和可能性”。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不是業已建成的真理大廈”，因而“構築馬克思主義意味著重建馬克思主義”。在今日，原教旨主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早已是明日黃花，因而才有作為重建和超越意義上的“構築”之說。
當今世界，只在個別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依然作為教條或意識形態工具被功利主義地、抱殘守缺地加以“利用”。壹如布洛維所言，這種利用其實正是“埋葬”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如若只是功利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化甚至教條化、教義化，權宜性地用作統治的工具，那麽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壹柄雙刃劍，它壹方面泯滅了社會，扼殺了自由；另壹方面也必然葬送馬克思主義本身。
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律和歷史命運作為核心研究內容的馬克思主義固然是壹種社會理論，但吊詭的是，“社會”卻不是其核心概念。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中，社會只是隱含的、潛在的，社會概念是懸置的，從未以清晰的面目出現。作為壹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理論執著於階級關系和階級鬥爭。正如布洛維所言：階級處於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動力學（dynamics）和再生產的中心位置。將“社會”引入研究中心並進行理論建樹的，是從葛蘭西到布洛維等壹系列後馬的思想家。
至此，科思忠告的意義凸顯，思想的市場必須是思想多元共存、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如此才能保持正常的社會生態和思想的生命力，壹如市場的繁榮與活力。讓馬克思的學說回歸原位，脫離統治意識形態而成為可以探討、爭論、質疑、反思的諸多社會思想中的壹種，對思想理論界和馬克思主義本身而言應該都是幸事。
合作與鬥爭
作為提出問題和初步討論，我們先從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理論開始。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基本邏輯是：人類社會是分化為階級的；階級劃分的依據是人們擁有財富和財產的多少，進而人們的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在壹定程度上是受其財富和財產狀況影響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同，存在著財富和權力嚴重不平等現象，這種不平等可能成為重大社會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的根源；由生產方式創造出社會群體或階層，稱為階級，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前者占有生產資料，即技術性的和科學的設備，後者除了擁有勞動力外壹無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具有對抗性，它既體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也體現在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中；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主要是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階級鬥爭作為社會變遷的動力，終將經由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在國際共產主義的經典《共產黨宣言》中，階級鬥爭理論表達得更為直白和激動人心：
“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壹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 而每壹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對於社會分化與社會矛盾的認識，若從社會理論的脈絡進行梳理，可見馬克思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與“社會學之父”孔德畢生關註社會進步與社會秩序構成全然不同的取向，與奠定了社會學理論基石的兩位社會學思想家塗爾幹和韋伯也完全不同。馬克思以極大的熱情關註階級沖突，擁抱鬥爭哲學，強調暴力革命，這些都使其社會思想帶有濃厚的革命色彩。
無怪乎另壹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這樣概括馬克思的鬥爭哲學：“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如此概括雖有失簡單卻也不無精準。
社會學中的沖突理論與馬克思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有著淵源關系。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強調的是社會中經濟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義者所強調的共同價值觀。他們關註社會集團之間的持續鬥爭——不限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而是更廣泛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統治群體與被統治群體，雖然他們並不壹定主張社會的進步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後世的社會學沖突學派，無論是強調競爭與沖突關系不可避免的齊美爾，還是主張沖突主要來自對資源的支配與控制權的爭奪的達倫多夫，或者認為沖突有正面功能的科塞，都以馬克思的階級沖突理論作為先驅，不難看到，社會理論中沖突學派的源流關系。值得註意的是，後世沖突理論的代表人物，都沒有將沖突必然導致社會解體或壹個群體消滅另壹個群體作為必然選項。
而作為奠基性的重要社會理論或者說社會學兩大理論傳統的代表人物馬克斯.韋伯和埃米爾.塗爾幹，又都不同意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
作為理解社會學傳統的開創者，韋伯也關註社會的分化，但與馬克思不同，韋伯認為，階級僅僅代表在勞動力市場中具有同等地位者的整體聚合。階級不可能被組織起來采取決定性的行動，因為他們缺乏產生這種行動的任何共同基礎。共同的、有目的的行動更傾向於出現在另外兩種不同的社會聯盟中：壹是身份階層，即由具有相同的職業或專業地位的人組成，故社會階層是按照經濟標準（財富）、政治標準（權力）和社會標準（聲望）進行區分的。由於人們擁有相同的身份地位，因而也往往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身份階層可以成為某種政治行動的基礎。二是為了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和行使權力而專門組織起來的政黨組織（此處從略）。
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並不導向社會的分裂與沖突；而韋伯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問題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問題。韋伯認為：西方文明的理性化進程體現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經濟組織到生活方式各方面，而這些構成社會秩序諸要素的理性化之間的張力。“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最為關註的理性發展結果，他把資本生產和交易中的信任問題，歸結為新教教徒在世俗生活中單獨面對上帝而形成的天職和品質。而他最重要的貢獻之壹是看到官僚制因其非人格化和專業化精神成為現代社會最有效的管理方式的同時，預見到其高效率和有益於社會秩序的特征，有可能演化出使人喪失自由和主體性的“鐵籠”（iron cage）。
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階級鬥爭是壹種零和遊戲，壹個階級的所得是其對立階級的喪失，因而鬥爭體現為壹個階級推翻另壹階級的革命；而韋伯的身份地位分層則是不同群體相互之間的評價與排序各不相同，它們之間既非必然相互依賴，也不壹定相互沖突，某些群體的地位有可能提升，但無須取代地位較高群體，即階層分化並不帶來零和遊戲，更不導致妳死我活。
奠定了實證主義社會學傳統、並作為現代社會學開創者的塗爾幹，更是作為與沖突學派相對的共識學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社會分工與社會整合的理論來描述世界。他對社會分工、自殺、宗教等“社會事實”的研究，以“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作為中心問題，接續了孔德的核心問題——社會秩序。塗爾幹假設社會中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契約或信念。與馬克思和韋伯相比，塗爾幹最主要的關註點是社會壹致性的本質。其幾部代表作都是圍繞社會團結展開的。與馬克思強調經濟、韋伯註重國家有所不同，塗爾幹和托克維爾在政治建設中更為強調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作用。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關註點是階級和階級沖突的本質，塗爾幹的著作更多地聚焦在社會的本質、社會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上。在塗爾幹看來，教育、宗教和經濟體現了社會的主要制度，而制度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指導規範和法律。比如宗教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維護特定社會秩序的粘合劑，宗教提供給任何壹個既定社會以核心價值，使社會能夠聚合在壹起（與馬克思對經濟的分析形成對比）。文化、符號和儀式是促使社會群體不斷強化認同感的手段。勞動分工也是理解社會本質的關鍵要素，在塗爾幹看來，勞動分工本質上是某壹社會為維護其成員的物質生存而規定的不同任務和功能。它使社會的特征更為堅固，使社會作為壹個運作實體存在下去。
塗爾幹對國家與政治的看法完全來自於他對社會的見解。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另壹種類的社會制度。國家並非代表居支配地位的階級或群體的利益來進行管理，而是代表整體社會並尋求達成全面的契約和共識。國家應體現盧梭所稱的社會公意；社會是權威的基礎，而國家則是出面來代表社會實施其基本運作和操作。
在《社會分工論》的"第二版序言"中，塗爾幹說：
我們所要揭示的失範（anomie）狀態，造成了經濟世界中極端悲慘的景象，各種各樣的沖突和混亂頻繁產生出來。既然我們無法約束當前彼此爭鬥的各種勢力，無法提供能夠使人們俯首帖耳的限制，它們就會突破所有界限，繼而相互對抗，相互防範，相互削弱。當然，那些最強的勢力就會在與弱者的對抗中獨占上風，使後者屈尊於它的意誌。但是，這些被征服者雖然暫時屈從了強力統治，卻沒有認同統治，因此這種狀態肯定不會帶來壹種安寧祥和的氣氛。由暴力達成的休戰協議總歸是臨時性的，它不能安撫任何壹方。人的熱情只能靠他們所尊從的道德來遏止。如果所有權威都喪失殆盡，那麽剩下的只會是強者統治的法律，而戰爭，不管它是潛在的還是突現的，都將是人類永遠無法避免的病癥。這種無政府狀態明顯是壹種病態現象，因為它是與社會的整個目標反向而行的，社會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們之間的相互爭鬥，把強力法則歸屬於更高的法則。
在塗爾幹看來，社會不僅是壹個整體（social body），還是壹個有機團結的整體（social organism），它不僅在結構上集合並結合了各種細胞和組織，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備有機體的所有活力和潛能。正因為如此，失範才成為令人擔憂之事。社會是塗爾幹眼中最主要的主體，他強調現代分工與市場的基本功能，就在於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有機團結，強化了社會秩序的意識紐帶。塗爾幹始終把教育和道德看作現代社會建設的兩大主題，人們必須在社會領域中安身立命。這就是為什麽人們壹旦發現共同利益並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僅維護著自身的利益，而且還互助合作，共同避開來犯之敵。他們這樣做，為的是進壹步享受彼此交往的樂趣，與其他人共同感受生活，歸根結底，這就是壹種共同的道德生活。
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比較來看，強調合作還是主張鬥爭形成了殊為不同的理論傳統。而從人們的社會實踐過程來看，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持續的條件是人們之間的合作互惠，共存共榮；經濟活動的基礎在亦於參與交換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如同中國人自古以來懂得“和氣生財”的道理，合作互惠、共生共存是人類社會延續至今的基本條件。戰爭狀態不能成為常態，而從文明進步的角度看，人類的競爭模式已經日漸從打鬥、戰爭、軍事沖突轉換成體育競技、商業競爭、文藝比賽、遊戲等。
和平共處，包容理解，和諧共榮，是人類文明亙古長存的主題。共產主義運動曾以最理想的社會、最美麗的新世界為許諾動員人們的參與和奉獻。而在追求理想社會的過程中采取鬥爭、毀滅的方式，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惜以作惡的方式推行革命。過程與手段之惡必然導致罪惡的結果，最漂亮的目標卻帶來最邪惡的後果和最深重的苦難。我們可以先放下這樣的問題：究竟是美好的初衷在運行中變得邪惡？還是從來就沒有美好的初衷？而只有打江山坐江山的皇帝夢？去思考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機制和理念到底是什麽。有人認為是馬克思對理想社會的設計是被後來人閹割誤導造成的，但我們仍須思考，為什麽那麽多種社會理論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會被如此利用並對人類造成災難？其觀念本身含有什麽錯誤的成份？比如階級仇恨與階級鬥爭理論。壹種理論或觀念如若倡導對立而不是合作，鼓動仇恨而不是和解，定於壹尊而不是多元包容，那麽這種理論被用作武器並帶來與其美好初衷相反的後果，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了。
私有與公有
接續上面的話題，合作與競爭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眾所周知，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交換與互動要以擁有為基礎，即以合法的財產權為前提條件，簡而言之，就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才有權處置。追尋這壹問題的答案，須從作為共產主義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頭開始。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建立在否定私有制強調公有制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正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導致資本家得以榨取工人勞動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從而構成剝削關系，產生勞資之間的矛盾，並形成階級和階級鬥爭。而“生產資料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無法兼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就要響起。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見《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勞動能力視作與財富的對立，雖然只是壹種可能性：“消極的勞動，只是壹種可能性；是壹切客體都完全被剝奪的勞動的可能性。勞動能力表示絕對貧困，即物的財富被全部剝奪。因為整個物質世界以及物質財富的壹般形式即交換價值，都作為別人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與它相對立，而勞動能力本身失去了這些條件而獨立地存在著。”
以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目標的經典論著明確宣稱：“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
奪取政權之後，“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 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以上見《共產黨宣言》）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列寧也曾指出：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私有財產孕育了無產階級作為自身的判決，而無產階級執行之；正如薪資勞動帶給別人財富、帶給自己悲慘作為自身的判決，也是由無產階級來執行。如果無產階級勝利，這絕不意味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專制者，因為唯有藉由廢除自身及其對立面，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勝利。屆時，無產階級及其命定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將消失。”
以私有制為無產階級革命或共產主義運動要消滅的對象，是幾乎所有革命導師壹致的觀念。但這壹主張卻是違背自然與人性的。正如茅於軾先生所言：“早先我也不懂得為什麽說：私有財產是道德之神；財產公有不符合道德。後來慢慢懂得，贊成財產公有的人並不是願意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分給大家，而是想讓別人的財產通過公有，自己也有壹份。於是尊重別人的財產私有，並神聖不可侵犯，才符合道德。所謂公有其實是壹種非分之想。”茅於軾先生其實是以常識性話語道出了私有財產的天然合法性。
根據壹些經濟學家深入淺出的概括，我們可以獲得對私有制的常識性理解：
首先，私有制是壹種自然秩序，它不是某個人或某種理論制造出來的，而是天然的，即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自發形成的規則。“以自已的勞動謀求自已的生存和發展，沒有什麽比這更自然的了”。因為自已的投入（勞動，資本，技術）而獲得生產成果，構成壹種自然的社會分配秩序。私有財產之所以不容侵犯，所依據的是：這壹財產是由妳的勞動資本技術創造出來的。而人們常說的無義之財，指的就是別人投入創造出來的成果卻被妳占有。財富由誰的投入創造出來的，正是確定財富歸誰所有的依據。沒有私有，便沒有什麽正義不正義，也就沒有了社會的基本秩序。所以私有財產不容侵犯，不是先有法律規定，而是來自壹種自然的認識。私有是壹種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
其次，私有又是壹種自然的生產發展秩序。人們之所以投入勞動資本技術，是建立在這種投入取得的生產成果能夠為自已所有的預期之上，如果自已投入勞動資本技術，成果卻歸別人所有（比如奴隸的勞動成果歸奴隸主所有），或者歸“公有”、“大家所有”，個人便不會很情願的投入，社會生產和發展的動力便消失。這種社會仍可能有生產和發展，但必須依靠暴力強制或欺騙（比如為了理想為了國家等等的精神宣傳）去維持和推動，社會生產就失去自我發展的機制。
同時，私有制也是人們的交易活動與社會合作的基礎。當社會生產分工實現專業化生產，可大幅提高生產效率時，必然出現交易。交易建立的基礎是交易產品或服務的私有，沒有私有，就沒有產品或服務的處置權，當然就沒有交易；公有制不可能產生市場和交易。交易的公平在於雙方能夠自由的不受脅迫地討價還價。而私有既是個人自由的前提，又是討價還價的動力，買賣雙方的自由和相互制約，是交易秩序的基礎。理性人之間如何合作，如何通過合作達成互惠而不是互害，需要依靠私有財產制度，這是人類創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衛·休謨認為它是三大自然法則的第壹法則。有了私有產權制度，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合作與博弈才有可能。產權制度其實先於國家、先於政府而存在。市場的真正功能在於讓人類更好地合作。由於私有產權是人的自由的保證，沒有私有產權，人不可能有自由。如果壹個經濟當中有大量的特權階層，如果政府可以隨意剝奪個人財產，如果自願交易的合約得不到遵守，人們就不可能有通過分工而合作的積極性。
如果我們暫且先放下革命導師們倡導的主義，以常識和日常生活邏輯想壹想，市場經濟的基本道理在於，由於分工的存在，個人需要與其他的個人交換產品以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出於壹己私利的個人可以為他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並且個人要想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天經地義），就必須更好地滿足他人的需求——提供更好的產品或服務；這本是利己與利他並存不悖。而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不追求私利、不承認財產私有，“狠鬥私字壹閃念”，是與基本的人性和道德背道而馳，是與自然天道對抗，因而也必然不能成立。
人類文明成就的積累，是因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這種制度保護了個人的財富積累，保護了個人為增加幸福而進行自主選擇的權利和自由，也保護了人們之間的合作、交易關系及社會成員不受他人尤其是強權的剝奪。就此而立，私有財產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是社會構成的基石。
而所謂公有制，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表面上它只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實際上它通過行政權力，把所有生產成果收歸“公共”或“國家”所有。因而實際上消滅了勞動和技術的私有。當個人或生產組織不能直接獲得生產成果、擁有這種生產成果的所有權時，勞動或技術的私有就變得無意義。不用說那些必須實行組織化生產，資本投入是國家的企業，即“公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並不歸這個企業私有，而要歸“公共”或“國家”所有；即便是中國的農民和服務行業人員，本是個體生產，自已勞動自已獲得勞動成果，政府也通過強制性的集體生產，把生產成果收歸“公共”或“國家”所有。之後國家通過權力再對這些生產成果進行分配。由此個人所得並不是因個人的投入（包括勞動、技術、資本），而完全取決於國家的分配權力。這樣的由權力配置資源、領導生產和分配成果，必然使生產者完全喪失權利，是“通往奴役之路”。
《共產黨宣言》明確聲稱：無產者沒有什麽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
不難發現，無產階級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和“摧毀”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是自身從無到有的過程；這與消滅私有財產自相矛盾。所謂“剝奪者被剝奪”的命題其實是經過搶奪使壹部分人占有而另壹部分人沒有。更何況，事實證明，所謂公有和國有並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如若是人人有份，為什麽人民得不到屬於自己的那壹份？所以，“消滅私有制”是真正意義上的剝削和搶奪。
就此而言，私有制也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根本保證。人類社會走到今天，不同國家的歷史進程已經證明：最典型的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經濟都造成巨大惡果而難以為繼。只有在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才有保障。因為，財產權構成壹道最有效的壁壘，可用來抵禦公權力的幹涉和侵犯。私有財產，是形成秩序與規則的基礎；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是人類社會正常與文明的保證。
彼得 德魯克曾指出：極權主義試圖通過種種“非經濟手段”創造歷史，讓經濟發展中遭遇不平等的大眾在這個非經濟的社會中獲得平等，其結果是整個國家被推向極權主義深淵。他嚴酷地指出，在這個過程中，人民交出的是自由，得到的是鎖鏈。
米塞斯也早就指出：這些空想家熱衷於設計地球樂園的各種規劃，而所有這些規劃的共同特征就是，這些烏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須無條件地首先服從於其創建者，爾後還得繼續服從於其繼任者。只有市場經濟把每個人的命運交給他們自己，市場經濟認定生產者是自身命運的主人。這個制度不在於消滅人的惡念，卻在於要人為了私利，而去求得公平。在斯密大師看來，每個人只要不偷不搶不騙，他的私利就是最崇高的社會公利。那些相互沖突的社會利益絕不能交給“計劃者”仲裁，而是應該在競爭中讓上帝來取舍。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以終極真理和單壹道路為人類社會規劃未來，不能不說是壹種理性的僭妄。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必然埋下人類群體相互仇恨的種子，成為日後的災難性土壤。這樣壹套思想體系——階級與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並將此主義推及全世界，很容易為試圖人為建造大壹統社會的專制統治者所利用。分析已有的幾種極權政體，不難發現，極權之惡，正在於拿到了打開地獄之門的鑰匙：發掘人性之惡和人性中最大的弱點並將其發揮到極致。
人類群體之間的合作、博弈、競爭乃至戰爭，都須遵循壹定的共同遊戲規則。而極權主義運動的重要邏輯之壹是，玩不過，就破壞遊戲規則：遊戲中因智商、能力處於劣勢而不能戰勝對手，於是耍賴或用強，用破壞規則的方式打敗對手。因智力較低、能力較差、按照人們認同的壹定之規玩不過對手的遊戲者，不在提升自身能力上下功夫，而想方設法破壞掉規則另起爐竈，以強權、暴力、厚黑取勝而上位，取而代之甚至消滅對手，這種情形在歷史中屢見不鮮。這也是成王敗寇邏輯得以形成的實踐基礎。
大道至簡。長久以來，我們在意識形態的霧霾中喘息，因缺氧而頭腦混噸。思想家們其實早已把最基本的道理講清楚了，而這些道理成為公眾認知的常識常理卻不那麽容易，思想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我們回到平常心態，保持正常心智，開放大腦和視域，換壹種認知思考的角度和方式，這些道理其實都是不難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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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9 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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