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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和明朝初年的刘伯温，他们都曾是辉煌一时的风云人物，又都参透了人生厌倦了官场，主动退步抽身选择归隐山居，而结局却大相径庭迥然不同，一个以优哉游哉闲云野鹤之身做了名副其实的“山中宰相”，一个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却含冤蒙垢死于非命。决定他们之不同归宿的，究竟是所谓自古高深难问的天意命运，还是由于他们遇上了不同的主子？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却耐人寻味。愈是思索，愈感惘然，真个有几许“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味道。
一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自号隐居先生，又称华阳隐居。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父陶隆，担任过王府参军。父亲陶真，做过孝昌县令。活跃于南朝时期的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的开山宗师，着名博物学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又是南梁王朝极为器重的座上客，时称“山中宰相”，《南史》《梁书》有传。可谓南北朝时期的不可复制的特殊人物。
《南史·隐逸列传下》载，陶弘景生有异兆，不同凡庸：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456年）夏至日生。更富传奇色彩的是，陶弘景“幼有异操”，聪颖好学的他尤其喜好道家的神仙之说：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陶弘景长大成人后仪表堂堂，神仪明秀，朗目疏眉，酷爱学习，博览群书，“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且兴趣广泛，善琴棋，工草隶。15岁时作《寻山志》，道出了对隐逸生活的倾慕向往。17岁即以才学闻名，与当时的知名才子江、褚炫、刘俣合称升明四友。
《南史·隐逸列传下》《梁书·处士列传》均说陶弘景出仕较早：未弱冠，齐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而据《资治通鉴·宋纪十六》所载，南朝宋元徽四年（476年），萧道成（后来的南齐高帝）始迁升尚书左仆射（宰相）。这年陶弘景已经21岁，甫过弱冠之年。
《礼记·曲礼上》云：“二十曰弱冠”。即便已过弱冠年龄，陶弘景投身仕途也是很早并且非常顺利的。
次年，萧道成即发动兵变，除宋后废帝刘昱，将朝政牢牢地控制在其手上。二年后萧道成公然称帝，建立了南齐王朝，史称齐高帝。萧道成及其子萧赜在位时，陶弘景曾先后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兼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的书记职务，但直到36岁时，仍然没有获得重用，还是个六品文官“奉朝请”，请求外放做个县令也未获允准。于是，陶弘景心甚怏怏，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南史·隐逸列传下》）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许多人那里，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但陶弘景却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官归隐。南齐永明十年（492年），正当盛年（刚刚37岁）的陶弘景上表辞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退隐江苏句容句曲山，不与世交。《南史·隐逸列传下》载：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梁书·处士列传》所载略同：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
二
辞官后的陶弘景定居于句容之句曲山,并将曲山称为茅山。在山中立馆，自号华阳隐居。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过上了神仙般逍遥自在的生活。陶弘景辞官归隐12年后，南齐政权灰飞烟灭，为南梁所取代。隐居山中的陶弘景尽管其乐融融，却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而总是敏锐地关注着政局的动荡变迁。在萧衍兴兵进攻南齐都城建康、即将禅代之际，陶弘景不失时机地派遣弟子前去，为萧衍登基称帝贡献了新的国号：
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书·处士列传》）
梁武帝萧衍即位后，也没有忘记陶弘景这位早年的至交，曾屡次派人前往茅山，延请陶弘景出山为官。陶弘景却不为所动，屡请不出。萧衍更加感念，于是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南史·隐逸列传下》记载了隐士陶弘景如何巧妙地谢却武帝萧衍的延请：
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
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
后人则发挥想象力，附会演绎说陶弘景在画上题诗明志：
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
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
梁武帝心知老友心志已决，便不再勉强，却继续和陶弘景保持着密切联系：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这就是陶弘景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的由来。
陶弘景有一首诗作《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的隐居情怀：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史称，陶弘景“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岁。梁武帝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可谓矢志不移，求仁得仁，生荣死也荣。
明眼人一看便知，陶弘景之所以能够成为南朝时期的一个例外，潜心道家的神仙学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能够在国事方面做到帮忙不添乱，主动以在野之身为梁武帝萧衍出谋献策，则是尤为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虔诚的佛教徒，曾经三次舍身侍佛，而陶弘景则是南朝时期着名的道教大师。两个人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居然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陶弘景高深的政治智慧与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为了迎合梁武帝的佛教雅号，茅山道士陶弘景竟然下山去阿育王塔受戒，佛道兼修。只有看到这些，方能真正深刻地理解梁武帝萧衍和茅山道士陶弘景之间牢不可破的所谓交谊。沈约是南梁的高官，和陶弘景有着很深的友谊。沈约去世后，在一首悼念老友的诗作中，陶弘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彷徨和无奈：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
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三
大自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世间也没有完全重合的两则故事。明朝初叶的刘伯温和陶弘景一样，有过出仕做官的经历，并先后两次选择辞官山居，意欲躲避乱世，归老林泉，独善其身。讵料事与愿违，落了个与陶弘景截然不同的悲惨结局。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其曾祖父刘濠在南宋末做过翰林掌书。刘伯温天资聪慧，从小由父亲启蒙识字，12岁考中秀才，被人们称为“神童”。元泰定元年（1324年），14岁的刘伯温入府学读书。泰定四年（1327年），十七岁的刘伯温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大受郑复初赏识，曾对刘伯温的父亲刘说：“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
作为元王朝的子民，刘伯温和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怀揣着“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信念，经过科考步入了仕途。史称：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
高安丞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但刘伯温能戴上这顶帽子也不容易。元统三年（1333年），刘伯温便考中了进士，三年之后，元朝廷才任命他担任这个小官。刘伯温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清廉为官，正直为人，虽然获得了人们的赞誉，却开罪了地方豪绅。幸亏上司呵护，才得以辞官返乡。
至正三年（1343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他在这一职位上仅干了一年，后因检举监察御史失职，受到朝中官员责难，只好请求辞职。
大约从这时起到至正六年（1346年），刘基在丹徒一方面教学授徒，一方面潜心学问，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奇门术数，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和他相处的文人名士对他十分钦佩，认为他有诸葛孔明之才。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明史·刘基列传》）
直到此时，赋闲在家的刘伯温对行将就木的元王朝依旧心存幻想。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王朝已然风雨飘摇，南方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朝廷被迫围剿招安并用，却依旧疲于奔命。于是，想到了起用赋闲乡居的刘伯温。很快，人在家乡青田的刘伯温收到朝廷的一纸公文，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辅佐当地官员平定浙东一带以方国珍为首的盗贼。刘伯温到任后，立即提出相应的建言对策。但元左丞帖里帖木儿却一心想要招安方国珍，刘伯温坚持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而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过来谴责刘伯温擅作威福。朝廷如此是非颠倒腐败昏聩，令刘伯温彻底绝望，遂于一怒之下辞官隐居，避祸于浙江青田老家，并在此期间写下了着名的《郁离子》一书。
刘伯温这次愤而辞官归隐，既有与当政者政见不同的因素，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远见卓识。在元王朝和各地义军征战正酣胜负尚且未见分晓之际，书生本色的刘伯温能够高举远遁，离开元朝政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看出腐朽的元王朝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所以才断然与之切割，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言而喻，刘伯温的这次抉择，使得他侥幸未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进而将自己的有用之身聪明智慧，投入到建立朱明王朝之中。
四
至正二十年（1360年）即元朝灭亡前10年，雄心万丈求贤若渴的朱元璋攻下浙江金华、平定苍括后，闻悉刘伯温、宋濂的大名，遂使人前去重金礼聘。刘伯温起初并未应聘，经朱元璋属下总制孙炎再次修书恳切相邀，方才答应出山。
刘伯温应邀来到应天（今南京）后，针对当时天下群雄并起、而元朝尚在进行垂死挣扎的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议对策，史称“陈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所采纳。此后，刘伯温不断以谋臣身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迭有建树。一方面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消灭了强大的竞争对手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另方面建议朱元璋既要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谋求自立，又要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刘伯温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此后大军北伐节节胜利，“略如基谋”。
在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中，刘伯温与朱元璋君臣相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元璋公开称刘伯温为辅佐他的张良张子房：
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同上书）
在世人看来，一介布衣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群雄逐鹿中逐个歼灭诸多竞争对手，北伐中原，推翻元朝，底定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刘伯温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人们便经常将他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秦汉时期的张良、萧何等人相提并论，提出了“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甚至认为，刘伯温的才干智慧功业远超张良、萧何、诸葛亮等人：论成就，刘伯温远在诸葛亮之上；论军事才能，刘伯温远超萧何，助力朱元璋拿下大元天下；论治国才能，刘伯温更强于张良，一举定下大明帝国后世两百年的盛世格局。如此溢美之词，固然说明了刘伯温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但实际上，刘伯温在朱元璋麾下的地位官职，却远没有张良、萧何、诸葛亮显赫。张良是汉高祖刘邦身边的第一谋臣，西汉王朝建立伊始，刘邦分封功臣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大功臣张良，要他“自择齐三万户”，因为张良坚持不肯要，最后才如其所请，封为留侯；萧何、诸葛亮更不待说，都是实权在握的当朝丞相；而刘伯温虽是朱元璋称帝前言听计从的重要谋臣，但官职并不高，只是个太史令。明王朝建立后，担任御史大夫兼太史令，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大封功臣，授刘伯温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较诸对众多开国功臣的封赏，居功至伟的刘伯温实在显得有些寒碜。
五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对刘伯温信任有加，可以由以下几件事看出来：
一是修改税量，参考宋代的制度每亩加征五合，唯有青田不加税。朱元璋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
二是追赠刘伯温的祖父和父亲皆为永嘉郡公，这无疑是莫大的恩典。朱元璋还几次“欲进基爵”，因刘基“固辞不受”而作罢。
三是朱元璋曾打算免去重臣李善长的丞相之职，改让刘伯温做丞相。小心谨慎的刘伯温坚辞不就，并一再进言说李善长是国家勋旧，善于调和文臣武将。朱元璋为刘基鸣不平说：“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何要再三为他说好话呢？我一定要让你担任丞相。”刘伯温则婉言劝说道：“更换丞相，好比更换柱子，应当用大木来代替。如果使用一根小木头顶替，大厦就会面临倾塌的危险。”因为刘伯温坚决不肯做丞相，太祖才退而求其次，罢免李善长后改任杨宪为相；接着又罢黜杨宪，改任汪广洋为相；随后又罢黜汪广洋，改任胡惟庸为相。朱元璋曾先后就几个丞相候用人选征求刘伯温意见，刘伯温表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均不是合适人选，这一预言均不幸而言中。
历史屡屡证明，只有能够在名利权位面前把持得住不动心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高人。刘伯温显然就是明初开国功臣中罕见的淡泊名利的高人。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做丞相，而是在功名利禄面前，不像别人那样趋之若鹜，而是避之犹恐不及，辞爵位、辞相位的举止，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
刘伯温坚决推辞相位，首先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自知之明。《明史·刘基列传》称：“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寥寥八字，已然道出了智者刘伯温的性格特点和致命弱点，与春秋时期齐国名臣鲍叔牙“善善恶恶”的性格特点和缺陷约略相同。具有这一性格特点和弱点的刘伯温长期深得太祖朱元璋信任，执掌都察院，督察文武百官，自然少不了得罪人，招致同僚猜忌，甚至成为他们非议攻讦的目标。
其次，还在于刘伯温深知太祖朱元璋刚愎雄猜的秉性特质，对朱皇帝难以言传的过河拆桥的阴暗心理洞若观火。他心里明白，朱元璋一再想让他担当大任，既有大才大用的念想在，也有权力制衡的用意在。自己一再推辞，很难使朱元璋不心生疑窦。作为朱皇帝手中的一个玩偶，出任丞相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风险更大变数更多。
于是他决心主动辞官，退出朝廷这个是非肮脏之地，以求安度余年，独善其身。刘伯温以体弱多病为由再三恳请，朱皇帝欣然允准，洪武四年（1371年）春天，“诚意伯刘基致仕”。这年刘伯温刚刚60岁。
六
获准辞官归隐后，刘伯温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遂写了一首诗作《辞官自遣》抒发其心志：
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
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
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
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仔细品味这首诗作，不难体味出刘伯温心中是何等的五味杂陈。
刘伯温梦醒辞官后，回到老家青田，隐姓埋名，绝口不谈政事，言行举止格外注意，没有说过任何居功自傲藐视法度的话，没有做过任何违反朝廷制度的事情：
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明史·刘基列传》）
刘伯温退休后的言行举止，在明初国家重臣当中，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堪称人臣楷模。但即便是如此谨言慎行，还是没能躲过杀身之祸。
《明史》将刘伯温含冤而死的账，一股脑地记在了权奸胡惟庸身上。刘伯温老家有个地方与福建接壤的叫谈洋，盐盗、逃兵交相为患，百姓苦不堪言,地方官却为逃避责任而故意隐瞒真相，不予呈报。赋闲在家的刘伯温获悉后,当即让其子刘琏据实呈报洪武皇帝，而越过了中书省，由此引起以左丞掌中书省事的政坛宿敌胡惟庸的不满。胡唆使他人举报刘伯温心怀叵测，想在风水胜地谈洋建自家墓地，而和当地百姓发生纠纷，“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朱元璋随即以此为由，下令停发了刘伯温的俸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没过多久，倍受皇帝宠信的胡惟庸正式拜相，刘伯温则忧愤疾作。
洪武八年（1375）春天，刘伯温在京病重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是年五月，抱病还乡的刘伯温死于青田，享年65岁。后胡惟庸案发，“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明史》的说辞虽然煞有介事，可信度却不高。刘伯温的功业、名望、影响力和在太祖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足以令胡惟庸不敢贸然加害于他。如果没有朱皇帝的暗中唆使或默许，胡惟庸尽管身居相位，也绝不敢肆意妄为。刘伯温之死，显然与主子朱元璋始终对他放心不下，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七
陶弘景和刘伯温同样名满天下智慧超群，同样绝不留恋仕途选择归隐矢志终老林泉，却走上了两条全然不同的归途。究其主要原因，不能不承认，决定权操在左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主子手上。
陶弘景和梁武帝萧衍很早便相识相知，在萧衍取代南齐建立南梁帝国后，延请在10多年前即已辞官归隐的道士陶弘景重新出山辅佐朝政，自是出于至诚。当陶弘景表明决意终老林泉的心迹后，老友萧衍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没有强人所难。陶弘景也没有因为自己醉心于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与朝廷政治完全隔绝，相反，却以在野之身自觉关注政事，经常为梁武帝出谋划策，故而才有了“山中宰相”的绰号。由于萧衍深知陶弘景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不会对他的南梁王朝构成任何威胁，而对陶弘景绝对信任绝对放心，所以尽管他们一个是佛教信徒，一个是道教宗师，却让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而使陶弘景得遂所愿，风风光光地走完了其人生全程。倘若陶弘景所面对的不是梁武帝萧衍，他的余生或许就会完全不同。
元末天下大乱之际，一度在元朝官场上待过又辞官隐居的刘伯温被朱元璋延请入幕出谋划策，并将其比作秦汉之际辅佐刘邦争夺天下的谋士张良。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朱皇帝对刘伯温更为倚重，想让他取代李善长担任宰相，做他的左膀右臂，刘伯温却一再推辞。此举极容易使朱元璋心生疑窦，君臣之间由此产生隔阂，警惕猜忌随之而来。在雄才大略又刚愎雄猜的朱皇帝眼里，任何旷世大才都必须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和敌人。于是朱皇帝便一再给刘伯温出难题，逼其上套。看透了朱皇帝心机的刘伯温既然不想置身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便只有“两害相衡取其轻”，一再乞求朱元璋恩准其归养而独善其身。朱皇帝虽然允准刘伯温辞官归隐，却没有轻易打消对他的戒心,既然刘伯温的旷世大才不肯为朝廷所用，那么，在朱元璋心中，归隐山居的他便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一桩挥之不去的心病。故而，饶是刘伯温足智多谋，韬光养晦，仍然避免不了成为宫廷政治权力角逐的牺牲品。《明史》主笔张廷玉秉承为尊者讳的宗旨，把刘伯温的死因推到奸臣胡惟庸身上。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刘伯温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权奸胡惟庸的中伤，不如说是死于圣君朱元璋的冷漠；与其说是死于自个鞍前马后为其奉献了一生的朱皇帝的阴暗心理，不如说是死于自己的旷世才华。
世界太大，人间太大，总有许多事说也说不清楚，糊里又糊涂。信奉“君行令、陈行意”的智者范蠡见好就收，携西子泛舟五湖经商致富，风流潇洒尽享人生；性情恬淡的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安然淡出名利场，活到了自然死；南朝道士陶弘景竟然“熊掌与鱼”二者得兼，优哉游哉地做起了“山中宰相”；而清醒地意识到“为吏为官皆是梦”的智者刘伯温逆来顺受要求最低，一门心思“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住几年”，却动辄得咎，含冤而死。读书读史读诗文至此，于扼腕长叹之余，无法不深长思之：决定人之生死祸福的，究竟是什么！
纵看过去，横看过来，陶弘景和刘伯温的不同结局似乎说明了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书生从政归隐，结局好歹，不在于自个才干大小功业多少智商高低，甚至也不取决于自己如何抉择，而取决于遇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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